在抗戰中黃埔將領指揮的著名戰役
黃埔軍校出身的黃埔軍人，是一個具有較高軍事素養的群體，他們經過軍校的正規學科、術科軍事學習和訓練，尤其是一系列軍事斗爭考驗和長期戰爭的錘煉，早期同學到抗日戰爭時期已經成長為中國軍隊指揮系統的基干力量。國共兩軍中黃埔出身的團職以上軍事指揮官約有3000多人，其中有300多名黃埔師生擔任師長以上職務（1925年初至1929年5月，本校第1～6期畢業11635人，5個分校畢業約3400余人，各種訓練班約5000余人，合計約2萬余人），他們指揮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抗日之師，參與指揮了絕大多數會戰和戰役。
還有此階段（1929年9月至1945年4月）從黃埔軍校走出的大批畢業生，他們擔任旅、團、營、連、排的中下級軍官（本校第7至19期畢業27200人、9個分校畢業約15萬人，各種訓練班約4萬人，合計約22萬人）。他們走出校門，即上戰場。到抗戰后期，可以說在中國軍隊各個團級單位中幾乎都有黃埔軍校畢業生，尤其是在正面戰場，黃埔出身的團級指揮員占據了整個指揮系統的大半壁江山，并且指揮了整個抗戰的絕大多數惡仗、硬仗、勝仗。
黃埔軍人參與指揮的對日作戰，比較突出地集中在以下18次大戰役、大會戰和大區域軍事作戰行動中。
（一）“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2年1月28日，恣意挑起事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租界。擔負滬寧地區衛戍任務的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在蔣光鼐、蔡廷鍇率領下，就地奮起抵抗，擊退敵人的多次進攻。次日，第19路軍通電全國，堅決抗日，誓死保衛國土。南京黃埔軍校官生積極響應，發起聲勢浩大的聲援游行等活動。
此時，第87師第261旅旅長宋希濂（黃埔1期）率部駐扎南京。戰爭爆發次日下午，宋希濂跑到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的辦公室，代表全旅官兵請戰。面對昔日的黃埔軍校原戰術總教官，宋希濂反復陳述官兵的抗日請求，但被何應欽以破壞中央政策為由，斷然拒絕。當晚11時，南京鼓樓斗雞閘1號的何應欽住宅，闖進了一輛軍用大卡車，宋希濂帶領全旅30多名營以上軍官再次請愿，這些軍官大多數為黃埔畢業生。他們的抗日要求一再被拒后，大家的情緒難以控制，紛紛質問何應欽，態度激昂。雙方僵持到深夜1時，何應欽表示：“視情況的發展，如有必要，立刻派你們這個旅開往上海參戰。”以一線官兵的身份，闖入國民政府要員的家中據理力爭，在當時，恐怕只有黃埔學生才有這樣的勇氣，也只有他們才敢于這樣做。10多天后，宋希濂部如愿奉命開赴上海，全旅官兵一片歡呼。隨后，宋希濂率部在上海痛擊日軍。戰后，宋希濂因軍功升為第36師師長。
2月14日，國民政府軍令部特別任命請纓抗日的黃埔軍校教育長張治中任第5軍軍長兼第87師師長及左翼指揮官。15日，張治中率所部第87、第88師（師長孫元良，黃埔1期）、南京黃埔軍校教導總隊（總隊長唐光霽，代隊長鐘學棟，隊副朱宗海、楊政民）、獨立炮兵第1團山炮營到滬增援，歸第19路軍統一指揮。16日，第5軍接替第10路軍從上海江灣北端經廟行至吳淞西端的防線，先后發起廟行、瀏河、葛隆鎮等戰斗。第19路軍為右翼軍，擔負江灣、大場以南及上海市區的防御。在馳援第19路軍的張治中第5軍這支唯一援軍中，主要軍事將領大多出自黃埔軍校。
黃埔將領一時云集上海，此地變成了黃埔師生與日寇廝殺的血海戰場。一大批出自黃埔軍校的官生加入此役，在軍中擔任重要職務。僅黃埔1期畢業生就有20余人，著名將領有：第5軍第87師副師長王敬久、第88師師長孫元良、第87師第259旅副旅長李杲、第259旅司令部參謀主任鐘彬、第259旅第517團團長張世希、第259旅第518團團長石祖德、第87師第261旅旅長宋希濂、第87師第261旅副旅長劉保定、第87師獨立旅旅長伍誠仁、第87師獨立旅第2團團長傅正模、第5軍第88師師長俞濟時、第88師副師長李延年、第88師司令部參謀長宣鐵吾、第88師第262旅旅長楊步飛、第262旅司令部參謀主任蕭冀勉、第262旅第523團團長馮圣法、第264旅副旅長兼第528團團長黃梅興等。他們成為最早參加抗戰的一批黃埔指揮官。
張治中率第5軍、軍校教導總隊與第19路軍蔣光鼐、蔡廷鍇所部第60師、第6l師、第78師并肩作戰，打得日軍五易主帥，傷亡達1萬之眾。
此役至3月3日結束，當天，旅滬黃埔同學段遠謀、戴輝中、陳勛、秦紹恬、陳世昌、汪大鵬等252人致電蔣介石、汪精衛等，對戰役中的增援不力和中央政府的對日縱容態度表示不滿，電曰：“在滬抗日之軍昨忽全部撤退，考其撤退原因，則為中央日言增援，而按兵不動。消息傳來，群情激憤。”“乃十九路軍抗戰經月，公等始終不予充分之應援，即請纓殺敵之軍隊，政府亦不予征調”，“必欲使此大好河山淪于異族”，“而古來權奸民賊之末路，公等恐亦終無所逃也。”
此役是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軍隊首次對日本侵略軍的沉重一擊，是中國軍隊打響正面抗擊日軍的第一槍，顯示了中國最高當局對日政策之改變以及對尋釁日軍堅決抗擊之決心。此役，中國軍隊斃傷日軍3091人。第19路軍和第5軍傷亡、失蹤共計15173人（官佐883人）。以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第5軍等為代表的愛國官兵與上海民眾同仇敵愾，奮勇抵抗，迫使日軍在30多天的攻勢中屢戰屢敗，是全國抗戰的一首悲壯序曲。
戰后，張治中返回南京黃埔本校，仍任校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長，他與會必講淞滬抗戰犧牲精神，對黃埔學生影響巨大。1933年2月13日，軍校召集臨時校務會議，決定為前線抗擊日軍侵略募捐訂購飛機。至9月止，共得捐款82000余元，用于購買飛機1架，命名為“黃埔第一號”。11月2日上午9時，軍校捐款購買的“黃埔第一號”飛機在南京舉行命名典禮大會并起飛，開赴抗日戰場。
（二）長城抗戰
又稱古北口之役、喜峰口之役，是1933年春發生在北平附近長城各口，包括董家口、冷口、界嶺口、古北口、喜峰口、羅文峪諸要隘在內的戰線長達150余公里，時間長達近3個月的一次重大戰役。此役中的軍事指揮官多畢業于黃埔軍校，團以上指揮官有10余人，主要有：第2師師長黃杰（黃埔1期），第25師師長關麟徵（黃埔1期），第83師師長劉戡（黃埔1期），第2師副師長惠東升（黃埔1期區隊長），第25師副師長兼第73旅旅長杜聿明（黃埔1期），第4旅旅長鄭洞國（黃埔1期），第6旅旅長羅奇（黃埔1期），第73旅旅長梁愷（黃埔1期），第75旅旅長張耀明（黃埔1期），還有在古北口血戰中負傷的第25師第145團團長戴安瀾（黃埔3期）等。
1933年3月4日，日軍以8萬兵力向長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處進攻，企圖突破長城防線，進一步向華北擴大侵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黃埔軍校原戰術總教官）指揮中國軍隊20余萬人，依托長城阻止日軍進關。由黃埔畢業學生黃杰、關麟徵、劉戡等分別統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師、第25師和第83師北上增援，從本年春開始發起了長城抗戰。
日軍總攻長城各口，平津危急。先頭部隊第25師師長關麟徵率部于3月9日抵達古北口，以簡陋武器抗擊強敵，據險死守長城南天門一線。古北口一役之慘烈，被認為是抗戰初期“激戰中之激戰”，開戰時是關麟徵的第25師在第一線，被打殘了；黃杰的第2師頂了上去，換下第25師；第2師被打殘了，劉戡的第83師又頂了上去，換下了第2師。師長關麟徵、黃杰、劉戡都畢業于黃埔1期，這3個師的軍官大多數也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在爭奪古北口關口時，關麟徵中彈負重傷，仍堅持指揮戰斗。關麟徵師激戰3晝夜，全師傷亡4000余人，第73旅旅長梁愷負傷，第25師第149團團長王潤波（黃埔3期）犧牲。中國軍隊予日軍以重創，此后一個多月時間，日軍未敢輕于冒進。
此役從1933年3月5日開始至5月25日結束，歷時80余天。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軍隊在華北所進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役，是在“七七事變”全民族抗戰前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也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遇到的最頑強的抵抗。據日本參謀部統計：入侵長城一線作戰，連同熱河作戰在內共死傷日軍2400余人。其中關內作戰死163人，傷838人。就南京政府來說，長城抗戰與“九一八事變”時完全不抵抗的政策相比較，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應當給與充分肯定。此役中，廣大愛國官兵尤其是黃埔師生表現出了極為高漲的愛國熱情，奮勇殺敵，這是自北伐戰爭以來所僅見的。中國軍隊在喜峰口、鐵門關、潘家口、羅文峪、古北口、懷柔等地的保衛戰，都表現出了抵御外侮、視死如歸的黃埔精神和民族氣概，給驕橫一時的日軍以沉重的打擊。中國軍隊也作出了重大犧牲，據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這5個軍的統計，傷亡達18325人。中國軍隊在古北口與日軍對峙兩個多月，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防御戰，是整個長城抗戰中時間最長、戰事最酷烈、對時局影響最大的一次戰役。時有報紙評論：“古北口之戰是黃埔軍魂再現，是中華民族一曲氣壯山河的英雄頌歌。”
