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臺灣光復80周年。80年前，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氣壯山河的英勇斗爭。在艱難的抗戰歲月中，臺灣同胞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以實際行動參與和支援抗戰，書寫了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

　　保衛臺灣抗日救亡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卻被日本覬覦已久。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數次出兵窺伺臺灣，到1874年更是利用“牡丹社事件”公然出兵攻打臺灣。1895年，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島及其附屬島嶼等予日本。6月17日，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主持“始政典禮”，正式宣布在臺灣實行殖民統治。此后，臺灣同胞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斗爭和非暴力政治抗爭運動從未停止。這些反抗斗爭雖然相繼失敗，但充分展現了臺灣同胞的愛鄉愛國精神，進一步激發了臺灣同胞的抗日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臺灣成為日本入侵中國華南和東南亞的橋頭堡，戰略地位顯著提高。為此，日本在臺灣全面開展皇民化運動、大量征召士兵和軍夫、大肆搜刮錢財和物資，全方位強化對臺灣的殖民統治。臺灣同胞隨即也開始了全方位的反殖民統治斗爭活動。臺灣中部知識分子莊遂中在七七事變后不顧日本當局禁止收聽大陸廣播的命令，經常通過收聽大陸廣播了解祖國的抗戰情況，并向周圍人講述。1937年9月，臺中日本警察署以“民族意識濃厚，常作反抗性的言論”將其逮捕，并最終殺害。1938年3月，臺灣工人領袖高裴為反對抽調臺胞赴大陸作戰發動數千名礦工在宜蘭暴動，工人們在進攻日軍司令部、焚毀火藥庫、繳獲大量軍火后退入阿里山，建立抗日根據地。1940年初，臺南東石郡小學教員李欽明、李啟明兄弟集合50余人秘密組織臺灣民族主義青年團，計劃在祖國軍隊收復臺灣時進行策應，5月，因事情泄露百余人被捕，李欽明兄弟在獄中被拷打致死。此外，還有1937年底的中華會館事件，1941年的東港事件，1944年臺北帝國大學蔡忠恕、郭秀琮和臺北高等商校雷燦南抗日事件等。這些反抗活動表達了臺灣民眾渴望回歸祖國的強烈訴求。

　　七七事變后，臺灣島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是反皇民化運動。1937年，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島內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臺灣民眾使用漢語和中國姓名、穿著中國傳統服飾、信仰傳統宗教、沿用傳統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并在學校推行奴化教育，企圖從文化和精神上控制臺灣同胞。面對日本殖民者的亡國滅種陰謀，臺灣同胞在高壓環境下自發地進行著不懈的斗爭。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之一，日本殖民當局強迫臺灣同胞說日語，首當其沖地遭到了強烈抵制。據不完全統計，1937—1943年間，臺北州共有3448戶“國語（日語）家庭”，只占總戶數的1.3%。日本人在談及“國語（日語）常用運動”時則幾乎都指責臺灣同胞在公共場合使用日語、在家說漢語的“陽奉陰違”行為，甚至連“國語（日語）常用家庭”也不例外，他們抱怨在公共場所仍聽到臺灣同胞使用漢語交談，使他們有如置身外國。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皇民公會演劇挺身隊”在臺灣巡回表演時，鑒于觀眾不懂日語而不得不改為漢語演出。姓氏是血統的重要象征，日本殖民者在1940年宣布“恩準”臺灣同胞改用日本式姓名時同樣遭到了強烈抵制。1941年底，臺灣改姓名者只占總戶數的1%、總人口的1.2%，到1943年11月底也僅有126211人，占當時總人口的2.06%。即使在日本當局的恩威并施下不得不變更姓氏，很多臺灣同胞也通過關聯姓氏相關的中國地名或者采用姓氏的字形字意等方式來巧妙應對，如陳姓改為“潁川”、劉姓改為“中山”、林姓改為“雙木”、呂姓改為“宮下”。穿著和服、過陽歷新年、采用日本過年習俗、信奉日本天照大神等在推行過程中均遭到了臺灣同胞或明或暗的強烈抵制。為對抗日本殖民者的奴化教育，臺灣同胞將漢文書房、漢文私塾、詩社等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陣地。1941年，高雄旗山小學四年級的學生被日籍教員要求以《我對支那戰爭的看法》為題寫作，小學生寫道“日本必敗，中國必勝”。這些行動對臺灣同胞存續民族意識、培育抗日精神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在臺民政長官后藤薪平亦曾說:“假如要將在臺灣的中國人同化，再花80年，或者100年時間能成功的話，已經是很僥幸了。”

　　七七事變后，臺灣島內的高壓統治使大規模武裝反抗的開展十分困難，大批臺灣同胞來到大陸進行抗日復臺活動。他們以大陸為基地積極開展輿論宣傳、為國民政府的臺灣政策建言獻策，支持和聲援臺灣島內的抗日斗爭。

