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教官是以課程設置的具體內容而召集和聘請的，其來源多集中在國內外軍事院校的畢業生。成都時期，因開設“學庸課”（類似今日之國學，主要是儒家經典）、外語、自然科學等課程，特意從一些名牌大學招進一批教師或畢業生。

　　黃埔系有黃埔師系和黃埔生系之分，師系由在本校效力的教官、隊官及校軍中的一部分軍官構成，生系由本校歷屆畢業生特別是早期畢業生構成。從黃埔師系來看，建校初的教官隊伍有兩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絕大部分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這個比例甚至占整個教官隊伍的80%；二是許多教官來自粵軍，他們多畢業于云南、四川、湖南、浙江等地講武堂。黃埔軍校以“打倒列強、除軍閥”相號召，短期內羅致了大量人才到校任教任職。這些教職員人數前后有許多變化，資料統計，自1924年5月創校至1926年初，黃埔本校先后聘請教職員233人。在有資料可查的83人中，出身保定軍校者60人，出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者12人，出身云南講武堂者11人。由此可概略看出黃埔軍校師資來源的分布。由此后的發展看，出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者，多任軍校中的高級職務；出身保定軍校者，大部屬校級軍官；出身云南等地講武堂者，多為尉級軍官。

　　（1）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黃埔教官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設立于東京，創辦于1874年。從1898年創辦第一期中國學生班開始到1931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先后有1638名中國學生進入該校學習，有部分畢業生進入黃埔軍校任職任教。留日士官生在黃埔軍校初期約占教官總數的7%，黃埔軍校軍事教官或校軍帶兵官、學生隊隊官主要由留日士官生和保定生擔任。相比較而言，留日士官生擔任的職務比保定生略高，如留日士官生何應飲為軍校戰術總教官、軍校教導第1團團長；王柏齡為軍校教授部主任、教導第2團團長；林振雄為軍校管理部主任；錢大鈞為軍校參謀處長、代總教官、參謀長。蔣介石曾留學日本，前身是日本振武學校學員，雖然沒有在士官校入學，但也算是“士官候補生”。留日士官生出身的高級將領并曾任職或兼職黃埔教官的還有：閻錫山、程潛、錢大鈞、湯恩伯、黃慕松、李鐸、方鼎英、王俊、張翼鵬、張修敬、吳思豫、張春浦、林振雄、李明灝、張軫、李國良、唐星等。留日士官生中大部分人是國民黨中的右派，反共最力者。當然也有例外，如留日士官第8期炮科生方鼎英，思想傾向共產黨，他曾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部中將部長、軍校教育長、代校長。

　　留日士官生在黃埔軍校中頗受重用，除校長蔣介石也是留日生外，主要還是因為當時中國自行創辦的保定軍校、陸軍大學以及其他軍校，所用的教程和課本是學日本改編的，聘任的軍事學科和術科教官也是以日本軍官為主。因此，黃埔軍校的留日士官群體，始終是軍事教官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軍事學科、術科教育以及實戰訓練等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后，這些教官對教導行將投入戰場的畢業生抗擊日軍，起著非同小可的“知彼知己”的作用。

　　（2）畢業于云南講武堂的黃埔教官

　　云南講武堂，前身是清政府于1899年在昆明市中心翠湖西畔設立的陸軍武備學堂。1909 年 9 月 26 日，云南講武堂正式創立并開學。教官大多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多為同盟會秘密會員。云南講武堂與保定軍校、東北講武堂并稱清末三大軍校，再加上黃埔軍校，當時有中國四大軍校之稱。1935年9月，云南講武堂改編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即黃埔昆明分校。從成立至改編26 年內，云南講武堂共培養8313名畢業生。云南講武堂設步、炮、騎、工4個兵科，學員、學生分甲、乙、 丙3個班。甲班和乙班學員主要訓練現役軍官，學制1年；丙班學生則在社會上招收，學制3年。僅從丙班就走出了 49 位將軍與元帥。云南講武堂的大部分畢業生充任滇軍或其他部隊各級軍官，小部分進入黃埔軍校從事軍事教育和訓練。