（三）“八·一三”淞滬會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軍民奮起反抗，開始了全面抗戰時期。日軍企圖速戰速決，中國政府則采取持久消耗戰略。這場持久戰，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條件下進行的，在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略目標下形成正面與敵后兩個戰場，各自獨立而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其主次關系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而變化。在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斗爭中，都發揮了自身的作用，功不可沒。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莊嚴宣布：盧溝橋事變為最后關頭，中國將堅持最低限度立場。在從7月至1938年10月的戰略防御階段，國民黨軍的正面戰場先后進行了淞滬、忻口、徐州和武漢4次大規模的戰略性防御戰役，眾多黃埔師生參加了這些戰役。作為此階段中國抗戰的主戰場，對粉碎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迫使日軍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御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日軍自1932年恣意挑起“一·二八”淞滬事變后，再次在上海向中國守軍挑起戰端是1937年8月13日，先后投入兵力30余萬人，妄圖3天占領上海。中國軍隊前后參戰的部隊約有近70個師，給日軍以嚴重打擊，從此揭開了中國全面持久抗戰的序幕。
黃埔軍校師生在此役中再次首當其沖，參戰部隊的各級指揮官多系黃埔師生。著名將領有：蔣介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黃埔軍校校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兼任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黃埔軍事教官）任第3戰區副司令長官，前敵總指揮陳誠（黃埔1期教官）任左翼軍總司令，第9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黃埔軍校原教育長）任中央軍總司令。僅黃埔第1期畢業生就有20余人率所部參加此役：第1軍軍長胡宗南，第2軍軍長兼第9師師長李延年，第8軍軍長兼稅警總團團長黃杰，第54軍軍長霍撰彰，第71軍軍長兼第87師師長王敬久，第72軍軍長兼第88師師長孫元良，第74軍軍長兼第58師師長俞濟時，第78軍軍長兼第36師師長宋希濂；第1師師長李鐵軍，第3師師長李玉堂，第11師師長彭善，第14師師長陳烈，第60師師長陳沛，第61師長楊步飛，第67師師長李樹森，第78師師長李文，第88師師長孫元良，第98師師長夏楚鐘；第58師副師長馮圣法，第67師副師長黃維；黃埔軍校教導總隊長桂永清；陸軍裝甲兵團團長杜聿明等。
在這幾個月的慘烈戰斗中，還有第28軍炮兵第2旅旅長蔡忠笏（黃埔軍事教官），第71軍獨20旅旅長戰中晉升第61師師長的鐘松（黃埔2期），第106旅（旅長陳瑞河，黃埔2期時用名陳榮光），上海保安總團團長吉章簡（黃埔2期），炮兵團長孫生之（黃埔2期），武漢行營少將高參宋瑞柯（黃埔3期），第88師參謀長陳素農（黃埔3期），第364旅旅長廖齡奇（黃埔4期），第26師師長劉雨卿（黃埔高教班3期），第76師師長王凌云（黃埔高教班3期），第36師參謀長向賢矩（黃埔高教班5期），第524團副團長謝晉元（黃埔4期），第216團團長胡家驥（黃埔5期），炮兵團長彭孟揖（黃埔5期）等共60多位團級以上黃埔軍校師生直接參加了指揮作戰。還有眾多黃埔軍校出身的營長、連長、排長，他們大多數是第6至11期畢業不久的學生。
尤其是第36師、第87師、第88師，從排、連、營、團到旅、師各級幾乎全部以黃埔畢業生為骨干軍官，全部配屬德式裝備，是當時中國最精良的部隊，被稱為模范教導師。這3個師在上海與日軍血戰3晝夜，打出了黃埔軍人的威風。
8月13日下午，第88師（師長孫元良）第262旅與日軍在八字橋激戰，拉開了淞滬會戰的帷幕。3天激戰下來，戰局走勢與最初的預想差距很大。日軍在上海租界秘密修建了堅固的軍事據點，同時配有強大的海軍、空軍火力支持，中國軍隊預先設計的迅速穿插、分割包圍的突擊戰未能實現，戰斗演變成了慘烈的攻堅戰。
第78軍軍長兼第36師師長宋希濂（黃埔1期）親率第106旅（旅長陳瑞河，黃埔2期）為突擊部隊，沿天寶路向日軍發起猛烈進攻。由于缺乏攻堅炮火，第36師官兵只能逐步接近日軍的火力點，以手榴彈爆破，傷亡極大。開戰不久，陳瑞河旅長身負重傷。第36師依然一路攻擊前行，目標是日軍的重要據點——匯山碼頭。擔任主攻匯山碼頭的是第216團（團長胡家驥，黃埔5期），任務是將匯山碼頭的守衛日軍趕進黃浦江，并占領陣地，阻止敵增援部隊登陸。胡家驥以悍勇揚名，每戰必身先士卒，宋希濂常把他喊過來訓導：“你現在是團長，不是排長。團長就應該待在團長的指揮位置上！”胡家驥總是笑著說：“一時手癢，下次一定改正。”身先士卒，是抗戰時期一線黃埔軍官的普遍戰斗作風。這一次，胡家驥再一次沖在隊伍的最前面。兩名護衛先后犧牲，胡家驥也留下了5處傷口，依然率部沖過唐山路、東熙華德路、百老匯路，直逼匯山碼頭。
陸軍裝甲兵團團長杜聿明（黃埔1期）率領的裝甲戰車也前來助戰，猛烈阻擊軍艦上的日軍登陸。
黃埔將領都親臨前線指揮，因此傷亡極重。
空戰中也不乏黃埔軍人的身影。8月14日，中國空軍15分鐘的空戰，瞬間擊落日機6架，重創日軍第3艦隊旗艦“出云號”，使其失去應戰能力。而中國空軍自身無一傷亡，日本王牌航空隊大隊長石井大佐羞愧難當，當晚剖腹自殺。此役中，中國空軍首位擊落敵機的飛行員是第5大隊、黃埔第9期畢業生劉粹剛。他是遼寧昌圖人，1932年在黃埔軍校還未畢業時考入中央航空學校第2期，淞滬會戰爆發后奉命參戰，創造了單機擊落11架敵機的記錄，被稱為中國空軍的“紅武士”。劉粹剛在兩個月后執行飛行任務時夜間迫降，人機俱焚而殉國。空戰對手、日本王牌飛行員加藤建夫稱劉粹剛是“趙云般的勇士”。黃埔軍校第8期畢業生李桂丹，在此役空戰中也取得了擊落8架敵機的戰績。黃埔空中英雄與戰友們攜手抗敵，在此役中共擊落日機47架，炸沉日巡洋艦1艘。
10月26日，大場陣地失陷，上海市區內已無法據守，中國50萬軍隊全線西撤。第88師師長孫元良（黃埔1期）將“死守上海最后陣地”的命令，親手交給本師第262旅第524團副團長謝晉元（黃埔4期）。謝晉元率一營官兵410余人擔任掩護任務，在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堅守，掩護主力部隊后撤。對外虛稱800人，以壯大視聽。謝晉元帶領著這一營孤軍堅守四行倉庫，連續4晝夜擊退日軍6次進攻，于31日撤出四行倉庫，退入公共租界，演繹了“四行八百壯士”的抗戰經典。
11月12日，淞滬會戰失利，上海淪陷。此役是中日戰爭中第一次規模最大、具有決戰性質的戰略性戰役。歷時3個多月，日軍投入8個師團和6個旅30萬余人，傷亡約7萬人；中國軍隊投入75個師和9個旅70余萬人，傷亡約25萬人。中國軍隊鏖戰上海百日，廣大官兵以劣勢裝備，浴血奮戰，重創日軍，迫使其作戰由北向南改為由東向西進犯，從日本國內和中國華北及臺灣4次抽調兵力增援上海，粉碎了其妄圖速戰速勝、3個月吞并中國的迷夢。
（四）平型關大捷及八路軍、新四軍初期抗戰
抗日戰爭中，國共第二次合作，兩黨黃埔軍校同學再次并肩作戰，抗御外侮。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會議后，中共中央軍委改組，擔任重要軍事職務的著名黃埔將領有：周恩來（黃埔軍校政治部原主任）任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黃埔軍校原教授部副主任）、林彪（黃埔4期）、徐向前（黃埔1期）任軍委委員。8月22日，國民政府軍委會宣布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發布命令，委任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1日改為第18集團軍）命令，成立八路軍總指揮部。任命朱德為總指揮（9月11日改稱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指揮（9月11日改稱副總司令），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黃埔1期）。八路軍總部成立后，隨即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左權與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一起，到山西太行山地區開辟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
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營、團職以上干部中，約有60余人出自黃埔軍校。
八路軍下轄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每師轄2旅，每旅轄2團，每師定員1.5萬人。全軍共4.6萬人。3個師的師、旅級黃埔著名將領有：林彪（第115師師長，黃埔4期）、聶榮臻（第115師副師長，黃埔軍校政治部原秘書兼政治教官）、周士第（第120師參謀長，黃埔1期）、張宗遜（第120師第358旅旅長，黃埔5期）、陳伯鈞（第359旅旅長，黃埔6期）、徐向前（第129師副師長，黃埔1期）、倪志亮（第129師參謀長，黃埔4期）、陳賡（第129師第386旅旅長，黃埔1期）等。
時在延安軍委總參謀部工作的黃埔軍校畢業生還有：第1局局長郭天民（黃埔6期）、第2局局長曾希圣（黃埔4期）。1939年，郭天民先后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第2分區司令員、冀察軍區司令員，鞏固和發展了冀察抗日根據地。曾希圣1940年秋到新四軍，任新四軍渡江指揮部指揮長、新四軍第7師兼第19旅政委，一直堅持該地區的軍事斗爭。譚希林（黃埔5期）任陜甘寧保安司令部參謀長，1940年任新四軍第2師第6旅旅長兼政委、第7師師長等職，開辟了江北、路東根據地，并堅持了該地區的游擊戰爭。陶鑄（黃埔5期）在1937年赴鄂中地區進行抗戰宣傳，組織抗日武裝，參與開辟鄂中游擊區，后到延安軍委總政治部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對部隊建設和抗日宣傳有突出貢獻。
在國民黨軍隊于正面戰場奮勇抵抗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裝，挺進敵后，廣泛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逐步開辟了廣大的敵后戰場。
1937年9月24日晚，晉北平型關一帶大雨滂沱。八路軍第115師官兵單衣薄褲，冒著大雨，長途行進在濕滑的山道，進入伏擊陣地后，安靜地潛伏在泥濘的山間。次日上午，第115師官兵在師長林彪和副師長聶榮臻指揮下，全殲日軍板垣第5師團第21旅1個大隊和后勤人員1000余人，切斷了平型關后方日軍的補給線路。這是抗戰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斗志，抗戰熱情空前高漲。平型關大捷前后，八路軍在山西雁門關、代縣陽明堡機場等地廣泛配合晉綏軍作戰。在山西戰場僅兩個月時間內，八路軍就與國民黨軍隊協同作戰100余次，減輕了國民黨軍正面戰場的壓力。在平型關之戰中立下奇功的林彪師長，不久因赴蘇聯療養槍傷，從此在抗日戰場上缺席。
