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7日，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布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籌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建立，同時建議國共兩黨迅速選派學生赴該校學習。根據他的建議，廣東國民政府成立了由汪精衛、譚延闿、古應芬組成的選拔委員會，鮑羅廷任選拔委員會顧問，并立即著手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選拔學生赴莫斯科學習。

　　由于正處于第二次東征期間，戰事正頻，黃埔軍校規定：嚴禁第一、二期的學生自愿報考。而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正在前線指揮作戰，態度又不十分明確。有人指出，這可能和蔣介石對蘇聯的看法有關。早在1923年，蔣介石曾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目的是考察其政治、軍事和黨務。在考察期間，蔣介石只是對蘇聯的軍備以及紅軍的發展、軍事理論感興趣，而對蘇聯的政治和黨務則頗有微詞。這時又趕上蔣經國也要去蘇聯留學，讓蔣介石顯得很矛盾。按陳潔如的說法，蔣介石起初表示反對，說蔣經國“朽木不可雕也”，又說負擔不起經國的留學費用。但考慮到革命正在進行，“他當時需要蘇聯的支持”（陳果夫語），蔣介石還是同意送兒子去莫斯科。除蔣經國外，許多黨政要員的子弟也都報了名。

　　廣東地區留學生的選拔主要是通過考試來進行的。考題為《什么是國民革命》論文一篇，筆試之后，公布初選名單，然后再進行口試。口試由國民黨中央委員甘乃光主持，著重考時事政治，最后公布錄取名單。在黃埔軍校學生中，報名也非常踴躍。雖然黃埔軍校嚴禁黃埔一、二期學生報考，但很多還是尊重了學生的個人意愿。據不完全統計，僅黃埔第一期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就有梁干喬、陳啟科、蕭贊育、鄧文儀、左權等人。為了能去留學，很多人都開動了“腦筋”。比如鄧文儀先去偷偷報考，獲得通過后，再繞過學校，直接跑到汕頭前線向蔣介石懇請恩準。經過一番軟磨硬泡，校長終于在報告上簽了字。

　　10月19日，國民黨中央、廣東國民政府、黃埔軍校以及廣東國民黨省黨部等為留蘇的黃埔學生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鮑羅廷、汪精衛均出席并發表了演說。汪精衛還與學生們約定下列三事：一、關于廣東政治情形，政府方面必一周或兩周報告留蘇各位，希望各位亦必時時將近況報告回來；二、孫文大學之中國學生，必須團結起來，始終“誓為孫文主義奮斗”；三、關于赴蘇各種預備，請各生舉出干事數人，專向政府接洽，俾將所得消息，隨時向各人報告。最后，汪精衛指定林柏生、陳春圃為國民黨旅莫斯科中山大學聯絡員。學生進學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匯報各自的姓名、籍貫、家庭成分、文化程度、學歷和經歷，曾讀過什么書，參加過什么革命活動等等。然后開始被編班，領學生證。學生依黨籍、年齡和教育程度，分成11班。考慮到回國以后的安全，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每位中國學生都取了蘇聯名字。

　　中山大學的留學生們在生活上得到了蘇聯政府的特殊照顧。當時的蘇聯，雖然戰爭的創傷尚未完全恢復，卻為莫斯科中山大學花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據蘇聯檔案記載：莫斯科中山大學預算達1000多萬盧布。在飲食上，可說近乎奢華。學生們“早餐就有雞蛋、面包、黃油、牛奶、香腸、紅茶，偶爾還有魚子醬”，且“每天開五次飯”。這讓習慣于吃三次飯的中國學生們提議學校取消下午的點心和夜餐。以后更請來中餐廚師，還采購來海參等中國高檔食材，讓學生們選擇著吃俄餐或中餐。學校完全免費發放“勞保用品”：發給每個留學生一套西裝、一件外套、一雙皮鞋以及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毛巾和襯衫都免費代洗，還發大衣、暖帽、雪靴、雨鞋和涼鞋，每個月還有10盧布生活津貼。起初，學校一律按性別安排宿舍，后來學校租了一棟家屬宿舍提供給已婚學生，校長拉狄克更準備過幾年為“小革命家辦幼兒園”。