　　云南講武堂從1909年建立到1935年結束，共創辦22期，26年里培養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最著名的是朱德（第三期步兵科）和葉劍英（第十二期炮兵科）兩位元帥。擔任上將、中將或軍長、省長級別的軍政長官有40多人，著名的如蔡鍔、唐繼堯、李烈鈞、朱培德、楊杰、王鈞、金漢鼎、唐淮源、范石生、胡瑛、孫渡、龍云、盧漢、盛世才、王右瑜、萬夢麟、盧浚泉、陳奇涵、曾澤生等。擔任少將和師長的更多。

　　黃埔軍校初期，約有云南講武堂學員50余人充任黃埔軍校及分校教官、隊官。云南講武堂班底，幾乎占了黃埔軍校教官隊伍的半壁江山。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時，左膀右臂分別是教務總長王柏齡，總教官何應欽；加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此3人皆進入黃埔軍校成立時的7人領導小組，都是云南講武堂教官出身。云南講武堂的重要教官及一部分骨干成了黃埔軍校創辦時的骨干和建設力量。云南講武堂當時號稱“步騎工炮”四大兵科的骨干，后來都進入了黃埔軍校任教官，他們是王柏齡（講武堂炮兵科長）、林振雄（講武堂騎兵科長）、易崇興（講武堂工兵科長），劉躍揚（講武堂步兵科長）。還有畢業生葉劍英成為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曾澤生、盧浚泉、崔庸健等成為黃埔軍校的區隊長等教官。講武堂第十二期步科畢業生、朝鮮人李范奭，也曾任黃埔教官，李后來成了韓國復國后的首任總理。講武堂第十六期炮科畢業生、朝鮮人金勛（曾用名楊寧、畢士悌），也擔任過黃埔教官，后曾任紅軍師長、軍參謀長，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1936年在山西犧牲。

　　眾多的云南講武堂師生后來成為黃埔軍校的重要教官和領導，對黃埔軍校的興旺發展，作用不可低估。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也是云南講武堂的重要教官李烈鈞極力推薦的。護國三杰之一的蔡鍔在云南任督軍時，任講武堂兼職教官，編撰了《曾胡治兵語錄》作為云南講武堂軍事輔導教材。該書隨著大批講武堂人員進入黃埔軍校成為軍校教材，并深得蔣介石青睞，親自增輯“治心”一章并加序，印發學習，人手一冊。此書后來還被評為中國十大兵書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云南講武堂可以說是黃埔軍校的“搖籃”，對黃埔軍校影響深遠。

　　當時廣東全省中共黨員不過1萬余人，其中800余人在黃埔軍校，占了將近1/10，其中有8位紅色教官與云南有關，而這8名教官中有7位出自云南陸軍講武堂。如第十一期步兵科畢業生嚴鳳儀，后任黃埔軍校上尉教官、學校教練部及學生第４隊副隊長，參與廣東革命政府東征。后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在海南、南洋從事革命活動。1931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各機關被破壞時被捕后遇害。第十五期工兵科畢業生曹萬春，后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部副官，黃埔軍校成立時到校任教官，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紅色教官，后奉命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26年在“五卅”慘案中犧牲。第十二期步兵科畢業生符昭謙，后任黃埔軍校第一期區隊長、教導團連長、團參謀長，1949年任國民黨軍第3兵團副司令官時起義，后到解放軍軍事學院重新執教，轉業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病逝于北京。

　　就總人數而論，黃埔軍校教官以云南講武堂出身者為多。據王柏齡回憶，云南講武堂出身者占60%，保定軍校出身者占20%。因為級職愈低，人數愈多。以對軍校初創時期在黃埔任教的74名教官為例，其軍銜分布：中將1人，少將3人，上校3人，中校6人，少校7人，上尉11人，中尉24人，少尉10人，準尉1人，文職8人。說明云南講武堂出身者在黃埔軍校初期多為尉官教職人員。

　　（3）畢業于保定軍校的黃埔教官

　　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陸軍部，于1912年10月至1923年8月在保定開辦陸軍軍官學校，11年間，保定軍校培養9期共6574名學生（其中步科生4017名，騎科生822人，炮科生887名，工科生418名，輜重科生376名）。地處南北兩地的保定軍校與黃埔軍校，在政治傾向上本來完全不同，但因兩校同屬陸軍軍官學校，保定軍校停辦之時恰逢黃埔軍校開辦之日，許多保定畢業生被聘請到黃埔軍校任職。