11月，聶榮臻率八路軍第115師進駐山西五臺山，創建了敵后第一個抗日根據地——晉察翼抗日根據地。12月，第120師參謀長周士第（黃埔1期）隨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創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周士第先后擔任晉綏區參謀長、副司令員，僅1941年到1942年間，率部粉碎日軍大小掃蕩30余次。第120師第358旅旅長張宗遜（黃埔5期），1938年11月，率部在五臺山滑石片地區殲滅日軍一個大隊，配合晉察冀軍民粉碎了日軍對五臺山抗日根據地的進攻。12月，周士第隨賀龍、關向應率部推進到冀中，參與指揮部隊粉碎了日軍的多次掃蕩。該旅第716團團長宋時輪（黃埔5期）帶領部隊開辟雁北抗日根據地，任雁北支隊支隊長兼政委，1938年任八路軍第4縱隊司令員，與鄧華一起率部挺進冀東創建根據地。1938年冬，聶榮臻指揮了黃土嶺戰斗，擊斃日軍“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中將。
堅持南方游擊戰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后，軍長為葉挺、副軍長項英（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黃埔4期）、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文書、中共黨委書記）。項英重視部隊的教育訓練和干部的隊伍建設，努力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對新四軍的部隊建設和抗日根據地建設有重要貢獻。陳毅堅決執行中央獨立自主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開辟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指揮了著名的黃橋之戰，與八路軍南下部隊會師，奠定了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基礎，打開了華中抗戰的局面。袁國平長于宣傳鼓動，重視思想教育，能及時總結經驗，提出政治工作任務，為堅持大江南北的敵后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正是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新四軍在抗日烽火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漸發展成為華中地區堅持敵后抗戰的主力軍。
（五）忻口會戰
又稱忻口、太原會戰，是平津失陷和淞滬會戰開始之后中國軍隊組織的一次以保衛太原為目的的大會戰。1937年7月12日，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此時的李默庵（黃埔1期）正在廬山集訓。講話結束后，蔣介石當場宣布任命李默庵為第14軍軍長，與其他幾位同時任命的將領即日起程，北上抗日。整個會場掌聲雷動。會后，蔣介石特別邀請李默庵、劉戡兩位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的將領共進午餐，囑咐他們多加珍重。下午，李默庵、劉戡二人整裝北上，奔赴抗日前線。李默庵的第14軍奉命馳援山西忻口，擔負起保衛山西的重任。
10月初的北方戰場，日本大本營下令進攻太原。日軍以板垣征四郎及鈴本重康等5個師團的7萬精銳兵力，分三路沿正太、同蒲線向山西進軍，夾擊太原，并迅速突破了晉綏軍的防線。李默庵奉命率第14軍馳援太原，任山西防線的左翼指揮官。第二戰區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指揮李默庵軍的彭杰如師、劉戡師、陳鐵師和李仙洲師（李、彭、劉、陳、李均系黃埔軍校1期畢業生），以及劉茂恩、王靖國、郝夢齡、陳長捷等部，在忻口地區展開了激戰。
10月11日，忻口戰役打響。日軍集中20多架飛機、50多輛坦克、上百門大炮以及步、騎兵，向中國守軍陣地發動進攻，戰斗打得異常殘酷。黃埔軍校1期畢業生李默庵、王敬久、李仙洲等參加指揮作戰。中路守軍的中央陣地受到日軍的猛攻，陣地反復易手，每一仗打下來雙方都有1000多人戰死。鏖戰20余日，反復爭奪，陣地多次失而復得。中國軍隊以散兵戰壕阻擊日軍坦克。晚年的李默庵曾回憶：“對中國守軍威脅最大的是坦克車，第10師28旅57團的一個連，遭敵坦克攻擊，橫碾該連的臨時戰壕。官兵被碾埋一半，無一退避。”第9軍軍長郝夢齡、第54師師長劉家祺、旅長鄭廷珍等殉職，師長李仙洲身負重傷。
在正面戰場作戰的國民黨軍部隊，受到林彪、聶榮臻、徐向前等黃埔將領所率領的八路軍的強力支援。八路軍在敵后雁門關、平型關一帶幾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破壞敵交通線，伏擊敵運輸車輛，搗毀敵機場，有利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李默庵所部的左翼戰場是開闊地區，易攻難守。讓李默庵頭痛的是日軍的飛機，制空權幾乎完全控制在日軍手中，從10月11日投入戰斗至19日的短短9天中，就有2000多人死傷于敵機的狂轟濫炸之下。10月20日上午，李默庵在觀察所觀測前沿陣地戰情，發現日軍只有地面進攻，空中卻沒有了飛機的配合。李默庵正感到納悶，接衛立煌總司令來電：八路軍第769團陳錫聯部于昨晚襲擊敵陽明堡機場，燒毀全部敵機。李默庵在多年后回憶說：“我一生歷戰無數，唯有忻口一戰，不同以往，感受最深的就是，只要是中國人，只有一個敵人。當時真是同仇敵愾啊。這是我從軍幾十年來唯一感受到的最難得的一點。”
忻口戰役歷時21天，是國共兩黨團結合作、在軍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在八路軍的密切配合下，殲敵2萬余人，牽制了日軍沿同蒲路南犯，造成華北戰斗中最有利的戰局。此役雖然創造了殲敵逾萬的抗戰紀錄，但中國軍隊也付出了兩倍于敵傷亡的代價。給這批黃埔系軍官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日軍訓練精良，射擊準確，其戰術法則，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硬碰硬之下難為對手，必須改變戰法，因此，李默庵所部此后留在晉南中條山區，與八路軍一道開始了對敵游擊戰。
1938年武漢失陷后，蔣介石在南岳主持召開了有第3、第9戰區各部隊指揮官參加的“第一次南岳會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茲后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把“策應敵后之游擊隊，加強敵方控制區之擾襲”列入指導方針，明確了將“三分之一的部隊留在敵后作游擊戰”的布置。故而在華北、東南沿海淪陷地區，不僅活躍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更散布著大量游擊化的國民政府正規軍。
1938年春節，李默庵專程到洪洞縣牧馬村八路軍總部拜年，與他的老鄉、黃埔1期同學、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的左權交流游擊戰經驗。李默庵后來被譽為“國軍中的游擊戰干才”，在晉南多次發動對日軍馬車站、運輸隊的擾襲，予敵以重創，由第14軍軍長升任第33軍團軍團長。他指揮的部隊與中共軍隊合作無隙，又收獲了“土嶺大捷”等一系列游擊戰成功戰例。
（六）徐州會戰及臺兒莊大捷
1938年3月10日至10月8日，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黃埔軍校南寧分校總負責人）率部在魯南地區與日軍血戰。在這次會戰中，由黃埔軍人指揮參戰的部隊主要集中在臺兒莊地區和豫東戰場，有40多位軍、師級指揮官是黃埔軍人。
黃埔軍人在臺兒莊戰役中指揮的部隊主要有：第5戰區（副司令長官李品仙，黃埔軍校1分校主任）；第20軍團（軍團長湯恩伯，黃埔教官）；第42軍（軍長馮安邦，黃埔高教班2期）、第52軍（軍長關麟徵，黃埔1期）、第85軍（軍長王仲廉，黃埔1期）、第60軍（參謀長趙錦雯，黃埔官佐）、第92軍（軍長李仙洲兼第21師師長，黃埔1期）；第2師（師長鄭洞國，黃埔1期）、第13軍第4師（師長蔡劍鳴，黃埔3期）、第85軍第4師（師長陳大慶，黃埔1期）、第25師（師長張耀明，黃埔1期）、第31師（師長池峰城，黃埔高教班1期）、第89師（師長張雪中，黃埔1期時用名張達，師參謀長呂公良，黃埔5期）、第93師（師長甘麗初，黃埔1期）、第104師（師長王文彥，黃埔1期）、第110師（師長張軫，黃埔軍校4期戰術總教官）、第180師（師長劉振三，黃埔高教班2期）、第183師（副師長潘朔端，黃埔4期）、第73旅（旅長戴安瀾，黃埔3期）、第89旅（旅長黃鼎新，黃埔3期）、第557團（副團長彭佐熙，黃埔2期）、第12旅（旅長石覺，黃埔3期）、第529團（團長羅芳珪，黃埔4期）、第1085團（團長曾澤生，黃埔3期區隊長）等。還有鄧春華（黃埔1期）、吳瑤（又名吳伯華，黃埔1期）、王隆璣（黃埔3期）、吳超（黃埔3期）、張忠中（黃埔4期）、杜鼎（黃埔5期）等參加了此役。
臺兒莊戰役異常激烈。日軍憑借炮火優勢，攻入臺兒莊城內。雙方展開了巷戰、肉搏戰，臺兒莊城內槍林彈雨，血流成河。3月27日，在戰事趨向激烈的時刻，蔣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陪同下，到臺兒莊南車站會見守衛臺兒莊的第31師師長池峰城，給予勉勵。池峰城堅決表示：“我師絕對戰斗到底，與陣地共存亡，以報國家，以報校長知遇之恩。”并立即組織敢死隊，準備奪回陣地。在此之前，攻城的一個營戰士全部犧牲，再上一個145人的連，只剩下18人活著回來。報名參加敢死隊的戰士們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依然踴躍報名。池峰城宣布：“敢死隊每人賞大洋30塊。”報名的戰士當即表示：“要錢干什么？我們打仗是為了不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作日本人的奴隸，是要爭取民族的生存。”陣地終于奪了回來，但57名敢死隊員只剩下11人活著回來。此時，黃埔軍人關麟徵的第52軍和王仲廉的第85軍在外線正向棗莊、嶧縣日軍側背發起猛烈攻擊。此役激戰4天，中國軍隊重創日軍瀨谷支隊、坂本支隊，其余日軍殘部向嶧城、棗莊撤退。