　　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1938年9月18日，華南地區的臺灣民眾黨再建委員會、臺灣反戰同盟、臺灣光復團、臺灣眾友會等臺胞抗日團體建立臺胞聯合組織——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與此同時，恢復活動的臺灣獨立革命黨也將黨的宗旨修訂為“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一切勢力”，使臺灣“返歸祖國”。此后，臺灣獨立革命黨因得到國共兩黨的支持而迅速發展，并于1940年3月和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合組為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1941年2月，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解散，臺灣獨立革命黨、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臺灣青年革命黨等在重慶成立統一的臺灣同胞抗日領導機構——臺灣革命同盟會。為促使國人關注臺灣問題，改善大陸民眾因日本故意分化而對臺灣同胞產生的不良觀感，臺灣革命同盟會成立后即通過出版物和廣播積極介紹臺灣歷史、宣傳臺胞抗日活動。4月5日的“臺灣日”是臺灣革命同盟會宣傳臺灣抗戰的重要活動。當天，重慶的抗建堂舉行了隆重的復臺宣傳大會，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理鳴到會主持，參會者千余人。晚上，臺灣革命同盟會成員則用日語、英語、閩南語以“臺灣光復運動”“中國抗戰必勝、臺灣光復必成”等為題在中央電臺進行特別廣播。“臺灣日”活動得到了重慶文化界和報界17個團體的支持，《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都開辟“臺灣光復運動專刊”對當天的盛況進行了報道。《新華日報》以《論解放運動》為題發表社論，指出：“自茲以后，我們必須與臺灣人民緊緊的站在一起，決不讓這些二十一世紀的孤臣孽子，處在一個海島中，苦斗無援……將來的勝利，必定是與臺灣的共同勝利。”“臺灣日”發出的抗日復臺聲浪使臺灣光復運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此后，臺灣革命同盟會又積極向國民政府建言盡快收復臺灣，起草并提交《臺灣收復運動改進辦法綱要》《臺灣收回后之計劃》《臺灣行政干部訓練班之設立辦法》等方案，這些建議有的被國民政府采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主張戰后把臺灣置于國際共管的地位，這引起了國內人士和臺胞的極大憤慨。1943年1月，臺灣革命同盟會發表聲明：“臺灣原屬中國，臺民中百分之九十三點七保有中國血統，乃系人所皆知事實……戰后處理臺灣問題，除臺灣領土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外，任何維持現狀或變更現狀之辦法，均為臺灣人所反對。”在4月的馬關條約48周年紀念日，該會再次發表聲明駁斥臺灣共管的謬論，指出：“臺灣土地原為中國領土，且系鄭成功篳路藍縷所開辟者，臺灣人民百分之九十三為中國人，若以土地人民而論，臺灣之歸還中國，應無疑議。”

　　支援祖國共赴國難

　　1931年，日軍強占東三省，拉開了侵華戰爭的序幕。這也讓臺灣同胞認識到“若要救臺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臺灣革命運動，必先致力于中國革命之成功；待中國強大時，臺灣才有恢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時，臺人（臺灣人民）才能脫離日本強盜之束縛”。正是基于臺灣和祖國大陸命運相連的認同，大批臺灣同胞即使背井離鄉、歷經路途的千難萬險，也毅然奔赴大陸的抗日戰場。他們大多活躍在國共兩黨領導的各條抗日戰線上，成為支持祖國大陸抗戰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丘念臺即呼吁各黨派捐棄私見，一致抗日，他還發動廣東、上海、天津等各抗日團體捐款援助東北義勇軍，并帶領慰勞團于12月赴東北前線支援。因在臺灣參與抗日活動而成為日本當局重點搜捕和追殺對象的謝南光12月逃回祖國大陸。他以臺灣為例，當面勸誡張學良積極抗日：“你不戰而放棄東北，情況與當年唐景崧不戰而放棄臺灣相似。當時唐接李鴻章密令棄愛國而走忠君的道路，是犯了歷史上不可饒恕的大錯誤。你在東北也有相似的情況，忠蔣呼？忠民呼？作為將領服從命令情有可原，不戰之罪在于蔣而不在于東北軍。但是全國人民是不能原諒你不報國仇和家仇的！國難到了如此地步，要有大義滅親的魄力呀！將軍以為如何？”張學良聽完這席話淚流滿面，毅然對謝南光說：“如果我不能報這個國仇和家仇，你們隨時可以殺我！”后來，謝南光兩次專程到西安拜見張學良，張學良對其再三保證一定積極抗戰，后來不到一個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便發生了。

