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30日,國民政府南征軍攻占廉州
1925年11月30日,國民政府南征軍攻占了盤踞在廣東南部沿海軍閥、自稱“八屬聯(lián)軍副總指揮兼第2軍軍長”申葆藩的大本營廉州,并在此后迅速進軍,徹底掃清了長期從南路威脅廣州的軍閥鄧本殷、申葆藩的割據(jù)勢力。
在廣州國民政府發(fā)動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后,盤踞在海南島、欽州、廉州的軍閥鄧本殷、申葆藩,為了“拯救”節(jié)節(jié)敗退的陳炯明,乘廣州空虛,分三路進犯西江。一時間,粵南的陽江、羅定、云浮各縣相繼失守。
實際上,廣州國民政府在1925年8月成立伊始,就已經(jīng)制定出消滅南路軍閥的方案。當時,正值廣西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基本統(tǒng)一了廣西,廣州國民政府在他們統(tǒng)一廣西的過程中予以了巨大的支持。1925年8月上旬,國民政府派李濟深到南寧,商討兩廣統(tǒng)一問題。在會談中,雙方達成協(xié)議,李宗仁等同意廣西統(tǒng)一在廣州國民政府之下,并按照國民政府頒布的省政府組織法組織省政府和國民黨省黨部;在軍事方面,同意聯(lián)合行動,消滅申葆藩、鄧本殷。
第二次東征之際,國民革命軍的主力部隊在通往陳炯明的老巢潮州、梅州的路上,國民政府軍委會命令以陳銘樞(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0師師長)為南路軍指揮官,負責防守鄧本殷的部隊。陳銘樞是廣東合浦曲樟(今屬廣西)客家人,他的部隊又多是“南路人”出身,因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讓陳銘樞擔任南路指揮,陳銘樞也并未推辭。據(jù)陳銘樞回憶,國民政府首腦汪精衛(wèi)和譚延闿等人要將陳銘樞任命為“南路總指揮”,但第4軍軍長李濟深表示反對。后來根據(jù)李濟深的意見,將陳銘樞任命為“各軍指揮”。
陳銘樞到任后,由于兵少糧缺,他就向梧州的新桂系借兵,并在駐防當?shù)鼗I措糧餉。在鄧本殷進犯之際,陳銘樞曾致電汪精衛(wèi)及蔣介石,請示戰(zhàn)守決策。汪精衛(wèi)復電指示:“即退守新會,待援。”蔣介石正在東征途中,于是也指示說:“可在單水口拒止敵人,以待贛軍(朱培德部)增援。”但陳銘樞及其部下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等果敢出擊,在桂軍呂煥炎部的支援下,于單水口將鄧本殷、申葆藩的優(yōu)勢兵力擊潰。朱培德部趕到時,戰(zhàn)斗已經(jīng)結束。
單水口失利后,鄧本殷、申葆藩對廣州國民政府的南征軍采取守勢,以一路守陽江,一路守信宜、羅定,一路守高州,另以申部守雷州、廉江,設總指揮部于安鋪,為四路策應,總兵力還有2.8萬多人,雖然鄧本殷、申葆藩所部多系收編民團土匪的烏合之眾,但由于其部隊數(shù)量遠遠多于陳銘樞,而南路地勢又復雜,陳銘樞等的兵力不能勝任。