臺兒莊戰役從1938年3月16日開始至4月15日結束，因此役異常慘烈又稱“血戰臺兒莊”，因作戰地域又稱“魯南會戰”，因中國軍隊取得了空前大勝利又稱“臺兒莊大捷”。在歷時1個月的激戰中，中國軍隊參戰約29萬人，日軍參戰約5萬人。中方傷亡約5萬人，日軍傷亡約2萬人（日軍自報傷亡11984人）。此役殲滅了日軍大量有生力量，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堅定了中國全國軍民堅持抗戰的信心，改變了國際視聽。這次大捷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以來，繼長城會戰、平型關大捷等役后，中國人民取得的又一次勝利，是抗日戰爭以來取得的最大勝利，也是徐州會戰中中國軍隊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周恩來高度評價說：“這次戰役，雖然在一個地方，但它的意義卻在影響戰斗全局、影響全國、影響敵人、影響世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寫道：“每個月打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臺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
豫東戰役是徐州會戰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黃埔軍人在此役中指揮的部隊主要有：第17軍團（軍團長胡宗南兼第1軍軍長，黃埔1期）、第8軍（軍長黃杰，黃埔1期）、第27軍（軍長桂永清，黃埔1期）、第71軍（軍長宋希濂，黃埔1期）、第74軍（軍長俞濟時兼第58師師長，黃埔1期）；第1師（師長李鐵軍，黃埔1期）、第36師（師長蔣伏生，黃埔1期；后繼師長陳瑞河，黃埔2期）、第46師（師長李良榮，黃埔1期）、第51師（師長王耀武，黃埔3期）、第58師第174旅（旅長馮圣法，黃埔1期）、第78師（師長李文，黃埔1期）、第87師（師長沈發藻，黃埔2期）、第88師（師長龍慕韓，黃埔1期）、第95師（師長羅奇，黃埔1期）、第166師（師長郜子舉，黃埔軍事教官）等。
黃埔軍人在其他地區作戰中指揮的部隊還有：第2軍（軍長李延年兼第9師師長，黃埔1期），第3師（師長李玉堂，黃埔1期）、第28師（師長董釗，黃埔1期）、第49師（師長周士冕，黃埔1期）、第61師（師長鐘松，黃埔2期）、第117師（師長李守維，黃埔2期）等。
徐州會戰，中國軍隊傷亡10余萬人，殲滅日軍3.2萬余人。取得了抗戰初期正面戰場最大的一次勝利，重創了日本侵略軍的囂張氣焰，打破了日本法西斯不可戰勝的神話，增強了中國人民抗戰必勝的勇氣和信心，為組織武漢保衛戰贏得了時間。
（七）南京保衛戰
1937年7月26日，日軍向中國地方當局致最后通牒，要求中國軍隊自北平及北平附近撤退。期限未滿，即已大舉進攻平津區域，恣意摧毀平民生命財產、教育文化機關，舉世震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號召全國軍民，一致奮起，實行抗戰到底的計劃。同時，為了保護軍事干部的搖籃——黃埔軍校，支持長期抗戰，即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之前，決定將黃埔軍校南京本校西遷。在日軍“最后通牒”的同一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布黃埔軍校南京本校西遷命令。遷校之前，黃埔師生作臨時疏散，第13期學生疏散到城郊板橋鎮；第11期第1總隊疏散到東郊靈谷寺，即在該地宣布畢業；第11期第2總隊及第12、第13兩期各1個總隊，隨校西遷。遷移計劃，經過周密的準備部署，于8月5日開始實施，第一步遷至九江，到達后駐留1月；第11期第2總隊則在九江于9月間畢業。10月，本校再遷武漢。
1937年12月1日，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失利后，展開了在上海之西僅300余公里的保衛首都南京作戰。由唐生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指揮號稱15萬的中國軍隊，抗擊20萬日軍精銳部隊。衛戍南京的中國軍隊，大多數是從淞滬會戰戰場上撤退下來的疲憊部隊，共有14個師（旅）。黃埔軍人指揮的部隊主要有：第71軍（軍長王敬久，黃埔1期），轄第87師（師長沈發藻，黃埔2期）；第72軍（軍長孫元良兼第88師師長，黃埔1期）；第74軍（軍長俞濟時，黃埔1期），轄第51師（師長王耀武，黃埔3期）、第58師（師長馮圣法，黃埔1期）；第78軍（軍長宋希濂兼第36師師長，黃埔1期）；黃埔軍校教導總隊等。
駐南京東郊的教導總隊，各級指揮官基本上都是黃埔畢業生。他們在上海作戰兩個多月后，又奉命擔任護衛南京任務。從上海撤回南京時已不足5000人，立即補充新兵，擴大編制。以原有的3個步兵團為基干，擴編為3個旅，每旅轄2個團，直屬部隊除特務、通信兩營外，騎、炮、工、輜四營均擴編為團，全總隊共有10個團、2個直屬營，實力超過一般的步兵師，故作為防守南京的主力使用。擴編后的序列為：總隊長桂永清，副總隊長周振強，參謀長邱清泉；第1旅（旅長周振強兼）轄第1團（團長秦士銓）、第2團（團長謝承瑞）；第2旅（旅長郭啟儒）轄第3團（團長李西開）、第4團（團長劉子叔）；第3旅（旅長馬威龍）轄第5團（團長睢友蘭）、第6團（團長王化）；總隊直屬騎兵團（團長王翰卿）、炮兵團（團長樓迪善）、工兵團（團長楊厚彩）、輜重兵團（團長郭岐）。黃埔軍校南京本校教導總隊成建制地投入到南京保衛戰中。
中國軍隊在淳化鎮、光華門、楊坊山、紫金山、中華門、賽公橋、雨花臺等地與攻城的日軍發生激烈交戰。駐守南京東南淳化、方山一帶的是王耀武第51師，日軍以飛機、大炮連日轟炸。“其步兵又復猛烈攻擊，戰況異常慘烈。”從12月5日到7日，第51師官兵傷亡達900余人，但士氣依然旺盛，陣地也很穩固。日軍猛攻淳化10多次而未得逞。8日晨，日軍又增加2000多人、大炮10余門，其正面部隊在飛機、炮兵、坦克車掩護下向淳化猛攻。第51師守軍奮勇殺敵，陣地屢失屢得，傷亡甚大。第301團代團長紀鴻儒負重傷，連長傷亡9人，排長以下傷亡1400余人。第305團團長張靈甫（黃埔4期）負傷，連長傷亡5人，排長以下傷亡600余人。由于沒有后援兵力，該鎮于午后4時失守。
南京保衛戰，斃傷日軍1.2萬余人（傷9000余人，斃3000余人）。中國軍隊突圍撤退32144人。12月13日，南京陷落。5萬日軍入城，開始了連續6個星期震驚世界的大屠殺。
（八）武漢會戰及萬家嶺大捷
為攻占中國抗戰中心武漢，摧毀中國人民抗戰的意志，日軍于1938年6月至10月糾集100余萬兵力，從海、陸、空各方立體進攻武漢。負責指揮江南地區作戰的是第9戰區司令長官兼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黃埔1期教官），負責指揮江北地區作戰的是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第5戰區和第9戰區共動用了130個師和海、空軍各一部，共約100萬人沿長江兩岸及大別山麓布兵防御，開始了抗戰以來規模最大、歷時最長、日軍損失最為慘重的武漢會戰。這次會戰中，宋希濂軍在富金山戰斗中將日軍第13師團殲滅過半，約2萬余人。宋希濂放言：“淞滬鏖戰，予敵重創。富沙殲敵，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嗣當激勵士氣，功期再戰，驅逐倭寇，還我河山，余之愿也。”
大批黃埔師生投入這次會戰，所指揮的部隊有：第9戰區（司令長官陳誠，黃埔1期教官）、第11軍團（軍團長兼第2軍軍長李延年，黃埔1期）、第17軍團（軍團長兼第1軍胡宗南，黃埔1期）、第32軍團（軍團長兼第52軍軍長關麟徵，黃埔1期）、第37軍團（軍團長兼第25軍軍長王敬久，黃埔1期）、田南要塞（指揮官兼第54軍軍長霍揆彰，黃埔1期）；第6軍（軍長兼第93師師長甘麗初，黃埔1期）、第8軍（軍長李玉堂，黃埔1期）、第16軍（軍長兼第28師師長董釗，黃埔1期），第18軍（軍長黃維，黃埔1期）、第71軍（軍長宋希濂，黃埔1期）、第74軍（軍長俞濟時，黃埔1期）、第92軍（軍長李仙洲，黃埔1期）、湖口守備區（指揮官兼第167師師長薛蔚英，黃埔1期）；第1師（師長李正先，黃埔2期時用名李正仙）、第2師（師長趙公武，黃埔潮州分校1期）、第4師師長陳大慶（黃埔1期）、第9師（師長鄭作民，黃埔1期）、第11師（師長彭善，黃埔1期）、第13師（師長方靖，黃埔潮州分校2期）、第14師（師長陳烈，黃埔1期）、第18師師長李芳彬（黃埔2期），第21師（師長侯鏡如，黃埔1期）、第23師（師長歐陽棻，黃埔1期肄業）、第25師（師長張耀明，黃埔1期），第26師（師長劉雨卿，黃埔高教班3期）、第36師（師長陳瑞河，黃埔2期）、第49師（師長李精一，黃埔2期）、第51師（師長王耀武，黃埔1期）、第55師（師長李及蘭，黃埔1期）、第57師（師長施中誠，黃埔高教班4期），第58師（師長馮圣法，黃埔1期），第52師（師長唐云山，黃埔1期）、第60師（師長陳沛，黃埔1期）、第61師（師長鐘松，黃埔21期）、第78師（師長李文，黃埔1期）、第79師（師長段朗如，黃埔3期）、第87師（師長沈發藻，黃埔2期）、第88師（師長鐘彬，黃埔1期）、第89師（師長張雪中，黃埔1期時用名張達）、第95師（師長羅奇，黃埔1期）、第103師（師長何紹周，黃埔1期）、第110師（師長吳紹周，黃埔高教班5期）、第121師（師長牟廷芳，黃埔1期）、第185師（師長方天，黃埔2期），第190師（師長梁華盛，黃埔1期時用名梁文琰）、第195師（師長梁愷，黃埔1期）、預6師（師長吉章簡，黃埔2期）等。計有10多個軍的軍長、30多個師的師長是黃埔軍校畢業生。
1938年8月至10月間，中國軍隊第9戰區第1兵團在總司令薛岳的指揮下，在南潯線上的德安縣磨溪鄉萬家嶺一帶，一舉殲滅日軍第106師團等部共17700余人，俘虜100余人，取得了萬家嶺大捷。此戰中的主力部隊第74軍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隊，在軍長王耀武（黃埔3期）的率領下幾乎參加了全面抗戰8年內所有國民革命軍針對日軍的重大戰役，斃傷日軍無數，屢挫日軍精銳，在此又創造了全國聞名的萬家嶺大捷（又稱德安大捷），被譽為抗日鐵軍。擔任團長的張靈甫（黃埔4期）率一支小部隊偷襲德安張古山，隨后又堅守該陣地數晝夜，身負重傷，消滅日軍數以千計，對取得萬家嶺大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兵團作戰科長趙自立（黃埔6期）曾賦詩敘其戰況，詩云：“萬牯一聲嗚，千岳伏尸盈。戰骨雨淋白，素花血濺紅。馬陵龐子難逃命，華容阿瞞幸得生。”