　　有資料統計，從1924年至1949年，先后在黃埔軍校校本部及各分校擔任教官（隊官）的保定陸軍軍官師生，總計有860多人。其中，從1924年5月到1928年3月4年間的軍校廣州時期，僅在黃埔本校任教的保定生有178人。其數量遠遠超過到黃埔效力的其他軍校的畢業生。其中，保定軍校第一期生（含季方、王懋功兩名第一期肄業生）19人；第二期生22人；第三期生46人；第四期生無；第五期生7人；第六期生39人；第七期生7人；第八期生23人；第九期生12人。在兵科構成上，178人中，有步兵科學生99人，工兵科學生19人，炮兵科學生28人，騎兵科學生15人，輜重兵科學生17人。如此師資結構，非常有利于黃埔軍校軍事學科設置及教學實施。這些畢業生除來自河北、山東等北方省份的10余人外，大多數都來自南方。其中以來自浙江、江蘇、廣東、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安徽者為多。這是因為黃埔軍校地處廣東，他們對南方生活較易適應，路途較近，廣州得革命風氣之先，有較豐厚的新軍土壤和革命傳統。黃埔軍校的主要領導人多為南方人，他們有意識的以鄉緣、學緣、地緣為媒延聘人才，為校所用。

　　在黃埔軍校中任教官的保定生，名聲較大的有以下7人：陳誠，保定軍校第八期炮科畢業生，在黃埔軍校初任上尉教育副官，后升至臺灣中國國民黨副總裁；顧祝同，保定軍校第六期步科畢業生，在黃埔軍校初任中校戰術教官，后升至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陸軍一級上將；陳繼承，保定軍校第二期步科畢業生，在黃埔軍校初任中校戰術教官，后升至首都衛戍總司令等軍職；張治中，保定軍校第三期步科畢業生，在黃埔軍校初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上校總隊附，后升至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劉峙，保定軍校第二期步兵科畢業生，在黃埔軍校初任中校兵學教官，后升至徐州“剿總”總司令，陸軍二級上將；羅卓英，保定軍校第八期炮兵科畢業生，在黃埔軍校初任入伍生團教育副官，后升任東南軍政副長官，陸軍二級上將；周至柔，保定軍校第八期步兵科畢業生，在黃埔軍校初任兵學教官，后升任空軍總司令、“總統府”參軍長，空軍一級上將。

　　保定畢業生在黃埔軍校中多居于較重要地位。在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的7名委員中，有鄧演達和沈應時兩人為保定生；在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的9名委員中，有鄧演達、嚴重、胡樹森、簡作楨4人為保定生；在首屆軍校特別區黨部的5名執行委員中，有陳復、金佛莊2人為保定生；軍校首期學生總隊正副總隊長均為保定生，分別為鄧演達和嚴重。在黃埔第一期學生總隊的4名隊長中有3名是保定生，分別為金佛莊、呂夢熊、茅延楨。鄧演達后任教練部副主任、軍校教育長，嚴重后任教授部主任，顧祝同后任管理部主任。軍校教導團成立時，這支國民革命軍建軍之始最早的部隊，除由何應欽、王柏齡兩名留日士官畢業生分任兩個團的團長外，兩團下屬6個營的營長有5人為保定生。還有保定生陸福廷（第1期教官）、文素松（教授部教官）、王懋功（第三期總隊長）、趙錦雯（管理處處長）、林鼎祺（教導第2團第2營營長）、金佛莊（教導第2團第3營營長）、劉秉粹（教導第1團參謀長）、沈應時（教導第1團第1營營長）。除擔任軍事教官和學生隊長外，一些保定生還擔負了校本部及下屬各部、辦、處的重要職務。

　　在黃埔軍校任教的保定生中，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比較進步。如季方、鄧演達、嚴重、張治中、宋湘籌、侯連瀛、楊澍松等人。保定生中有數位中共早期著名軍事干部，他們是：第六期步科畢業生徐堅，第八期步科畢業生金佛莊、郭俊、范藎，第九期步科畢業生章琰、茅延楨。他們或是在保定軍校求學時入黨，或是在黃埔任職前后入黨，均先后犧牲在東征、北伐和抗日戰場上。

