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開創了國共兩大先后為執政黨的軍事成長歷史，綿延連續了半個多世紀。八一南昌起義標志著人民軍隊的創始與成立，有關黃埔軍校對于人民軍隊之早期軍事指導與實踐的影響作用，一直受到學界的研究與關注，本文擬就黃埔軍校對于人民軍隊創建與早期成長歷程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影響，作些分析與探討。

　　一、人民軍隊創建的先驅者：黃埔軍校教官的開天辟地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的創建，預示了現代中國政黨組織及其成員進入軍校、軍隊乃至軍事領域。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就是從黃埔軍校開啟了軍事與政治的合作，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同時崛起，成為影響并左右現代中國政治方向的兩支最重要的現代政黨。當黃埔軍校成為政黨與軍事、軍隊的必然結合體后，崛起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兩大政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幾乎同時在黃埔軍校，認識到政黨掌握軍事、軍隊之重要性。所不同的是，黃埔軍校是中國國民黨和孫中山先生主持創辦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部分成員是作為當時進步政黨的代表人物參與其中，但是在軍事理論與實踐方面，國共兩黨都從黃埔軍校經受了軍事與政治的磨煉。

　　黃埔軍校的產生與發展，為長期封閉的現代中國軍事教育領域，注入了先進的革命的軍事學術思想和軍事技術知識。黃埔軍校早期教職學員當中許多在國共兩黨的軍隊中擔當重任，成為獨當一面的將帥英才，不少還在軍政機構參與戰略與策劃，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軍隊建設乃至戰爭進程，在國家軍事歷史上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處于國民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在推行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并重的教育方針，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后來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得到繼承和發揚，成為發展和壯大的有力法寶。《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卷上冊第120頁指出：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從事軍事活動是從黃埔軍校開始的，并由此“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中國共產黨最早認識掌握軍隊重要性的先驅者，是親歷與操縱黃埔軍校政治訓練的教官們，還包括當時一些進步民主人士的積極努力與作用。廣州黃埔軍校及其分校(1924-1927.7)，在中國共產黨地方黨組織的推薦保送下，有一大批中國共產黨人參與其中，對于黃埔軍校乃至中國共產黨最初的軍事人才的成長與發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和影響。這些學生出身的進步知識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熏陶后，在軍校的軍事與政治訓練活動當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軍事實踐的政治鍛造；這是一種政黨思想支持下，進入軍事學校進行軍事啟蒙和培訓的必然過程；是一種軍事資源與革命力量的結合與擴張；是新生的進步政黨與軍事力量實體（軍校）的首次結合，開創中國共產黨最初認識軍事、軍校以及軍事教育的先河。黃埔軍校成功教育之范例，以及中華民族現代軍事與政治教育并重之經驗，對于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的軍事活動，同樣具有至關重要并且不可或缺之實踐與指導。因此，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黃埔軍校，中國共產黨對于軍事、軍隊、軍校教育的認識與掌握，是難于找到切入點和突破口，也許會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因此說黃埔軍校，亦是中國共產黨最初認識軍事與日后掌握軍隊之搖籃與發祥地。

　　孫中山先生在“教官”的論斷中指出：“用諸君（教員）現在的情形和從前的革命黨比較，從前的革命黨，都沒有受過很多的軍事教育，諸君現在這個學校之內，至少還有六個月的訓練；從前的革命黨，只有手槍，諸君現在都有很好的長槍；從前革命黨發難，集合在一處地方的，最多不過是兩三百人，現在這個學校已經有了五百人。以諸君（教員）有這樣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氣，只用這五百人和五百枝槍，便可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業。” 

　　如果將孫中山先生“辦校治軍思想”比作是黃埔軍校的靈魂，那么筆者認為：主導和掌握黃埔軍校的“教職員官佐（以下統稱教官）群體”這一領導集團，則是黃埔軍校的“脊梁”。教官們不僅駕馭和主導軍校，還帶領學生開創和擴展軍事力量。可見“脊梁”的作用與影響，有多么重要。這個“脊梁”，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來講同樣重要，因為經歷黃埔軍校陶冶的“教官們”，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軍事人才與骨干，對于后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根據地，起到了開天辟地的影響和作用。新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指出：“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黃埔軍校的工作，從各地選派大批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軍校學習。……在教職員中也有不少共產黨員，如金佛莊、茅延禎、嚴鳳儀、徐成章等”。“黃埔軍校的最大特點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軍事訓練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養學生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這是它同一切舊式軍校根本不同的地方”。

　　在廣州黃埔軍校時期和武漢分校成立半年多時間里，以中共黨員為主體的政治教官群體，一段時期幾乎把持了軍校的政治主導方向。這種情形說明，以周恩來為首的軍校政治教官隊伍，開創了軍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周恩來更是從進入黃埔軍校任職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視軍校政治工作，充分發揮了政治教官對軍校的政治導向作用，并且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與策略，貫穿于軍校與政治相關的所有工作中去。周恩來等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在軍校乃至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是卓有成效并具有強大政治震撼力的，為中國共產黨后來掌握并控制武裝力量，以及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成功經驗，這些對于處于建黨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在廣東的粵、湘、滇、桂、贛等各系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1926年8月北伐開始時，共編成八個軍，加上黃埔軍校本部前五期學生7559名、潮州分校、第一分校和第三分校學生共計一萬多人，成為一支有相當規模的軍隊。國民革命軍采用蘇聯紅軍的政治工作制度，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共產黨人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羅漢、林伯渠分別擔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軍的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共產黨人進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這支軍隊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等在1926年1月致信中共中央，認為“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政治成就都應完全歸功于共產黨人”。