萬家嶺大捷是武漢會戰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武漢會戰中氣壯山河的光輝亮點，更是抗戰中唯一幾乎全殲日本整個師團的戰役。此役，中國軍隊所表現出的組織嚴密、機動靈活以及官兵英勇頑強、不怕犧牲、浴血奮戰，大大震驚了日軍上下、朝野內外和國際社會。而日軍第106師團被殲滅70%以上，幾遭滅頂之災，在日本陸軍歷史上也從未有過。此役，曾被中共主辦的《新華日報》譽為“南潯以西的偉大勝利”。一代名將葉挺如此評價：“萬家嶺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漢之保障，并與平型關、臺兒莊鼎足而三，盛名永垂不朽。”郭沫若專門派田漢編劇，歌頌萬家嶺大捷，張靈甫在劇中以真名出現，一時間聞名天下。
武漢會戰是抗日戰爭初期著名的“四大會戰”之一，是抗戰中國軍隊對日作戰規模最大的戰役，在抗日戰爭中具有重大意義。
記者：在抗戰中黃埔將領指揮的著名戰役有哪些？
（九）南昌會戰
1939年初，中日兩軍圍繞守衛與攻占南昌城在贛北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爭奪戰。3月至5月，日軍5個師團12萬人從贛北進犯南昌，攻勢極為猛烈。贛北屬于第9戰區，中國守軍為本戰區所屬的4個集團軍10個軍33個師，計20萬人。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代理司令長官薛岳，羅卓英以戰區前敵總司令的名義負總責，是中國軍隊的總指揮。
此役中，黃埔軍人指揮的部隊主要有：第9戰區（司令長官陳誠，黃埔1期教官）、第1集團軍（總司令盧漢，黃埔昆明分校總隊長；代總司令高蔭槐，黃埔昆明分校副總隊長； 參謀長趙錦雯，黃埔官佐）、第30集團軍（參謀長宋相成，黃埔官佐）；第8軍（軍長李玉堂，黃埔1期）、第58軍（軍長孫渡，黃埔昆明分校16期）、第74軍（軍長俞濟時，黃埔1期）、第79軍（軍長夏楚中，黃埔1期，時用名夏楚鐘）；第3師（師長趙錫田，黃埔4期）、第26師（師長劉雨卿，黃埔高教班3期）、第51師（師長王耀武，黃埔3期）、第57師（師長施中誠，黃埔高教班4期）、第58師（師長馮圣法，黃埔1期）、第76師（師長王凌云，軍校高教班3期）、第77師（師長柳際明，黃埔教官）、第79師（師長段朗如，黃埔3期）、第98師（師長王甲本，黃埔高教班3期）、第118師（師長王嚴，黃埔3期）、第141師（師長唐永良，黃埔教官）、第179師（師長丁炳權，黃埔1期）、新16師（師長吳守權，黃埔6期）、預9師（師長張言傳，黃埔2期）、預10師（師長方先覺，黃埔3期）等。
這次會戰，從3月17日開始到5月9日結束，中國軍隊奮勇抵抗，付出了巨大代價，傷亡51328人，仍沒有守住南昌。但此役給予日軍重大殺傷，斃傷日軍24000余人，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的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戰役，使全世界特別是日本軍事當局認識到：日軍雖然占領了武漢三鎮，但既未能迫使國民政府屈服，也未能重創中國軍隊主力，更沒有摧毀中國廣大軍民的抗戰意志。中國軍隊不僅在廣袤的國土上繼續進行抗戰，還開始實施戰役范圍的反攻。此役在抗戰史上被認為是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中日軍隊的首次交鋒，既是正面戰場進入相持階段后中日軍隊的首次大戰，也是武漢會戰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系列會戰的前奏，為以后中國軍隊會戰提供了寶貴的作戰經驗。
（十）長沙會戰
武漢會戰和南昌會戰，最終雖然以武漢、南昌失守結束，但中國軍隊的正面抵抗，極大地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抗日戰爭從此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進入相持階段后，湖南成為中日雙方爭奪的焦點。日軍第11集團軍調兵遣將，集中步兵10萬人、陸軍航空兵團約100架飛機及海軍一部的強大兵力，企圖集中打擊中國軍隊第9戰區主力。從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日軍先后3次進犯湖南長沙地區，每次使用兵力約12萬人。中國軍隊參戰部隊為14個軍，發起大會戰，共殲敵13余萬人。
在3次長沙會戰中，任職軍長、師長指揮部隊作戰的黃埔軍人有：李玉堂（黃埔1期）、夏楚中（黃埔1期，時用名夏楚鐘）、張耀明（黃埔1期）、關麟徵（黃埔1期）、陳沛（黃埔1期）、羅奇（黃埔1期）、覃異之（黃埔3期區隊長）、王耀武（黃埔3期）、傅仲芳（黃埔高教班4期）、古鼎華（黃埔4期入伍生隊長）、郭汝瑰（黃埔5期）等。
第一次會戰時，戰場在贛北、湘北、鄂南三個方向展開。黃埔軍人關麟徵、張耀明、陳沛、羅奇、覃異之等率部集中在湘北作戰，首先取得了湘北大捷。
日軍的3次進攻長沙，均被中國軍隊擊退到原陣地。
（十一）桂南會戰及昆侖關大捷
1939年年底，日軍發動桂南作戰，占領桂南重鎮南寧和戰略要地昆侖關。1940年2月，日軍自南寧進犯賓陽，桂南會戰首先在昆侖關打響。抗日戰爭以來，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完全是防御作戰，而昆侖關戰役是一場攻堅戰，防守者是日軍的王牌鋼軍——坂垣師團。此次會戰，日軍共調集4個集團軍計25萬人，應戰日軍4萬余人。
昆侖關大捷是桂南會戰中的經典之戰，中國軍隊的主力部隊是杜聿明（黃埔1期）第5軍的鄭洞國（黃埔1期）、邱清泉（黃埔2期）、戴安瀾（黃埔3期）3個師。杜聿明是中國第一個裝甲兵團的團長，他任軍長的第5軍是當時中國第一支也是唯獨一支軍級全機械化部隊，所轄榮譽第1師，師長鄭洞國；第200師，號稱中國軍隊的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的機械化師，師長戴安瀾，參加過臺兒莊會戰和武漢會戰；新編第22師，師長邱清泉，他在黃埔軍校畢業后到德國陸軍大學深造，參加過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由杜聿明率領的第5軍擔任奪取昆侖關的主攻任務。鄭洞國率領的榮譽第1師擔任正面主攻；戴安瀾率領的第200師為總預備隊，隨時準備支援榮譽第1師正面戰斗；邱清泉率領的新編第22師迂回敵后進到南寧以北，以截斷昆侖關之敵。經過反復爭奪血戰，中國軍隊奪回昆侖關，以傷亡1.5萬人的代價，全殲日軍坂垣師團12旅團，重挫日軍，大揚中國國威。戴安瀾在堅守昆侖關戰斗中身負重傷，戰后國民政府頒授四等寶鼎勛章。
由黃埔軍人指揮參加桂南會戰的中國軍隊還有：第２軍（軍長李延年，黃埔1期）、第6軍（軍長甘麗初，黃埔1期）、第９師（師長鄭作民，黃埔1期）、第49師（師長李精一，黃埔2期）、第76師（師長王凌云，黃埔高教班3期）、第92師（師長梁漢明，黃埔1期）、第93師（師長呂國銓，黃埔2期）、第99師（師長高魁元，黃埔4期）、第118師（師長王嚴，黃埔3期）、預２師（師長陳明仁，黃埔1期）等。
此期間，黃埔軍校第4分校（廣州分校）全體官兵奉命編組為第120軍，轄2個師，參加桂南會戰。出色地完成任務后，遷移到貴州獨山。6月，第17期新生入伍，成立兩個總隊，共2629人。7月，奉命實施乙種編制。該分校申請招考海外僑胞青年子弟回國受訓，專請僑務委員會及戰時駐東南亞各國領事館負責招生，計招學生254人，成立了華僑大隊。1944年8月，桂林、柳州一線戰局緊張，本分校奉命組織黔桂邊區防守司令部，其組成由本分校優秀官佐充任，官兵沿黔桂邊區各要隘地區修筑
防御工事，完成任務后轉移到貴陽附近的湄潭縣作為新校址。本分校兩次參加抗日作戰，3次遷移校址，對學生完成學業影響甚大，但這批黃埔畢業生也在抗日戰火中得到了獨特的實戰鍛煉。
（十二）百團大戰
1940年8月20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此役，同時出動105個團40萬兵力、20萬民兵，向以正太路為中心的華北敵占主要交通線開始總破擊，至12月5日勝利結束。歷時3個半月，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偽軍25790人，俘日軍281人，俘偽軍18407人，繳獲多種炮53門，多種槍5800余支，破壞鐵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破壞車站、橋梁、隧道共260多處，使正太路中斷1個月之久。黃埔師生聶榮臻（黃埔教官）、徐向前（黃埔1期）、陳賡（黃埔1期）、倪志亮（黃埔4期）、李運昌（黃埔4期）、程子華（黃埔武漢分校6期）等參與指揮了這次戰役。
此役中，聶榮臻組織指揮了正太、津浦、平漢、北寧等鐵路的破襲戰。同月，八路軍第129師副師長徐向前與師長劉伯承、政委張浩（后由鄧小平擔任）并肩指揮作戰，以太行山區為中心，開創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之前，徐向前還參與指揮了廣陽、響堂鋪等戰斗和晉東南反“九路圍攻”。1938年4月，徐向前率第129師和第115師各一部進入河北南部，開辟冀南抗日根據地；1939年6月，徐向前到山東抗日根據地，任八路軍第1縱隊司令員，統一指揮山東、蘇北、皖北八路軍各部隊，堅持抗日游擊戰爭。
還有第129師第386旅旅長陳賡參與神頭嶺、響堂鋪、長樂村等戰斗指揮，繼而轉戰平漢路中段、晉西北和冀南平原；1940年，任太岳縱隊司令員。第129師參謀長倪志亮參與本師作戰指揮，后任晉冀豫抗日根據地軍區司令員、晉冀豫邊區游擊縱隊司令員。李運昌在1938年任中共冀熱邊特委書記，堅持冀熱邊游擊斗爭。程子華在1939年任冀中軍區政委，與呂正操把當地的抗日武裝整編為八路軍第3縱隊，總結和推廣平原游擊戰爭的經驗，指揮冀中軍民打破了日軍多次圍攻和掃蕩。1943年秋，聶榮臻回延安，程子華擔任晉察冀軍區代理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十三）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
1941年12月，日軍轟炸美國珍珠港后，美英兩國和中國在共同抗日的基礎上結成聯盟。為保衛滇緬公路和打通關系中國生死存亡的國際交通線——中印公路，抗擊日本對云南和友鄰緬甸的入侵，中英兩國簽訂了《共同防御滇緬路協定》，中國政府派遣遠征軍赴緬甸與美英盟軍協同作戰，開始了大規模的主動出擊。史學界通常把1942年1月至1945年3月緬甸防御戰期間入緬援英的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發動緬北反攻戰役的中國駐印軍、進行滇西反攻戰役的中國軍隊，三支部隊統稱為中國遠征軍。