　　（4）畢業于陸軍大學的黃埔教官

　　陸軍大學創始于1906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所最高軍事學府。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移臺灣止，辦校歷經43年，各期班科學員總計畢業生有5100余名。由于是高級軍事學校，學員在之前已經受初、中級軍校教育，因此陸大學員本身未能形成獨立的軍事派系，但是陸大學員有許多人在國民黨軍隊中擔當軍事指揮主官或高級參謀重任。

　　黃埔軍校成立后，陸續有陸軍大學畢業生入黃埔任高級職官或教官。有資料統計，總計有492名陸軍大學畢業生曾在黃埔軍校任職，數量上僅次于保定軍校生。陸大畢業生一直受到軍事當局重用，主要原因是鑒于高級軍校學歷起點較高的緣故。陸軍大學早期畢業生，后為陸大知名兵學教官的馮玉祥、張國元、唐灝青、梅鑄、游鳳池、譚家駿、戴錫齡等，都曾先后到黃埔軍校任高級教官。擔任黃埔軍校本部及分校副主任、處長、步騎炮工輜交科長、總隊附和高級教官以上職務者有296人。陸大生教官在黃埔軍校中具有層次高、總量多、軍事素養優等特點，成為黃埔軍校教官群體中層級較高也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5）來自國共兩黨政治工作系統的黃埔教官

　　黃埔軍校初期的政治教官構成，大致可以分為4種類型：一是中國共產黨人，多為專職政工人員。如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熊雄，政治部副主任魯易，秘書聶榮臻。政治主任教官惲代英，政治教官蕭楚女、歐陽建修、張秋人、李合林，曾任組織科長的楊其綱，任宣傳科長的安體誠，政治講師于樹德等。二是當時國民黨黨政要人兼任政治教官，如：胡漢民、汪精衛、邵元沖、顧孟余、丁維芬，還有曾初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黨理論權威戴季陶等人。三是邀請當時的一些社會名流來軍校作政治演講。四是教導團連以上單位設立的黨代表直接授課。由以上所列可見，中國共產黨人在軍校政治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這一明顯的師資力量對比，也是軍校政治教育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當時知名的黃埔政治教官，還有王啟江、向理潤、鄺振翎、江雄風、余紀忠、張研田、李厚徵、柳克述、洪世泰、賀醒漢、倪文亞、高信、梁干喬、梁朝威、黃麟書、程天放等，著名的還有校歌撰詞者陳祖康。黃埔軍校一期生鄧文儀、顧希平、蕭贊育曾任不同時期的政治部（政治訓練處）主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也曾任廣東軍事政治學校副校長兼政治教官。從各類教官的總量分析，政治教官所占比重很大，軍校廣州時期就有140多人，其中有5人是北伐時期的著名政治講師。

　　（6）來自蘇聯的黃埔教官

　　黃埔軍校在創建初期有一個特殊的教官群體，這就是蘇聯顧問團，他們對黃埔軍校教官群體的影響深遠而巨大。1923年10月，蘇聯顧問鮑羅廷到達廣州后，被孫中山聘為國民黨教練員。正式籌建軍官學校時，孫中山指定廖仲愷和總顧問鮑羅廷著手籌劃開辦和選定教職人員。1924年1月，鮑羅廷應孫中山之邀，派出了以蘇聯顧問亞·伊·切列潘諾夫為組長的軍事顧問小組參加軍校籌備工作。軍校初創時期有名可查的蘇聯顧問有40余人，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軍需、交通、通訊、衛生、交際等各個教學崗位上，絕大多數是軍事教官。此后，蘇聯政府多批次派遣軍事顧問到黃埔軍校參加教學工作。著名和知名的教官有：加倫（即瓦·康·布留爾）、蔡爾帕諾夫、喀拉覺夫、白禮別列夫、嘉列里、瓦林、尼·捷列沙托夫、梁道夫、丘別耶夫、羅戈夫、弗·波里亞克、雅 格爾曼、亞科夫列夫、羅加喬夫、別夏斯特諾夫、吉列夫、波洛、格米拉、澤涅克、齊利別爾特、馬米伊利克、斯米諾夫、李糜、季山嘉、沙菲等。軍校廣州時期，蘇聯軍事代表團在華文武官員有1000多人，在校執教的蘇聯教官及職員約在300人左右。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反共、排蘇，蘇聯教官被撤回國。