10月31日,國民革命軍第3軍軍長朱培德率領第2軍一部(包括5個團、1個獨立營、1個工兵營)和第3軍全部奉命南下,與原南征部隊組成“南路聯(lián)軍總指揮部”,由朱培德任總指揮,朱克靖為政治部主任。廣州的《工人之路特號》報道了“朱培德任南路總指揮”消息:“日前政府為實行統(tǒng)一廣東起見,故于革命軍東征之際,實行肅清南路,除委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0師長陳銘樞為南路指揮、令率師征討外,現(xiàn)為厚集兵力,迅速結束南路戰(zhàn)事計,特加調湘、滇兩軍會合進攻南路,委任國民革命軍第3軍長朱培德為南路聯(lián)軍總指揮。此項命令,昨已下云。”
按照朱培德下達的《國民革命軍南路各軍作戰(zhàn)計劃》,南征軍以陳銘樞(李濟深部)、王均(朱培德部)、戴岳(譚延闿部)、俞作柏(新桂系)為第一、二、三、四路指揮,陳章甫為右側支隊司令,兵分四路展開反攻,分別從臺山、開平、新會和廣西陸川進軍,計劃先肅清陽江的八屬聯(lián)軍,再進占高、雷和欽、廉等州。
11月10日,南路總指揮朱培德令各軍會攻高州。南征軍的主力陳銘樞部出電白攻高州之東,王均部出陽春攻高州之北,戴岳部和余漢臣旅出羅定、信宜擊高州之西,俞作柏由化州攻高州之南。各軍雖然迅速推進,但所屬不一,難免配合不很默契。南征軍的主力陳銘樞曾在進軍路上大批收編巴蜀聯(lián)軍潰兵數(shù)千人,被嚴令禁止,并要求他服從朱培德指揮。但陳銘樞認為如果不收編敵人潰兵,這些潰兵勢必會成為土匪,因此一邊控告朱培德增援不及時,一邊依舊收編,并將潰兵重新安置在欽州、廉州等地作為地方維持力量。
隨著東江戰(zhàn)事基本結束,廣州國民政府對南征部隊做了調整。1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議將國民革命軍第3軍(軍長朱培德)及國民革命軍第2軍(軍長譚延闿)所屬部隊調回北江原防區(qū),另委派和新桂系有著深厚交往的國民革命軍第4軍軍長李濟深出任“粵桂聯(lián)軍總指揮”,負責南路作戰(zhàn)。李濟深到任后提出:南路地形狹長,南面靠海,北面千余里與廣西交界。如果舊桂系尚未肅清,廣西全境尚未由新桂系的李宗仁、黃紹竑等所控制,只是由西江方面向西進攻是有相當困難的。而現(xiàn)在廣西全境已為李、黃所控制,東江的陳炯明已經(jīng)被東征軍消滅,對南路用兵就十分容易了。為此,李濟深先親自出馬到南寧,和李宗仁等達成協(xié)議,從西、北兩方向夾擊鄧本殷、申葆藩以毀其老巢,得到了李宗仁的同意。此后,針對敵人南面靠海,北面戰(zhàn)線過長,兵力處處都很薄弱的特點,李濟深采取“多方誤敵”的戰(zhàn)術,綜合部署了四路大軍(任命陳章甫為第一路司令,由肇慶向三羅進攻;陳銘樞為第二路司令,由四邑向兩陽進攻;桂軍俞作柏為第三路司令,由廣西的陸川向高州、雷州進攻;胡宗鐸為第四路司令,由廣西的上思向廉州、欽州進攻),以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消滅敵人。
11月23日,李濟深偕同南路各屬行政委員甘乃光(1924年6月起任黃埔軍校政治部英文秘書兼政治教官),由廣州天字碼頭乘“江門輪”出發(fā)親赴前線,24日抵江門,受到各界的隆重歡迎。李濟深在江門設國民革命軍第4軍辦事處,任命剛升任第12師副師長的張發(fā)奎為辦事處主任,負責后勤供應事宜。在請示蔣介石后,李濟深將參加第二次東征的第11師陳濟棠部和張發(fā)奎獨立旅(均屬于第4軍)調赴南路作戰(zhàn)。11月28日,李濟深又抵陽江與各部會商作戰(zhàn)計劃。