　　黃埔軍校教官這一特殊領導群體，集中了當時最有影響最重要的軍事統帥和高級將領。從北伐國民革命的歷史發展軌跡，我們至少可以確認，黃埔軍校在二十世紀20年代中后期這段歷史轉折關頭，對國民黨及其國民革命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樣，對于同時發展壯大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黃埔軍校訓練與培養了第一代軍事領導人才，從中認識到軍校效應和掌握軍隊的重要性與迫切性。毛澤東同志曾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領導力量”。考察古今中外軍事歷史，從來沒有一所軍事學校，對先后執政的國共兩黨的發展與成長，產生過至關重要的歷史作用，對于中國共產黨及其人民軍隊尤為甚之。

　　二、黃埔軍校前五期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從事軍事活動的一批黨員

　　北伐國民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前五期生中的中國共產黨員曾經形成了一股強勢政治力量，對于廣州黃埔軍校時期的中國國民黨校內組織是一個強有力的沖擊和威脅。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的活動、影響和作用是多方面的，這里重點列舉前五期生在中共黨組織及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火星社”等情況概要。

　　（一）黃埔軍校中共黨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軍事領導機構。蔣先云：1924年6月任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書記；王逸常：1925年任中共黃埔軍校支部宣傳干事；陳賡：1926年4月中共黃埔軍校黨團成員；楊其綱：1924年11月任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組織干事，1926年3月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書記，1927年4月中共黃埔軍校黨組織負責人。許繼慎：1925年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候補干事。此后還有曹素民（第三期生）：1925年7月至1926年任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第二屆特別支部組織干事；段子中（第三期生）：1925年7月任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第二屆特別支部宣傳干事；焦起鎧（第三期生）：1925年7月任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第二屆特別支部候補干事。據史載：陳賡于1926年4月任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核心組織“黨團”成員，“主要負責軍校青年軍人工作，參與黃埔同學會等社會團體有關各項活動”。楊其綱于1927年4月15日被中共廣東軍委黃錦輝指派主持軍校黨組織工作，楊其綱于4月18日黃埔軍校“清黨”時被捕后犧牲。據此，楊其綱應是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內最后一任黨組織領導人。

　　1925年下半年，中共廣東區委在黃埔軍校設立黨團領導小組，直接受中共廣東區委員會領導。第四期生入校不久，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后接踵而來“整理黨務案”，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就停止活動。部分政治科學員轉入在廣州大佛寺開辦的政治訓練班受訓，在校第四期生中共黨員組織活動，實際已轉入地下秘密狀態。1926年4月成立中共黃埔軍校的核心組織“黨團”。1926年10月第四期生畢業，其中中共黨員只有少數留在本校及后方各單位工作，大部分派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及其新近成立的北伐先遣部隊，由葉挺指揮領導的獨立團隨軍出發。此后，中共軍校黨組織工作則由熊雄(政治部主任)、黃錦輝(黃埔一期生)、饒來杰(中共駐黃埔軍校特派員)聯系。遵照上級“團結對敵”指示，領導軍校全體中共黨員在各個崗位上，為軍校培養革命力量而努力，以爭取北伐的早日勝利。

　　（二）青年軍人聯合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的革命軍人團體。青年軍人聯合會作為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的革命軍人團體，集中了當時在校的所有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該團體在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推動下，在黃埔軍校校內形成了強有力的政黨政治力量，在黃埔軍校以外的其他軍校中，也成為一股有明顯政治傾向的進步軍人組織，對于推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軍校學員起到了團結和引導作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的革命軍人團體。1926年4月10日青年軍人聯合會宣布解散，《解散通電》宣稱：“本會擁護革命而始，亦以擁護革命而終”，“為鞏固革命勢力，統一軍人觀念，取消駢枝國弊不可濫費起見，特決定自行解散”。

　　（三）“火星社”、《中國軍人》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革命軍人社團和刊物。第二期生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勞工、周逸群、王伯蒼、吳明、蕭人鵠、吳振民、陳恭、謝宣渠等倡議組織了“火星社”。參加該組織的，除當時在校的一部分中共黨員黨員外，還吸收了一部分受中國共產黨影響較深的左派學生。到1925年9月前后，參加“火星社”的第二期生有60余名。是中國共產黨在當時黃埔軍校中作用與影響較大的革命組織，該組織絕大多數均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對當時校內反對派的斗爭中發揮了作用。1925年9月第二期生畢業離校，“火星社”亦宣告結束。青年軍人聯合會還于1925年2月20日創刊并出版會刊《中國軍人》，第二期生周逸群參與創辦校刊《青年軍人》，王一飛等曾主持初期的編輯工作，后期由第二期生胡秉鐸任《青年軍人》總編輯，負責該刊物日常編輯事務。開始為半月刊，六期后改為不定期出版，該刊為不定期刊物，最初每期印數為5000份，第三期后增至10000份，共出了九期，1926年4月停刊。此外還出版《兵友必讀》等刊物。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