　　蘇聯教官大多數都身經百戰，戰功卓著，有的指揮過大兵團作戰，有的從事軍事教育多年。他們都是優秀的軍事將領，具有深厚的理論根底和豐富的作戰經驗，許多人還獲得過蘇聯政府頒發的勛章。這些杰出的教官提供建議和協助訓練，為黃埔師生帶來了蘇聯紅軍的優良傳統，同時還帶來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思想、最新式的軍事技能。

　　（7）來自各地講武堂、專科軍事學校、高等院校的黃埔教官

　　軍校教官來源，除以上幾個主要方面外，還有其他地區的講武堂、專科軍事學校、各部隊以及國內外大學等高等院校。

　　1928年“東北易幟”到“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前，黃埔軍校的教官還有來自東北講武堂的50余名教官和畢業生，如張學良、張廉春、李鐵醒等。有來自國內其他專科軍事學校畢業的320多人構成的教官隊伍，具有來源廣泛、門類齊全、黃埔派生等特點，如步騎炮工輜交、要塞炮兵、戰車、陸地測量、機械化、防空、航空、情報、警官、政治、軍需、軍醫、獸醫學校等。著名人物如四川軍校的劉湘、廣西陸小的李宗仁、浙江講武堂的蔣鼎文、軍需軍校的俞飛鵬等。還有部分留學外國軍事專科學校的黃埔教官約40人，留學外國高等院校、名牌大學的黃埔教官約有260余人。

　　1930年起在黃埔軍校開設“自然科學學科”課程，部分著名大學畢業的有關專家，擔任了相關學科的專科教官。開設了數學、物理、電工常識、地理、密碼通訊、防毒化學、航空、機械常識、有線電通信等課程。軍校遷移南京辦學后，外國語教育也納入教學計劃，聘任了一批留學外國大學的專家擔任起外語專科教官。還有著名醫生陳魏、盧致德、歐陽慧聰、韓云峰曾出任軍校軍醫處處長。

　　另外，從人文地理看，有資料統計，以軍校初創時期在黃埔任教的74名教官為例，以籍貫分：廣東23人，浙江15人，江蘇11人，安徽、湖北、直隸各4人，云南、湖南、江西各3人，廣西2人，四川、陜西各1人。在關內18省中，僅福建、河南、山東、山西、甘肅5省沒有人在軍校任教官。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擁有黃埔軍校教官數量最多的省份，依次為四川、廣東、湖南、浙江、江蘇、河北、安徽、湖北等省。從上述黃埔教官來源于各省份的分布情況看，基本反映出了清末民國時期人文軍事成長之大勢與軌跡。

　　抗日戰爭時期，黃埔軍校在軍事學科、術科特別是政治科方面的教官比例，有了新的變化。重大變化之一是前期原具有“紅色”身份的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教官，在黃埔軍校中不復存在。黃埔軍校通過歷年自身培養的學生，成長壯大為黃埔教官群體的主體部分，占有85%的絕對優勢；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生仍明顯高于其他軍校；陸軍大學生充任教官的數量與比例次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生再次之，留學外國陸軍大學生、云南講武堂生、東北講武堂生以及留學外國軍事專科學校生，則處于第三群體。

　　至抗戰結束時，黃埔軍校教官的“拼盤”更大。除以上黃埔教官主體部分外，還有留學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和蘇聯等國軍事院校的畢業生50余人，學習自然科學的留學生120余人，回國擔任黃埔軍校軍事和自然科學學科教官。國內高等院校畢業生及專科院校畢業生也大批進入黃埔軍校任教，這類教官以社會科學方面的人員為主，擔任政治教官的人數比例相對較高，近200人，占教官總數的36%。他們的受教育學校囊括了國內所有著名、知名大學，其中北京大學有27人，中央大學有24人，中山大學有21人，其他各校人數各在10多人以上。在這類高等院校生教官群體當中，有許多著名和知名的各學界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