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13日，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大”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決議案指出，西山會議純屬違法，決定永遠開除策劃西山會議的首要人物謝持、鄒魯的黨籍，對居正等12人，分別給予書面警告處分。而對于曾任黃埔軍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發布《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以致惹起黨內糾紛”的戴季陶，鑒于其未參與西山會議，決定由“大會予以最懇切之訓令，促其猛省，不可一誤再誤”，“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

　　戴季陶1891年1月26日生于四川省廣漢縣，原籍浙江吳興。戴季陶自幼聰明過人，博覽群書，被親友鄉里譽為“神童”。他也毫不謙虛，曾作詩一首，其中一句說：“神童佳號空歸我，小子高籌君未知。”后戴季陶留學日本，從師于日本著名法學家筧克彥，回國后逐漸轉向革命派。戴季陶來到上海，成了新聞界的風云人物。在《天鐸報》任職期間，19歲的戴季陶一躍而為總編輯，戴季陶以極其犀利的筆鋒，傳播革命言論，還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戴天仇”，表示和腐敗無能、簽約求和、喪權辱國的清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辛亥革命后，戴季陶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直至孫中山逝世，前后為孫中山做了12年秘書工作。

　　戴季陶早年也對社會主義學說有興趣，由于在日本時曾看過不少共產主義的書，戴季陶憑借其文筆與口才在推動工人運動方面起過一定的影響。當時，他還與社會主義研究會人士相熟并介入勞工及學生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孫中山派戴季陶及沈定一等三人主編《星期評論》，和陳獨秀的《每周評論》共同對勞工問題進行研究，并介紹社會主義思想。1919年10月和11月，戴季陶發表《舊倫理的崩潰和新倫理的建設》一文，是當時繼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后，試圖運用唯物史觀去說明中國的倫理問題的最早嘗試之一。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到上海找陳獨秀討論共產黨建黨問題時，戴季陶也應邀參加。

　　為資助孫中山在廣東的開支，戴季陶到上海從事經濟活動。他與蔣介石等一起合股設立“恒泰號”，成為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戴季陶小蔣介石4歲，于1908年在日本留學期間結識了蔣介石。辛亥革命時，蔣介石任滬軍第5團團長，戴季陶在上海辦報，二人開始有了交往。兩人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關系密切起來，并結為異姓兄弟。當時戴季陶很想在經濟活動中干出一番事業，夢想成為我國古代大商賈陶朱公的繼承人，正式改名為“戴季陶”，季與繼諧音，寓意以“陶朱公第二”自擬。

　　1924年1月初，戴季陶去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曾擔任宣言、黨章、宣傳問題等審查委員會委員，并在大會上作宣言審查結果的報告。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后，國民黨內一些人表示不滿，而戴季陶就是其中之一。在國民黨“一大”上，一些人糾合戴季陶提出反對共產黨員“跨黨案”，遭到否決。但會議仍選舉戴季陶為“一大”中執委，并在一次中執委會議上被選為中央黨部宣傳部長，不久又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

　　黃埔軍校秉承“主義為先”的辦學理念，堅持向學生傳播革命思想。戴季陶雖然成為軍校政治部主任，到軍校里“訓話一兩次”，但他并無具體的工作實施計劃，唯有在官長政治教育計劃中，他準備上《教育與革命》的課程。在先期的黃埔軍校教官講演中，他進行了題為《如何完成群性》的講演。其間，身為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曾多次游說譚平山等共產黨人放棄黨籍加入國民黨，均遭到拒絕。

　　黃埔軍校開學僅一個多月，戴季陶突然去了上海。一時間，各種猜測、流言蜚語在校內傳播開來。至于戴季陶突然離校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戴季陶的出走是由于他在“宣傳部與共產黨人共事，無意中說了幾句公道話”，從而激起了國民黨右派的反感，后來因為爭執，被著名的右派人士張繼打傷，從而不辭而別。也有說法認為，戴季陶在黃埔軍校期間和蘇聯首席顧問鮑羅廷極度不和，導致他憤而離去。

　　1924年10月，孫中山北上商議國是，不幸肝病復發，戴季陶聞訊趕赴侍奉孫中山。戴季陶是孫中山遺囑的九名簽署人之一。孫中山彌留之時，戴季陶作為黨國要人守候在床側。他甚至“以孫中山思想的最好解釋人與最好的繼承人自居”，并改名“戴傳賢”。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右派人士反共活動逐漸活躍，戴季陶的反共活動也逐漸轉為公開。戴季陶在國民黨中，是素以理論家著稱的人物，孫中山逝世兩個多月后，國民黨舉行一屆三中全會，戴季陶起草了《中國國民黨接受總理遺囑宣言》，第一次提出“純正三民主義”的概念。5月，他在廣州發表了《民生哲學系統表》。回到上海后，戴季陶于6月間完成《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一書。7月間，又完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從思想、政治、組織等幾個方面提出了一套說法。其夫人鈕有恒說，戴季陶著此二書時“直如醉如癡，終日閉戶，至忘飲食，直至書成而后已，初不知其如此，殊令家人彷徨失措，后則司空見慣，只得聽之”。這三本著作構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標志著“戴季陶主義”的形成，也使他成為國民黨中有系統地建立反共理論的第一人。戴季陶的著作被一些反共的國民黨上層分子奉為最高理論，孫科、于右任等人稱其為“反共先鋒”，“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亦最徹底”。戴季陶的幾本小冊子出版后，國內翻印者數種，出版數目約十余萬冊，并有數國文字譯本。

