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暨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40周年之際，向海內外黃埔同學及其親屬致賀信，在全社會引起極大反響，我們黃埔后代更是備受鼓舞。最好的紀念就是傳承。我們要不忘黃埔先輩愛國報國的初心，牢記傳承黃埔精神的使命。

　　我的家鄉是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鎮高泉營村。父親高憲崗是黃埔9期生，后又于陸軍大學第16期深造，曾任國民黨76軍少將參謀長。生前在甘肅省政協文史研究委員會任職，為省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父親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對子女更是身教重于言教。父母有意識地培養我獨立生活的能力，在我6歲時就將我送到寄宿學校，后來又鼓勵我上山下鄉，讓我得到艱苦生活的磨礪。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子女們養成誠信做人、多做好事、多看好書的習慣。記得父親常教導我們：“有關國家書常讀，無益身心事莫為。”父親從小就鼓勵我寫日記，他每在報刊上發現好文章就留下給我看，培養我的寫作能力。我后來成為一名報社記者，就是父親悉心指導的結果。父親臨終前將全套的全國文史資料及有關史料留給了我，這是父親留給我最寶貴的財富。

　　1928年，黃埔軍校由廣州遷至南京。1930年冬，黃埔軍校招生委員會派劉振東教官到綏遠招考第9期入伍生，這是軍校首次向黃河南北、邊疆各省大批量招生。此前只是少數青年考入。招考條件是具有高中畢業或相當于高中程度學歷，年齡在18歲至24歲之間，健康無疾病，并符合一定的身高和體重標準。投考者須經過當地初試及格再到南京本校復試。考試的科目為黨義、國文、外語、中外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學制為三年。那年父親剛滿20歲，他抱著經世濟民的志向，報名應試，隨即通過了初試。1931年1月，他與同鄉云蔚、榮繼珍、陳應權、于維亞、鄂友三、劉培裕、賈彥、任秉權、郭熙智、劉聚德、李夏長、劉效武、王致中、李嵩山、郭殿亮、田種梅等42名蒙古族、漢族熱血青年離開土默川家鄉，到南京復試后全部被錄取。由于他們是從祖國邊疆來的，有22人被分配到了騎兵隊。從此，這些窮苦的孩子吃上了飽飯，而且第一次吃上了罕見的白米飯。幾十年后同學們相逢時，還回憶起當年從家鄉出發到南京的情景。他們都是第一次坐火車，這摸摸，那看看，興奮無比，高興地換上嶄新的軍裝后，將長滿虱子的舊衣褲往車窗外一扔，真是痛快！云蔚是他們中年齡最小的，為了考入軍校，將年齡從16歲改成18歲，鞋底特意釘了厚掌，衣服上兩個口袋裝上石頭和銅板，身高和體重才勉強達了標。晚年的父親曾對我說，離開家鄉時，他悄悄帶上了心愛的鴿子“嘍嘍”（音），這只鴿子給他們漫長的旅途帶來不少樂趣，一直陪伴他們到了南京城。南京是當時國民黨政權所在地，學校校址就在紫金山下孫中山先生的陵園旁。

　　進入黃埔軍校之后，這批來自邊疆的學子特別吃苦耐勞。在那年新招的學員中，云蔚由于年齡小，身體還沒有完全發育起來，身高比當時配發的“漢陽造”步槍僅高一厘米，受訓時常常鬧笑話。第一次集合，云蔚背著包、水壺、手榴彈、子彈袋，再背上步槍，全副武裝剛站定，隊長和同學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莫名其妙地看看同學又仔細端詳自己，全副武裝一樣不少，立刻扶扶軍帽、緊緊鞋帶，可大家還是笑得前仰后合。隊長看他實在“不明笑因”，就把他拉到整容鏡前，云蔚這才明白大家笑是因為自己瘦小的身體和全副武裝太不協調。剛開始拉練時，云蔚每走一步，槍托就卡一下自己的小腿，沒走出半里路，兩條腿就磕出血來。見他步履蹣跚、渾身濕透，同學們都很心疼這個小弟，便幫他背槍背包，后來索性兩個人架著他走。云蔚人小志氣大，經過幾個月的嚴格訓練，性格倔強的他各項訓練突飛猛進，各科成績名列前茅。第二年，云蔚被分配到騎兵科特別班，因少年時有馬背和武功功底，他很快就掌握了許多高難度的動作，如“鐙里藏身”“唐僧取經”“八步趕韂”“拿大頂”和馬刀、馬上長槍等，不論脾氣如何暴躁的烈馬，他都能馴得服服帖帖。云蔚還獲得最佳騎手稱號。

　　黃埔軍校大門上的對聯“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是同學們一生堅守的信條。他們每天早操都精神抖擻地唱著校歌：“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松，預備做奮斗的先鋒，打條血路，領導被壓迫民眾，攜著手，向前行，路不遠，莫要驚，親愛精誠，繼續永守，發揚吾校精神，發揚吾校精神！”他們立志要當一個“革命的軍人”。