中國遠征軍吸收了大批知識青年入伍，其中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官有1.2萬余人，占參戰部隊軍官總數的70%以上，這個比例在抗戰期間歷次參戰部隊中是最高的。排查遠征軍每位團級以上軍官的履歷，現在至少可列出125位出身于黃埔軍校，還有大批的黃埔軍校畢業生分配到營、連、排一線部隊任指揮官。其中，軍級將領出自黃埔軍校的比例最高，占67%，黃埔1期生最多，有13人，占43%。師級指揮官出自黃埔軍校的占60%，團級軍官占近40%；師、團級軍官多畢業于第6期，師級占31%，團級占39%。大部分畢業于步兵科，年齡多在35至45歲。
遠征軍中的軍級以上黃埔軍人有30多位，他們是：統一負責西南各戰區部隊作戰、指揮及訓練的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黃埔軍校原戰術總教官），第1路中國遠征軍副司令長官杜聿明（黃埔1期），第1路中國遠征軍第11集團軍副總司令、第66軍軍長張軫（黃埔4期戰術總教官），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陳誠（黃埔1期教官）；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鄭洞國（黃埔1期）。參與指揮作戰的高級將領還有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生：宋希濂（第11集團軍總司令）、黃杰（繼任第11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第20集團軍總司令）、梁華盛（第20集團軍副總司令）、何紹周（第8軍軍長）、鐘彬（第71軍軍長）、陳明仁（繼任第71軍軍長）、史宏烈（第6軍軍長）、甘麗初（繼任第6軍軍長）、胡素（新編第1軍副軍長）。還有南京黃埔軍校高教班3期生王凌云（第2軍軍長），黃埔2期生方天（第20集團軍副總司令）、鐘松（第2軍副軍長）、成剛（第11集團軍參謀長），黃埔3期生張金廷（第2軍副軍長），黃埔4期教官葉佩高（第54軍副軍長）；黃埔4期生闕漢騫（第54軍軍長）、李彌（第8軍副軍長）、葉佩高（第54軍副軍長）；黃埔6期生廖耀湘（新編第6軍軍長）、傅亞夫（第6軍參謀長）、劉廉一（第54軍參謀長）、馮宗毅（第71軍參謀長）、劉建章（新編第1軍參謀長），黃埔武漢分校6期生魏汝霖（第20集團軍參謀長），黃埔7期生歐陽春圃（第11集團軍高參），黃埔長沙分校生段麓蓀（新編第6軍參謀長）等。
入緬之時，遠征軍副司令長官杜聿明一手建立的第200師已擴充為第5軍，配備炮戰車59輛，槍戰車55輛，各型汽車1000輛。他手下的得力戰將幾乎都是黃埔系出身，主要有榮譽第1師的鄭洞國（黃埔1期）、第22師的廖耀湘（黃埔6期）和接任第200師師長的戴安瀾（黃埔3期）。黃埔軍校前8期學生在遠征軍中任師、團級指揮員的有70多人，如戴安瀾、胡義賓、劉放吾、潘裕昆、顧葆裕、高吉人、陳克非、龍天武、李鴻、鄭庭笈、凌則民、李濤等。戴安瀾、劉放吾是其中的典型人物。1942年3月7日，黃埔3期生、第200師師長戴安瀾率部到達緬甸同古，協同英軍作戰，遭日軍重兵圍攻，激戰12晝夜，“日軍死五千，傷不勝數，遺尸遍野”。遠征軍最后被迫放棄同古，突圍北撤，戴安瀾師長和第96師副師長胡義賓后來在撤退途中光榮殉國。4月中旬，仁安羌方面英軍情況緊急，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急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求援。新編第38師第113團團長劉放吾（黃埔6期生）率部馳援，激戰3晝夜，擊潰數倍于己之日軍，成功救出被困英軍、英軍被俘官兵、英美傳教士、記者和家眷等7500余人，史稱仁安羌大捷。
8月初，中國遠征軍分別撤至印度及滇西集結。從緬甸撤至印度境內的遠征軍，在蘭姆加集中進行訓練，同時成立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此后陸續補充兵員，空運至印度進行訓練，先后成立了新1軍、新6軍。10月，中國駐印軍開始反攻緬甸。經過1年多英勇頑強的連續作戰，贏得了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戰斗以及密支那、八莫等戰役的勝利，并乘勝向滇西畹町推進。從緬甸撤至滇西的遠征軍，經過整編、補充和訓練，于1943年4月成立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11月中旬，中國遠征軍進攻于邦，展開了緬北會戰。
1944年5月11日，為了打通中印公路，這條被視為中國抗日戰爭“生命線、輸血管”的國際援華唯一通道，中國遠征軍第20集團軍強渡怒江天險、翻越高黎貢山，向占據在騰沖的侵華日軍發起反攻。時任第198師師長葉佩高（黃埔原軍事教官）指揮所部在橋頭、馬面關成功奇襲日軍，打開了遠征軍全局勝利的契機。后因這一戰功，國民政府授予第198師陸海空最高集體榮譽獎“飛虎旗”。松山戰役中，由于日軍在此地經營時間較長，據點極為堅固，易守難攻，遠征軍在6月到9月的時間內，先后發動9次攻擊，輪換4個師參戰，最后以傷亡1萬余人的高昂代價全殲守敵，其戰斗之慘烈，被日軍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上的“玉碎之戰”。戰斗中，所有團長都親率步兵沖鋒，多數受傷。戰后，第8軍軍長何紹周（黃埔1期）、榮3團團長趙發畢（黃埔9期）獲青天白日勛章；由黃埔生熊綬春、陳永思、譚國鐸分任師長、副師長、參謀長的第103師獲國民政府陸海空最高集體榮譽獎“飛虎旗”。
緬北滇西反攻作戰，是抗戰以來中國軍隊取得徹底勝利的一次殲滅戰，中國正面戰場第一次大反攻并獲得了徹底勝利，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后方基礎。這一勝利，打通了中印公路，解除了日軍對中國戰場西側的威脅，打破了日軍對美援物資的封鎖，也牽制了日軍大量的兵力，從而減輕了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壓力。
從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國先后投入中緬印戰場約40萬大軍對日作戰，傷亡近20萬人。日本在中緬印戰區投入兵力總計30余萬人，被殲18萬余人。在這場悲壯的遠征作戰中，大批黃埔軍人為保衛國家民族利益浴血奮戰，捍衛了中國軍人的尊嚴，贏得了世界的尊重。
（十四）常德會戰
1943年11月初，日軍調集7個師團約10萬兵力進犯湘鄂西的常德地區，中國軍隊集中第6戰區和第9戰區的16個軍43個師約21萬兵力迎戰。中國軍隊依托陣地節節頑強阻擊，遲滯日軍進攻，給敵重大消耗。12月20日，會戰以中國軍隊的勝利而結束，計斃傷日軍聯隊長、師團長以下4萬余人（斃1萬余人）。中國軍隊傷亡5萬余人。
參加此役的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師級以上指揮官有40余人，所指揮的部隊主要有：第10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久，黃埔1期）、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李玉堂，黃埔1期）、兵團（司令兼第74軍軍長王耀武，黃埔3期）；第10軍（軍長方先覺，黃埔3期）、第18軍（軍長羅廣文，黃埔教官）、第30軍（軍長池峰城，黃埔高教班2期）、第44軍（軍長王澤浚，黃埔高教班6期）、第59軍（軍長劉振三，黃埔高教班2期）、第66軍（軍長方靖，黃埔潮州分校2期）、第75軍（軍長柳際明，黃埔教官）、第79軍（軍長王甲本，黃埔高教班3期）、第86軍（軍長朱鼎卿，黃埔高教班3期）、第99軍（軍長梁漢明，黃埔1期）、第100軍（軍長施中誠，黃埔高教班4期）；第3師（師長周慶祥，黃埔4期）、第5師（師長李則芬，黃埔5期）、第11師（師長胡璉，黃埔4期）、第18師（師長覃道善，黃埔4期）、第51師（師長周志道，黃埔4期）、第57師（師長余程萬，黃埔1期）、第58師（師長張靈甫，黃埔4期）、第63師（師長趙錫田，黃埔4期）、第77師（師長郭汝瑰，黃埔5期，代師長韓浚，黃埔1期）、第92師（師長艾叆，黃埔4期）、第98師（師長向敏思，黃埔4期）、第121師（師長戴之奇，黃埔潮州分校2期）、第185師（代師長李仲辛，黃埔6期）、第190師（師長朱岳，黃埔3期）、第194師（師長龔傳文，黃埔高教班3期）、第199師（師長周天健）、暫5師（師長彭士量，黃埔4期，陣亡）、暫6師（師長趙季平，黃埔4期）、暫7師（師長王作華，黃埔2期）、暫35師（師長勞冠英，黃埔5期）、暫54師（師長饒少偉，黃埔6期）、預10師（師長孫明瑾，黃埔6期）等。
第74軍第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長達15天之久，最后僅剩200余人還能戰斗。師長余程萬發出了最后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為止，并祝勝利。七十四軍萬歲！”本師第169團團長柴意新（黃埔3期）在全團僅剩12人、彈藥告罄時，仍臨危受命率部掩護師長等突圍，壯烈犧牲。余程萬師長率部200余人突圍，最后僅剩83人。許國璋、彭士量、孫明瑾3位師長和葉迪、柴新意2位團長及一批黃埔軍校畢業生犧牲。翌年9月8日，國民政府追贈柴意新為陸軍中將，以表彰其抗戰功績。
常德保衛戰以酷烈、慘勝而著名于抗戰史。戰后半個月，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目睹常德戰場廢墟景象，寫道：“這里舉目盡是燒焦的圍墻、殘破的磚瓦和灰堆而已……要想在這個曾經有過16萬人口的城里尋一未經摧殘的東西，實在難乎其難。”此役是抗日戰爭時期大規模會戰之一，也是抗戰以來最有意義的勝利之一，在整個抗日戰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有重要意義和歷史地位。
（十五）東北抗日聯軍作戰
這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東北地區頑強地堅持了多年的艱苦卓絕武裝斗爭。在東北抗聯中，包括東北中共地下黨軍事領導人，從黃埔軍校走出的軍人現統計有16人：
楊林，原名金勛，化名畢士悌、楊寧，朝鮮族。1924年，云南陸軍講武堂第16期炮兵科畢業后到廣州，任黃埔軍校教官、第3期上尉隊長，參加東征。任葉挺獨立團第3營營長時，參加北伐。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和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1930年，任東滿特委軍事部長；1931年，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此時改名楊林），創立“磐石工農義勇軍”（南滿游擊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前身）。1932年7月，到江西中央蘇區任紅1方面軍補充師師長、干部團參謀長。長征結束后，任紅15軍團第75師參謀長。1936年2月，在開赴抗日前線的東渡黃河戰役中犧牲。