　　戴季陶的三本書在黃埔軍校師生中的影響也很大。黃埔軍校的孫文主義學會，就公開以戴季陶主義為理論武器。戴季陶又數次前往黃埔軍校講演，內容“都是詆毀三大政策，用舊三民主義去反對新三民主義”。

　　當時國共合作正處在高潮時期，廣東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工農革命勢力也迅速增長，很多人對戴季陶這種分裂國共合作的理論十分反感。中國共產黨曾給予嚴肅的批駁和堅決的斗爭，廣大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左派，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戴季陶的理論進行了批判。例如惲代英就曾批評戴季陶不宣揚孫中山思想中起主導作用的革命精神，而專門去發揮他的次要的消極因素，“是拋了革命精神而把孫先生弄成菩薩一樣”。蘇聯顧問鮑羅廷更是對戴季陶痛恨之極，罵他是“戴季陶魔鬼”。

　　周恩來當時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他面對全校師生員工講話，批判戴季陶主義，并指示校政治部的師生寫文章駁斥。同時，他與李元、蔣先云還設計了一幅畫(另有一種說法，說是周恩來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畫的)諷刺戴季陶。畫中的戴季陶穿著長袍馬褂，頭戴瓜皮疙瘩小帽，將原來立在世界園中的孫中山塑像，十分吃力地背著往冷落破敗的孔圣廟走去，其中一只腳已跨進廟門，旁邊站著的洋人、軍閥、黨棍、財東正在拍手叫好。此畫意指戴季陶把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牌位硬背到孔廟去。后來，這幅漫畫印刷出來，張貼校內外，并寄發全國各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另據張治中回憶，有一次，戴季陶到黃埔軍校開了一個座談會，結果戴季陶被師生們“百般詰難，幾乎不得下臺”。戴季陶的幾本小冊子在各地散發以后，僅廣州、北京、武漢等地群眾就憤怒地焚燒了不下數萬冊。連戴季陶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小冊子一出版，立即受到“很大的攻擊”。

　　1925年11月，國民黨內的鄒魯等人發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即“西山會議”)，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11月中旬，戴季陶到北京準備出席會議。到北京后，針對立即“清除共產黨”“彈劾汪精衛”的意見，戴季陶主張先對汪精衛等人進行“勸告”，而對共產黨的“處理”也要先告知李大釗等中共領導，不要讓廣東方面認為西山會議僅僅是一場“片面分裂之行動”。不料，戴季陶“以孫中山思想最好解釋人與最好繼承人自居”的態度以及他先前與中共高層頗有往來的事實，讓一些早已對他不滿的“老前輩”對其發言的動機產生了懷疑。11月19日上午，數十人分乘三輛汽車，手持棍棒來到戴季陶居住的西山香云旅社，見到戴季陶后不由分說，立即拳棍交加，頓時打得戴季陶滿身是傷。打完后眾人將戴季陶押上汽車，劫持到國民黨右派“重鎮”——馮自由等開辦、以反共產為號召而建立的同志俱樂部。到俱樂部后，這幫人又叫戴季陶承諾不參加西山會議，還要留下書面聲明——“在一定主張下，可以同意會議議決”。第二天，戴季陶即離開北京。

　　事件發生后，戴季陶曾對鄧演達說：“關于西山會議，本不是我的發起，我接到召集電的時候，并不是很高興去。但是看見黨中這一種左右傾的現象，一則也想求一個方法來解決，二則對于許多朋友的感情上，實在卻不下去，所以不得已到北京去走一趟。”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也說：“子超、海濱（指林森、鄒魯）以京部之糾紛為動機，發電召集第四次全體會議，滬上同志又再四相促。弟當時曾明言曰，我之北行，除完全為朋友之情誼所動外，不能發現一必要。”

　　1926年1月1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大”，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和《處分違犯本黨紀律黨員決議案》。決定開除鄒魯、謝持的黨籍，給予居正等12人警告處分。對于戴季陶，鑒于其未參與西山會議，只“予以最懇切之訓令”，并“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鄧演達在“二大”的報告中說，戴季陶之所以到北京，是被人騙去的。“經鄧演達調解”和“蔣介石、汪精衛幫助”，戴季陶又當上中執委員。

　　但事后，戴季陶卻對這種處理“甚為不滿”。一是不滿鄧演達為他開脫責任的說法，認為說他北上是被人騙去的，是蔑視了西山會議派和他的人格；二是不滿意把西山會議參與者“個個加以處分，獨對于我，則一面以決議促我醒悟，一面仍舊把我的名字，列在當選的人當中，真是不勝奇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