　　軍校從第8期開始，以德式軍事教育取代了在中國已沿用了30多年的日式軍事教育。在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上均趨于現代化。課程增設了通訊學、航空學、瓦斯學、戰車學等現代軍事學科。在術科方面，注重和加強射擊訓練、實地戰斗訓練等，尤其是加強步兵、炮兵兩科的協同戰斗訓練，以順應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陸軍教育的新趨勢。軍校的政訓工作包含很多抗日愛國的內容，其訓練計劃中明確規定，要使學生認識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是民族之最大敵人。這無疑有利于學生作好抗日御敵的思想準備。黃埔9期654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畢業后大都分配到西北軍、東北軍及綏遠、青海等地的部隊服務，成為抗日的中堅力量。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父親任第29軍宋哲元部少校參謀。事變當天他正在值班，立即將情況報告宋哲元將軍。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父親作為76軍24師參謀長擔任接收大員，率部在湖北當陽接收了日軍指揮官中森恒二的97旅團，共遣送日軍俘虜6000余人。父親親身經歷了全面抗戰的始末。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70周年之際，父親獲得中央軍委、國務院頒發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70周年紀念章。

　　2024年是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也是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40周年。40年來，黃埔軍校同學會緊密團結廣大海內外黃埔組織、黃埔同學及其親屬，發揚“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繼承孫中山先生和黃埔先輩遺志，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勢力，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取得了輝煌成績。

　　1984年6月16日，父親作為黃埔同學代表赴北京參加了黃埔軍校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這也是他晚年常常對兒女津津樂道的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的紀念大會上，宣告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徐向前元帥擔任會長。同學會的任務是將全國尚健在的黃埔師生團結起來，組成一個以“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為宗旨的愛國統一戰線團體。黃埔軍校同學會的成立，吹響了新的戰斗集結號。

　　會議期間，年近80歲的蔡文治將軍自美國而來，他是父親的同期同學，父親向他贈送了我先生的墨寶，蔡文治十分高興。1934年1月即將畢業時，適逢黃埔軍校建校10周年，蔡文治作為籌備畢業和慶典活動的學生代表，參與了“軍人魂”佩劍的設計。1984年年初，蔡文治與李默庵、宋希濂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了“黃埔同學及其家屬促進中國統一籌備會”，得到了全球黃埔同學的熱烈響應。

　　內蒙古自治區黃埔軍校同學會1989年在呼和浩特成立。作為黃埔二代，我榮幸地出席了成立大會。每當開會和舉辦活動，秘書長高啟柏都請我參加，我邀請新聞媒體予以報道，大多電視臺的文字稿及平面媒體的稿件都是我撰寫的。我還在《黃埔》《甘肅黃埔》《老年世界》《內蒙古日報》等媒體陸續發表了《緬懷侯鏡如會長》《文強將軍塞外行》《修書告慰在天靈》等專訪文章。后來，我又被邀請擔任《內蒙古黃埔同學風采錄》副主編，為該書撰寫了多篇有關黃埔同學的文章并寫了前言。

　　黃埔4期同學文強曾兩次到呼和浩特，第一次是作為北京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前來祝賀內蒙古自治區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第二次是隨全國政協委員到內蒙古考察。這兩次我都參加了隨訪。文強對內蒙古自治區黃埔軍校同學會工作很關切，希望黃埔二代多作貢獻。回京后，為我寄來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發展二代聯誼會的有關資料和文件。為此，我專門找過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千奮勇，請求支持成立內蒙古黃埔二代聯誼會。

　　當時，內蒙古的黃埔老人大多六、七十歲，他們不愧是行伍出身，開會從不遲到，開會前必唱黃埔軍歌，開會時坐姿端正，很有軍人風范。黃埔老人中不乏多才多藝者，會后或演唱或創作書畫，十分活躍。我也利用各種機會為老人們攝影留念，還征集他們的老照片在媒體進行宣傳，特別是《內蒙古畫報》予以整版刊登。我作為國家報駐地記者，聯系上級領導較方便。當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秘書長白興武到內蒙古考察，想與自治區政府主席云布龍會面，因為云布龍之父云蔚與我父親是黃埔9期騎兵隊同學，高啟柏秘書長便找我聯系，促成了會談。內蒙古自治區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田綏民收到同期同學蔣緯國從臺灣的來信，也是我陪同去向云布龍主席匯報的。這真是黃埔情，代代親。

　　如今，我依然利用各種機會做黃埔工作，賡續黃埔情緣。我幫助許多黃埔后代在網上找到了先輩珍貴的資料，并通過檔案館找到了黃埔先輩們當年英姿颯爽的黃埔畢業照。

　　一百年來，黃埔軍校以其獨特魅力，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團結奮斗的象征之一。我作為黃埔后人，有責任向海內外黃埔后代講述黃埔故事，弘揚黃埔精神。既要牢記歷史、緬懷先烈，更要珍惜現在、開創未來。要盡己所能，召喚更多中華優秀兒女，向老一輩黃埔人學習，忠于民族，熱愛祖國，艱苦奮斗，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共筑民族復興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