崔庸健，朝鮮族。1923年，到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1925年5月至1927年11月，任黃埔軍校教官、第5期區隊長，參加東征。黃埔時期用名“崔秋海”。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由黨組織派遣到東北地區，時用化名金志剛，從事建立黨組織和游擊隊的工作。1933年4月，成立饒河工農義勇軍，時用化名崔石泉，歷任隊長、團參謀長、師參謀長、軍參謀長、抗聯第7軍軍長、第2路軍總參謀長、野營教導旅參謀長、中共東北黨委書記。1945年，回朝鮮任保安局局長，后任朝鮮人民共和國次帥、共和國副主席、最高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等重要領導職務。1976年，病逝于平壤。
趙尚志，化名李育才。1925年冬，受中共黨組織派遣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1926年5月，因對蔣介石策動的反共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不滿，毅然退出黃埔軍校，按照黨的要求，回到哈爾濱市從事革命活動。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第3軍軍長、第2路軍副總指揮等職。1942年2月，在對日作戰中犧牲。
趙一曼，原名李坤泰，學名李淑寧，又名李一超。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6期畢業。1927年9月，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3年，領導哈爾濱市電車工人罷工運動。曾任中共珠河縣委特派員、鐵北區委書記、東北抗聯第3軍第2團政委等職。1935年11月，在對日作戰中負傷被俘；1936年8月，在珠河英勇就義。
李秋岳，楊林夫人。原名金錦珠，別名張一志、柳明玉，朝鮮族。1926年3月，在廣州曾參加國民革命軍東征軍宣傳隊、平定滇桂軍叛亂等軍事斗爭。1927年6月，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6期畢業。后隨楊林到東北地區，任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委員、婦女部部長、珠河中心縣委鐵北區委書記、通河特別支部書記等職。與黃埔同學趙一曼同為珠河抗日游擊區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成為東北游擊區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被群眾親切地稱為“李黑子”，與趙一曼并稱為“黑白二李”。1935年，在通河縣被捕，后被日軍殺害。
潘慶由，原名李起東，化名潘向允、老潘，朝鮮族。東北抗聯創建者之一。黃埔軍校畢業（期別待考）后，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后到蘇聯學習。曾任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吉東局組織部長等職。1933年，在琿春縣犧牲。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在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中提及對他早期革命生涯產生重大影響的人有3位，其中之一就是鼓勵他樹立朝鮮人“主體意識”的潘慶由，書中寫道：“在我的抗日革命歷程中，像見到潘省委時那樣，就朝鮮革命的命運和路線問題坦誠、認真、熱烈而又深入地進行討論的，恐怕只有這一次。潘省委對于革命，是個有自己獨到見解的理論家……自從見到了潘省委以后，我更深切地認識到進行革命斗爭，既要有實踐家、也必須有能夠引導和駕馭實踐的理論家。”當年43歲的潘慶由鼓勵剛剛20歲出頭的金日成，“希望你做一個朝鮮的胡志明”，這話在10余年后變成了現實。
李仁根，別名張秋，朝鮮族。黃埔軍校畢業（期別待考）。曾任湯原游擊總隊參謀長等職，1935年，因“民生團”事件被錯誤殺害。
李成林，原名金東植，化名金大倫、孫靖海，朝鮮族。黃埔軍校第4期畢業。曾任東北抗日救國軍宣傳部部長、黑龍江省密山縣委宣傳部長、勃利縣委書記等職。1936年6月，在勃利縣對日作戰中犧牲。
曹基錫，又名曹永勛，朝鮮族。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期別待考），畢業后回東北地區組織抗日軍事斗爭，曾任中共延吉區委員會書記等職。1932年，在延吉縣被日本軍警殺害。
申春，又名梁道益，朝鮮族。1927年，加入朝鮮共產黨，黃埔軍校第6期畢業。曾隨黃埔軍校特務營第2連參加廣州起義。后回到東北地區，組織東北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和龍縣藥水洞蘇維埃政府，建立抗日游擊隊，任總指揮。后任中共延吉縣委軍事部長、琿春縣委軍事部長等職。1934年被捕，后在延吉監獄被日本軍警殺害。
張適，原名張來順，字適齋，曾用名張弓、張有才。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6期畢業。參加廣州起義，任營黨代表。1930年，到東北地區后，任中共哈爾濱市市委委員、滿洲省委巡視員、綏化縣四方臺特別支部書記、北滿抗日義勇軍參謀長、奉天（今沈陽）特委書記、中蘇友好協會秘書長等職。1946年3月，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于哈爾濱；1957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宋國瑞，原名宋振邦，號祥齋，又名宋琦，化名宋士宣、王任恒、任懷良、王敏。1926年，入軍校武漢分校第6期學習；1927年6月，畢業后回山東省，歷任中共高密縣執行委員、縣委書記。1929年，調到東北，任中共滿洲省委委員、巡視員、東滿軍委書記、北滿特委書記。1933年，在對日軍作戰中犧牲。
樸勛，朝鮮族，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期別待考），曾參加廣州起義。后回東北地區，參加抗聯軍事領導組織工作。1932年，參加創建汪清地區游擊隊的工作。金日成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中稱樸勛為“軍事顧問、教官”，任職及其后情況不詳。
陳公木，朝鮮族。1918年，朝鮮釜山商業學校畢業。次年，參加朝鮮“三一”運動被捕入獄。出獄后，輾轉來到中國。1923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5年，考入上海惠靈英語專門學校；1926年，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第6期，后轉至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7月，赴吉林磐石縣任中國朝鮮人同盟庶務部長。后任朝共滿洲總局組織部長、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安圖縣委書記、延吉縣委書記。1931年4月，在延吉縣被捕，押往朝鮮漢城監獄。1935年，在獄中犧牲。
李向之，原名李世榮，別名李一民、李玉名、魏有才。黃埔軍校第6期畢業生。后考入上海法學院。1932年，到東北地區參加抗日救亡斗爭；1936年，任東北特別支部書記，后任平西“東北抗日游擊總隊”第2路軍政委、第1游擊總隊政委、聯合縣長等職。1958年，任吉林民革副主席、省民政廳副廳長等職。1976年病逝。
全光，又名吳成倫，朝鮮族，黃埔軍校畢業（期別待考）。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第2師政治部主任。1941年，投敵叛變，同年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被八路軍處決。
（十六）豫湘桂會戰
日本稱之為“一號作戰”或“大陸打通作戰”，是日軍于1944年4月至12月貫穿中國河南、湖南和廣西三地的大規模攻勢。此役分為三個階段：攻守河南中部的豫中會戰（含豫南平原作戰）、攻守長沙的長衡會戰（又稱衡陽保衛戰）、攻守桂林與柳州的桂柳會戰。日軍投入41萬士兵、800輛戰車、近7萬匹戰馬，在縱深2400公里的戰線上發動攻擊。此役是抗戰以來日軍動員規模最大的一次攻勢作戰。中國軍隊參戰總兵力為104個師，也是抗戰以來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大會戰，并且損失慘重。
此役中，黃埔軍人指揮的部隊有7個集團軍（兵團）、20多個軍、30多個師。
集團軍（兵團）：第8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黃埔1期）、第19集團軍（總司令陳大慶，黃埔1期）、第24集團軍（總司令王耀武，黃埔1期）、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李玉堂，黃埔1期）、第28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黃埔1期）、第31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黃埔1期）、第34集團軍（總司令李延年，黃埔1期）；獨立兵團（總司令劉戡，黃埔1期）等。
軍：第10軍（軍長方先覺，黃埔3期）、第13軍（軍長石覺，黃埔3期時用名石世偉）、第14軍（前軍長張際鵬，黃埔1期）、第27軍（軍長周士冕，黃埔1期）、第29軍（前軍長馬勵武，黃埔1期）、第29軍（后軍長孫元良，黃埔1期）、第37軍（軍長羅奇，黃埔1期）、第38軍（軍長張耀明，黃埔1期）、第57軍（軍長劉安祺，黃埔3期）、第62軍（軍長黃濤，黃埔6期）、第78軍（軍長賴汝雄，黃埔2期）、第79軍（軍長王甲本，黃埔高教班3期）、第85軍（軍長吳紹周，黃埔高教班5期）、第89軍（軍長顧錫九，黃埔2期）、第93軍（軍長陳牧農，黃埔1期）、第97軍（軍長陳素農，黃埔3期）、第98軍（軍長劉希程，黃埔1期）、暫2軍（軍長沈發藻，黃埔2期）、暫4軍（軍長謝輔三，黃埔潮州分校1期）、騎兵第2軍（軍長廖運澤，黃埔1期）。
