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在國民黨軍事訓練團體中，有一個異軍突起的組織，曾經顯赫一時，這就是“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它有一、二、三、四共4個團，我就是在第一團三期于湖南桃源結業的。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寇大舉進攻，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城市和華北華東廣大地區相繼淪陷。國民政府名義上遷都重慶，實際上政治及軍事指揮重心設在武漢。當時淪陷區大量青年因失學失業，紛紛逃離，有相當一部分青年在中共的號召和影響下奔向延安。國民黨當局見情形，便一方面在西安等地設關卡阻攔奔赴延安的青年，另一方面在武漢成立“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第一團”，來吸引淪陷區青年，同時也招收后方各地的在校學生。

　　1938年夏，我17歲，中學畢業，出于愛國熱情，從南昌跑到武漢，考入該團的學生第三總隊（第三期），駐在武漢某小學內。當時江西省的“青年服務團”中有很多進步青年，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感到難對付，便向桂永清商請將服務團的幾百人也并入了戰干一團。

　　團里學生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大學肄業、高中初中都有，還有一部分失業青年。訓練的類別分政訓、民訓、軍事三種，學政訓的畢業后，一般都是派到部隊當連指導員（學員總隊畢業的則是到部隊去當團指導員）；學民訓的則是派到各縣去搞民眾訓練工作；學軍事的則是派到部隊當排長。女生大隊是訓練做戰地救護工作。

　　在戰干一團受訓期間，對學生的軍訓是非常嚴格認真的，以國民黨陸軍的“典范令”為訓練規范。每天下午還有政治課，文職教官中很多是從淪陷區逃出來的大學教授，課程有《三民主義》、《總理遺教》、《領袖言行》以及國際形勢等等。

　　到1938年9月初，我們剛在武昌受訓兩個月，武漢會戰已在武漢外圍田家鎮一帶開始。戰干一團團本部遂遷往湖南湘西辰溪。這時學員總隊，學生一、二總隊，女生一、二大隊都已先后畢業分配了工作，而我所在的學生第三總隊奉令移駐湖南桃源。在9月上旬的一天，我們接到夜間行軍的命令，由武昌渡江到漢陽，沿漢陽向宜昌公路行進，第一個晚上的目的地是蔡甸，離漢陽60里地。每人身上都背著背包、鐵鎬或鐵锨、步槍，共有30多斤重。絕大多數學生都未經受過這種負重急行軍，那晚上，整個總隊走得七歪八倒，有的走不動了干脆躺在路上，有的是打著瞌睡踉踉蹌蹌地摸索著前進，到天亮以后，已經是潰不成軍了。這時各隊都派出由兩三個班長組成的收容隊，收容各自的學生。

　　當時天氣正值炎熱，白天怕日機轟炸、便改在晚上行軍。由漢陽到沙市八百多里，走了近20天。我因年幼力小，實在背不動那30多斤重的東西，老是掉隊。幸好我的中隊長陳天鐘（安徽全椒人、黃埔十期生）有一部自行車，將我的背包放在車上，由勤務兵推著走，給我減去了大部分的負荷。次年3月我畢業后，與同被分配在一個部隊的40幾位同學去沅陵找部隊，陳老師也到沅陵去看望未婚妻，我們在街頭相遇，他把我拉到旅館塞給我一些錢。1942年秋，我從江西與一友人赴重慶，路經桂林時，聞知陳老師在軍校六分校任大隊附，特去看望他，給了他一個驚喜。他熱情招待了我，讓我至今難忘。自從那次分別后近70年再未與陳老師相見，師恩難報，讓我愧疚交加。

　　到沙市后，休息了三天，便改道公安到湖南澧縣，此地是總隊長劉子淑的家鄉，因他要招收家鄉子弟，又多耽擱了三天。然后到常德，在那里遇見了女生第三大隊，她們是從武漢乘船到沙市再行軍到此的，她們在馬路上高歌行進，引起不少行人圍觀。

　　約在10月上旬，我們到了桃源，4個大隊分駐離縣城40里的泥窩潭，我們十一、十二中隊和大隊部同住在陳家大屋。在這里只訓練了兩個多月，又接到向沅陵行軍的命令，引起了大部分學生的思想混亂。而且這次行軍更苦，都是在湘西崇山峻嶺中行進，經常在懸崖上走，下面是幾十丈深的湍急沅水，真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感。

　　離沅陵還有兩天路程時，我們又突然接命令返回桃源，弄得大家莫明其妙。回到桃源后不久，教育長桂永清來第三總隊訓話。全總隊集中在一個大草地上，搭了一個臨時講臺，正中只掛了蔣介石一個人的像。桂永清看到后，馬上吩咐把陳誠的像也掛在蔣的旁邊，意思就是暗示不僅要擁護蔣，也要擁護陳誠。桂永清屬陳誠系的，但與何應欽的關系拉得很好，桂能在何、陳兩大派系間左右逢源，是自有一套手腕的。桂永清與黃維都是江西貴溪人，貴溪人去找黃維，黃都拒而不納，桂則來者不拒，所以貴溪人對桂永清懷有好感。

　　第三總隊總隊長初為劉子淑，黃埔六期，一介武夫，言行粗暴，不適宜訓練學生，大概受了桂永清的訓斥，竟不辭而別開了小差。后來蕭勁接任，他也是黃埔六期生，曾在德國學習過，有儒雅之風。當第三總隊于1939年3月快結業時，突然傳出不足18歲的不能結業，要繼續受訓。我得知后便在大隊約了四五個年輕的同學，前往總隊部請愿。不料在半路上遇到了蕭總隊長，他問明我們的想法后，把我們帶到總隊部勉勵了一番，說明不會再有問題。他還在我們每人的簽名本上寫了“自強不息”四字，贈送有他本人簽名的四寸像片一張作為紀念，我們大喜而歸。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和我同中隊有一位同學叫陳勁仲，記得他曾說是懷寧籍、家住安慶。他比我大兩三歲，沉默寡言，有點口訥的毛病。有和他同鄉的同學悄悄告訴我，陳勁仲是陳獨秀的孫子。因當時戰干團環境特殊，大家也不敢深問，陳勁仲對自己的身世，也是諱莫如深，顯得特別謹慎，惟恐被人注意。我和他相處了八、九個月，關系不錯，結業后各奔東西沒了消息。1943年春，我在重慶工作，一天突然在朝天門附近與他相遇，兩人都很高興。我去他住的旅社暢敘別情，他告訴我現住在江津，其祖父已于去歲病故。我問他做何工作，他說來重慶做生意。我愕然，因當時經商是被人所輕視的。他嘆了一口氣說：我祖父要我千萬不要搞政治。我聽后也只好沉默。時過境遷，70多年過去了，陳勁仲君如還健在，該也霜鬢盈顛了，他那句話竟一直深入我的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