在李濟深的指揮下,南征軍向欽、廉方向追擊,進展極為神速。坐鎮(zhèn)高州的鄧本殷本想起兵援救,先救陽江,不料桂軍俞作柏所部從廣西入粵,進逼化州、高州。鄧本殷擔心歸路被俞部切斷,于是倉惶退回雷州,留親信陳鳳起在高州督戰(zhàn)。南征軍四路合圍高州,陳鳳起寡不敵眾,向欽、廉方向潰逃。南征軍相繼攻克高州、化州后,迅速逼近了申葆藩的大本營廉州。10月26日,申葆藩率部由廉州退向欽州。28日,桂軍俞作柏部與南征軍陳銘樞部互相配合,打破了白沙、公館、閘利的敵軍,抵合浦縣之山口圩。
11月下旬,國民政府曾派何勇仁向申葆藩宣傳國民革命宗旨,策動其反正。申葆藩立即派代表陳坤培到廣州遞交致汪精衛(wèi)主席函,表示愿歸順國民政府,但因為李濟深指揮的南征軍進攻速度過快,申葆藩在各地的部隊還沒來得及投降,就相繼遭到殲滅。
11月30日,南征軍占領廉州。同日,李濟深為慶祝勝利,在陽江東校場舉行閱兵式,參加檢閱的有南路總指揮朱培德,“粵桂聯(lián)軍總指揮”李濟深,國民政府廣東南路各屬行政委員甘乃光,蘇俄顧問馬馬耶夫等。
在南征軍向欽、廉進軍的同時,廣西的新桂系部隊奉廣州國民政府之命,增調黃旭初縱隊分別由上思、橫縣進攻欽州。12月4日,胡、黃兩部在欽州附近與申葆藩部數(shù)千人接戰(zhàn)數(shù)小時。最后申軍不支,向欽州潰退。12月5日,桂系胡宗鐸部已達石船,黃旭初部到達陸屋,俞作柏部到達合浦,黃玉書部占領防城。申葆藩見大勢已去,在通電下野后棄部逃往安南(越南),殘部由楊騰輝率領向南征軍投誠。12月6日,胡宗鐸、黃旭初率部進占欽州。不久又占領防城。欽、廉方面遂無戰(zhàn)事。
鄧本殷被迫率其殘余軍隊在北洋軍艦的掩護下竄逃到瓊崖,企圖借助瓊州海峽的天險以及北洋軍艦的支持作垂死掙扎。12月9日,李濟深由陽江出發(fā),11日抵電白,后去雷州,布置渡海作戰(zhàn)事宜。按計劃,李濟深決定由第4軍集中于高、雷一帶,一面辦理善后、肅清殘敵;一面準備渡海,進攻瓊島。針對匪患的嚴重情況,他部署第4軍大力發(fā)動群眾,清剿土匪,軍政治部專門為此召集雷屬人民代表會議,商談治匪安民,撫恤善良問題。為了使各屬人民能與軍隊合作以全力對付南路軍閥,李濟深領導南征軍大力開展宣傳組織民眾的工作。他派第4軍政治部主任、共產(chǎn)黨員張善銘領導政治工作人員,深入農(nóng)村、工廠、街道宣傳和發(fā)動群眾,協(xié)助他們建立地方政權機構,幫助各地群眾組織工會、農(nóng)民協(xié)會、學生會、學生軍,以及除盜安民會等各種革命團體。由于南征軍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宣傳工作,促進了軍民合作,擴大了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影響和威望。
蔣介石得到南路迅速平定的消息后非常高興。12月15日,蔣介石向軍事委員會呈上的一份《軍政改革計劃》里用以下的話表達了他的心情:“統(tǒng)一廣東,以鞏固革命根據(jù)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實現(xiàn)矣!然此仍為國民革命第一步也。廣東既定,全國人士之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實行,我革命軍所需要之戰(zhàn)斗力愈大。勝利不可幸致,北洋軍閥固有必敗之道,然其軍隊之抵抗力量,實非陳、林、洪、鄧諸部所能比擬,我必于軍政之統(tǒng)一,軍事之訓練,軍事之準備,切實注意,盡革命前弊,積極刷新,而后能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