　　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主張得到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也吸引了眾多臺灣同胞的追隨。1938年來到延安的臺北青年沈扶在第18集團軍總政治部對日部門工作，研究、翻譯日本方面軍事政治形勢的資料，研究成果大多被《解放日報》刊載。他還兼做管理和教育戰俘的工作，充當部門顧問林哲（野坂參三，后任日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翻譯。基隆的朱天順在1942年被分配到新四軍第5師政治部對敵部擔任敵工干事，主要負責對日軍宣傳、收集敵情以及審查和教育被俘日軍的工作。他將新四軍第5師中有反戰覺悟的日俘組成日本反戰同盟第五支部，到日本投降時盟員發展到20多人，這些日俘都已從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工具轉變為反戰戰士。臺南的林棟則戰斗在抗日醫療戰線上。林棟1943年畢業于日本名古屋大學，1944年在太行抗日根據地先后擔任參謀和醫護人員培訓教員，后被任命為八路軍野戰總部衛生材料廠（利華藥廠）研究部主任兼技師，帶領藥廠人員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制造出50多種藥品，為前線和邊區數十萬軍民的疾病防治作出了重要貢獻。臺南董克和楊誠，分別在《新華日報》社和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工作。

　　許多臺灣同胞還在黨的帶領下或沖殺于抗日前線，或在淪陷區和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1937年，18歲的蔡嘯參加閩西南紅軍第二游擊支隊，翌年年底調入新四軍教導總隊學習，皖南事變后帶領軍隊在蘇中地區開展頑強的游擊斗爭。另有李偉光以醫院為掩護先后在廈門和上海秘密支援抗日戰爭，蘇子蘅、林耀堂等臺籍教師在北平秘密動員和護送各界人士進入敵后抗日根據地，劉景浩以日偽政權職務為掩護為新四軍輸送物資。

　　此外，部分臺灣同胞在國民政府領導下以各種形式參加抗日斗爭。臺中何非光在重慶先后拍攝《保家鄉》《東亞之光》《血濺櫻花》等多部杰出的抗戰電影，積極宣傳反戰思想。臺北陳維新1940年籌辦重慶橡膠廠，以實業支援祖國抗戰。更多的臺灣同胞奔赴抗戰前線奮勇殺敵。黃埔師生中也不乏臺灣同胞的身影，如黃埔教官陳嵐峰率軍轉戰南北，參加數十次會戰，立下赫赫戰功；1939年黃埔軍校畢業的林正亨參加了昆侖關戰役和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在戰斗中與8名日軍肉搏，身負16處重傷；黃埔8期生劉伯文畢業后擔任胡宗南部騎兵教官，培養了2800多名學子，這些學生大多數一畢業就開赴抗日前線，不少人為國捐軀。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丘念臺奉第12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的命令成立東區服務隊，鐘浩東、蕭道應等臺灣同胞陸續加入。東區服務隊主要活躍于粵東地區，成立后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支援前線軍隊、維持后方治安、收集敵方情報等工作。

　　在國共兩黨的幫助和支持下，1939年2月22日，臺灣義勇隊在浙江金華成立，李友邦（黃埔2期生）任隊長，李祝三（黃埔6期生）任副隊長，這是唯一一個由在大陸的臺胞組成的抗日武裝團體。臺灣義勇隊的抗日活動“遍及前線、后方、敵后及淪陷區等四個地區”，主要開展醫療、生產、宣傳和對敵政治工作。隊員深入前線和敵占區從事情報搜集、政治感化、翻譯敵軍文件、審訊戰俘等工作。義勇隊附屬的少年團則在浙東前線及閩、贛地區進行抗日宣傳和勞軍演出，這些活動深受各地民眾和軍隊的歡迎，極大地鼓舞了抗戰士氣。此外，義勇隊還在軍事上直接打擊日軍。1942年夏，義勇隊在6月17日、30日和7月1日分別襲擊了位于廈門興亞院、虎頭山的日軍油庫及廈門日偽政府成立3周年的慶祝會場，造成駐廈日軍的恐慌。

　　被日軍征召入伍派往大陸和東南亞參與侵略作戰的臺灣青年也用他們自己的方式進行抗日斗爭。他們或陣前倒戈，或在軍隊中暗中幫助祖國抗日，或借入伍的機會潛逃至大陸參加抗戰。在日軍駐海南島部隊的臺灣同胞陳獅和郭耀傳常利用工作之便將日軍情報秘密傳遞給中國抗日軍隊，并營救被日軍俘獲的中國抗日地下工作者。1945年1月，楊坤榮等28名臺籍士兵擊斃50多名日軍，起義投誠。參與此類起義的臺籍士兵僅在海南島一地就達290人之多。海外戰場的臺籍士兵則通過幫助盟軍來支援祖國抗戰。如在緬甸戰場當兵的臺灣同胞林田清偷偷放走大批被日軍俘獲的中國軍人和盟軍官兵。被征發到菲律賓的臺籍士兵不僅暗中給華僑游擊隊和美軍送情報、武器和物資，還優待盟軍俘虜，給他們裝置無線電與外界聯系。因為他們知道，幫助中國的盟軍，就是幫助中國抗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14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了完全勝利。10月25日，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在臺北公會堂內向中國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呈交降書、繳械投降，臺灣同胞欣喜若狂，他們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在這次民族解放斗爭的偉大勝利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作者單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