師：第4師（師長蔡劍鳴，黃埔3期）、第17師（師長申及智，黃埔4期）、第20師（師長趙桂森，黃埔6期）、第22師（師長譚乃大，黃埔4期）、第27師（師長蕭勁，黃埔6期）、第44師（師長姚秉勛，黃埔3期）、第47師（師長楊蔚，黃埔4期）、第54師（師長史松泉，黃埔6期）、第55師（師長李守正，黃埔4期）、第65師（師長李紀云，黃埔3期）、第83師（師長沈向奎，黃埔4期）、第85師（前師長王連慶，黃埔1期）、第85師（后師長陳德明，黃埔4期）、第91師（師長王鐵麟，黃埔5期）、第97師（師長胡長青，黃埔4期）、第98師（師長向敏思，黃埔4期）、第109師（師長戴慕真，黃埔6期）、第110師（師長廖運周，黃埔5期）、第157師（師長李宏達，黃埔6期）、第167師（師長王隆璣，黃埔3期）、第177師（師長李振西，黃埔6期）、新29師（前師長呂公良，黃埔6期）、新29師（后師長劉漢興，黃埔4期）、暫14師（師長李鴻慈，黃埔4期）、暫第16師（師長吳求劍，黃埔3期）、暫30師（師長洪顯成，黃埔1期）、暫51師（師長史宏熹，黃埔2期）、預3師（師長陳鞠旅，黃埔5期）、預10師（師長葛先才，黃埔6期）、預11師（師長趙琳，黃埔3期）、炮兵指揮部（總指揮彭孟緝，黃埔5期）等。
僅就師級主官看，由黃埔畢業生擔任師長的主力師數量占本次會戰總兵力的三分之一，而由黃埔畢業生擔任軍事主官的連、排級部隊則占到了部隊官佐的70%以上。從這次會戰中黃埔指揮官在戰場上所占比例的一個側面，可看到在整個抗日正面戰場上黃埔指揮官所占的比例也大致如此。
此役中的衡陽保衛戰，從6月22日開始到8月7日為止，中國參戰部隊共有13個軍，由黃埔軍人任軍長的就有12個軍。第10軍堅守城池47天，為抗戰以來固守時間最長的一次守城戰。這次作戰，雙方傷亡都很慘重，中國軍隊傷亡9萬余人，日軍傷亡6.6萬余人，其第68師團長佐久間為中將和其參謀長原真三郎以及志摩原吉旅團長被擊斃。
本次會戰的8個月中，日軍總計傷亡30余萬人（亡2.4萬人）。中國軍隊總計傷亡50余萬人，喪失4個省會和146座城市、7個空軍基地、36個飛機場，喪失國土20多萬平方公里，6000萬人民陷于日軍鐵蹄之下。
中國軍隊由于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兵源不繼，面臨的情況頗為危急。蔣介石命令成都黃埔本校和各地分校做好準備，決定以即將畢業的第19期學生為排長，把軍校畢業生編為兩個師，并令經理處準備3個月的糧秣，準備打游擊戰。1945年4月初，在全國反攻日軍前夕，因前線急需干部，第19期學生多次奉命提前結業，將全部課程提前考試完畢，準備隨時離校，開往抗日前線。為配合抗戰總反攻，適應抗日前線軍官補充的要求，黃埔軍校成都本校決定第19期所有學生提前畢業，奔赴抗日戰場。
（十七）龍虎關大捷
此役是豫湘桂會戰之衡陽保衛戰的外圍重要作戰。1944年5月15日，黃埔軍校第6分校奉軍訓部命令，開赴龍虎關對日作戰。本分校主任甘麗初（黃埔1期）集合全校師生作戰備動員報告，宣布參加著名的龍虎關戰役。黃埔師生成建制地整體開上前線直接對日作戰，唯有這一次，成為黃埔軍校史上獨特的抗日壯舉。
龍虎關位于湖南與廣西兩省交界處，是保衛廣西的第一道防線。5月18日晨，本分校師生兵分兩路出發：一路以第11總隊第7、第8隊為主，途經臨桂、大墟；另一路以第9、第10隊及練習營為主，途經良豐、白沙、陽朔。21日，兩路師生同時進抵總指揮部所在地恭城，甘麗初任總指揮官，教育處長張廣君任參謀長，教育處教官大部分安排為作戰參謀、聯絡參謀，一部分派作情報、后勤補給、軍需等工作。學校軍醫處改作野戰醫院。本分校第19期第11總隊回民大隊的學生，經過短期軍事訓練后即投入此役，與眾將士一起共同阻擊上萬日軍的進攻，寫下了回族黃埔學生抗戰史上的光輝一頁。
軍校第6分校專設有回民大隊，號召回族青年報考入學，學生信仰伊斯蘭教，深受《古蘭經》和穆圣“侵略者必敗，殺人者必遭被殺”的教導，在抗日戰場上沖鋒陷陣，英勇殺敵。本分校師生在龍虎關戰役中激戰至6月22日凌晨，奉命轉移，將剩余槍支彈藥和部分軍需補給運抵龍圍山區，留下練習營部分官兵配合當地民兵組建游擊隊，建立敵后根據地；分校學生隊師生途經恭城、蓮花、二塘，向平樂進發，將該地區防務移交第4戰區張發奎部。
時《廣西日報》《掃蕩報》《云南日報》等，均以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報道“龍虎關大捷”的消息稱：“侵犯龍虎關的日寇遭到我軍校師生英勇阻擊，3天共殲滅敵人300余人。”
（十八）湘西會戰
又稱雪峰山戰役、雪峰山大捷、芷江作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最后一次會戰。1945年初，日軍在印緬戰場、太平洋戰場上已經處于強弩之末，但侵華日軍仍作垂死掙扎。4月9日，日軍調集8萬兵力向湘西進犯，中國軍隊在第4方面軍總司令王耀武指揮下與敵鏖戰兩個月。雙方參戰總兵力共28萬余人（日軍5個師團，中國軍隊9個軍26個師），戰線長達200余公里。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后一仗主戰場，選擇在了懷化溆浦縣的龍潭鎮、溫水鄉和邵陽市洞口縣的高沙、江口、青巖、鐵山一帶。6月7日，此役以日軍戰敗而結束。日軍傷亡2.7萬人，中國軍隊傷亡2.66萬人。此役標志著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由防御轉入反攻階段，日軍遭此打擊后，不敢再發動攻勢，不過數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黃埔軍人在此役中指揮的部隊有：第10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久，黃埔1期），第24集團軍（總司令王耀武，黃埔1期），第27集團軍（總司令李玉堂，黃埔1期），第18軍（軍長胡璉，黃埔4期），指揮第11師（師長楊伯濤，黃埔軍校武漢分校7期）、第18師（師長覃道善，黃埔4期）、第118師（師長戴樸，黃埔軍校武漢分校7期）。第73軍（軍長韓浚，黃埔1期），該軍指揮第15師、第77師（師長唐生海，黃埔3期）、第193師（師長蕭重光，黃埔6期）。第74軍（軍長施中誠，黃埔高教班4期），指揮第51師、第57師（師長李琰，黃埔高教班5期）、第58師（師長蔡仁杰，黃埔5期）、暫6師（師長趙季平，黃埔4期）、第196師（師長曹玉珩，黃埔4期，時用名曹森）。第94軍（軍長牟廷芳，黃埔1期），該軍指揮第5師（師長李則芬，黃埔5期）、第43師、第121師（師長朱敬民，黃埔6期）。第100軍（軍長李天霞，黃埔3期，時用名李耀宗），指揮第19師（師長楊蔭，黃埔4期）、第51師（師長周志道，黃埔4期）、第63師、第86軍第13師（師長靳力三，黃埔4期，時用名靳希尚）。新6軍（軍長廖耀湘，黃埔6期），該軍指揮第14師（師長龍天武，黃埔4期），新22師（師長李濤，黃埔6期）、青年軍第207師（師長廖耀湘兼）等。
由以上各級指揮官履歷，可看到黃埔第1期畢業生在抗戰末期已升任集團軍、軍職，黃埔前6期畢業生已經多任師職指揮官。黃埔前14期畢業生多任營、團職軍官，前19期畢業生多任排、連職軍官。在14年的長期抗戰中，黃埔軍校師生主要分布在中央軍和一些依附于中央軍的部隊中。
除以上所述歷次作戰外，中國軍隊在全國各地還進行了一系列會戰。黃埔軍校師生比較集中地參與指揮的著名會戰主要還有：1940年5月至6月的棗宜會戰，1941年5月的中條山（晉南）會戰，1942年5月至8月的浙贛會戰，1943年5月至6月的鄂西會戰等。隨棗會戰、上高會戰、抗戰末期的局部反攻等，也多有黃埔軍人參與指揮。黃埔軍人從抗戰之初到抗戰結束，幾乎是無役不予，并且戰績頗佳。如較為突出的黃埔軍人是第3期畢業生王耀武，他在1937年參加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1938年參加武漢會戰中的萬家嶺戰役；1939年參加南昌會戰、第1次長沙會戰；1941年率第74軍參加上高會戰，重創日寇，被譽為抗日鐵軍。后參加第2次、第3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1945年指揮了抗戰中的最后一次會戰——湘西雪峰山會戰。
1945年9月9日9時，日本侵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黃埔路陸軍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簽署向中國投降書，中國接受投降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日軍投降書上簽字。經20分鐘完成。日軍投降書共9條，由岡村寧次與何應欽簽署。簽字地址即在黃埔軍校原南京本校的大禮堂內。“九”為數之極，在華夏文化中有著特別的意義，黃埔軍校內的“三九”之月之日之時，成為中國人民“光榮與勝利”的喜慶時刻。
那個代表日本簽署投降書的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1939年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4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200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斗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斗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著《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2卷，第1分冊，第19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1965年8月15日，日軍戰敗20周年之際，日軍退役中將吉田在東京發表文章說：“中日之戰，日軍之敗是由于統帥部對中國20余萬受過黃埔教育之軍官的英勇愛國力量，未有足夠的估價。”昔日戰場上日軍將領，對黃埔軍人有著客觀的認識和比較中肯的評價。
在那個血與火的時代，黃埔軍人擔當著中華民族的歷史大任，挺起了中國軍隊抗戰的脊梁。一部中國抗戰史，黃埔將領這個群體的英名處于顯赫位置，成為支撐這場空前慘烈的持久戰的重要基本軍事力量。“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次戰役，無不灑有黃埔將士的血；每一個戰場，無不留下黃埔將士的骨。抗戰中犧牲的黃埔英烈，將在本刊下期再作專題敘述。黃埔將士抗戰意志之堅定，戰斗士氣之高昂，令人敬佩。他們的英勇悲壯，鑄就了黃埔軍魂，唱響了氣壯河山的英雄贊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