　　學校的文化娛樂活動非常豐富：有電影、戲劇和音樂會，還可以看到有關中國的新聞紀錄片。還安排芭蕾舞劇團、音樂演奏家到禮堂演出。學生們可以免費參加各種體育活動和觀光。中山大學還設有一個門診所和一個小醫院，在學習期間為學生提供保健服務，醫藥全部免費。中山大學還有專管學生及其在中國的家庭經濟福利的機構。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可以通過向學校申請救助金，甚至學生回國探親時還發給經費，并讓中國留學生享受和蘇聯人一樣的休假。黃埔一期生鄧文儀曾對此評論說：“夏天，中山大學在鄉村成立夏令營……經歷了兩個月的愉快經歷和美好時光之后，每個人都增加了體重。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有類似的暑假制度。”

　　大學的學制為兩年，第一學年，主要安排俄語學習，每天為4課時。其他課程有：政治經濟學、歷史、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等。第二學年，主要課程為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列寧主義原理、經濟地理等。此外，莫斯科中山大學還設有軍事訓練。在軍事研究室里陳列著各種普通武器和地形沙盤。學生常去莫斯科附近的軍事院校參觀和到附近兵營去打靶，接受野戰訓練，絕大多數軍訓教官在黃埔軍校供過職。在完成訓練課程后，一個教官曾告訴學生：“你們所受的軍事訓練堪與黃埔軍校一、二、三期受過的相媲美，現在你們就能指揮軍事戰役。”辦學期間，國民黨要人宋慶齡、馮玉祥、胡漢民等曾來大學做過演講。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是常駐中山大學負責監察的人士之一，他不僅來校視察學生情況，還和他的兒子邵志剛一同聽課。

　　由于時代的緣故，黃埔學生在中山大學留學期間，很多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漩渦。國民黨莫斯科中山大學支部始建于黃埔軍校學生赴莫斯科學習之前。據三期生康澤回憶：在中山大學考試錄取工作完成后不久，黃埔軍校特別黨部曾召集他們開會，“決定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埔特別黨部旅莫斯科支部，并選舉支部執行委員，除了吳淡人、李秉中，我也當了選。”1926年四、五月間，國民黨“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支部”正式建立，陳春圃當選為首屆執委會主席。康澤和谷正綱、蕭贊育等組成了“高級碰頭會”，還與谷正綱、蕭贊育、張鎮、夏云沛、唐健飛六人被稱為“反共六頭機關”，經常受到學生們的圍攻、批判。鄧文儀為此經常對康澤說：“這是什么地方，你們不要再頂下去了，弄得不好，不但回不了國，甚至連命也要搭上。”1926年底，斯大林派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到中國指導革命，鄧文儀“表現好”，被選為學生代表隨羅易一同回國。賀衷寒是后來補進中山大學的。他見同學中有數百名國民黨黨員，便著手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分會。1927年下半年，距離第一期學生結業的時間已經不遠，學校當局將賀衷寒等放在第一批首先遣送回國之列，路費除由學校發給每人一張出蘇聯國境的車票外，另發旅途用費50個盧布，不夠的則由自己籌措。而蕭贊育在學習期間，則成就了“小戴季陶”的名號。一次，校長拉狄克給學生講中國革命運動史時，批評孫中山的土地政策不徹底。蕭贊育認為拉狄克不了解中國國情，無理地攻擊孫中山先生，便寫了一篇文章，以孫中山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理論為依據，列舉了許多理由對拉狄克進行反駁，一時聲名大噪，被留蘇學生稱為“小戴季陶”。

　　1927年7月26日，國民黨中執會全體會議正式發出通令，決定取締中山大學并與之斷絕一切關系，禁止國民黨員繼續在該校學習，同時命令國民黨各級組織嚴禁再向莫斯科派遣留學生。是年秋，國民黨中山大學“特支”在執委會主席李一凡的主持下，召開了最后一次全體黨員大會，“宣布解散特支，聲明退出國民黨”。與此同時，除蔣經國等極少數國民黨學生以外，大多數國民黨學生被遣送回國。1930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