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侯炳垚夫婦

　　大好人

　　父親是個好人，正如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林上元叔叔講的：“你父親有特點，不是一般的人，是個了不起的人。”父親有特點、了不起，用我母親的話說：“你爸是個大好人，也是個死心眼的人。”父親的“死心眼”，是我母親常講的“笑話”。

　　“千萬不要寄皮襖！”

　　那是1958年，為迎接國慶十周年大慶，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軍事博物館等十大建筑正如火如荼建設中。我父親是被黑龍江農場派去參加“農業展覽館”布展的負責人。當時他帶領幾十號人，每天經手的經費至少幾百元，甚至幾千元。那個年代，這可不是小數目。我父親是早春去的北京，快到夏天了，熱得實在不行了，一連幾封信寫到農場家中，催促母親快寄單衣。其中一封只有七個字：“千萬不要寄皮襖！”我母親笑他：“死心眼，不知道先買件穿。”父親說：“沒空兒，也沒錢。搶時間，趕作品，經常兩、三天不合眼，在展廳里走著走著就睡著了。猛一醒，才想起我的工資單位還沒寄來”。

　　看瓜提壺水

　　“文革”初期，父親已從宣傳科下放到瓜地種瓜了。奇怪的是秋天到了，瓜都熟了，父親每天中午到瓜地值班，照舊提一鐵壺開水去。我母親說：“遍地西瓜，就你一人，還用喝水？”父親說：“瓜是公家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星期天，父親帶我小弟一起到六公里外的瓜園看瓜，仍是提一鐵壺開水。一望無際的瓜田里就爺倆，看著遍地圓滾滾的大西瓜，七歲的小弟鬧著要吃，父親就給他講故事岔開了。還教他唱京劇“打漁殺家”片段，就這樣爺倆喝白開水，唱著“國粹”，其樂融融。現在想想，四十多年前的邊疆，西瓜的確是“稀罕物”。這就是儒家提倡的“慎獨”吧。父親應是位大儒。五、六歲便開始讀“四書五經”，一生嗜好購書買報。尤其晚年，更是手不釋卷，還寫了很多日記。一疊疊的速寫，一摞摞的畫頁，一堆堆的文稿，放在一起兩米多高。父親平時說話辦事，引經據典，滿腹經綸。他的儒雅，在親戚朋友中有口皆碑。

　　下雨往外跑——“迷秋淋”

　　1971年，父親從菜園種瓜被提拔到果園當了技術員。說是技術員，其實仍是下放勞動。每天給果樹鋤草、澆水、施肥、嫁接、捉蟲……他自費買了一大堆果樹栽培方面的書。我母親著急了：“不過日子啦？咱每月工資才三十六塊五，買書就用了十五塊八。干活就行了，還買這么多書干啥？”父親說：“我一介武夫，會種什么果樹，不學咋知道？”母親又笑問：“下雨人家都往屋里跑，你咋往外跑？剛下班到家，雨就下大了，像個傻子冒著大雨往外跑，跑到蘋果園干啥去了？”父親也笑了：“我想看看我嫁接的果芽，在雨中是啥樣子。”母親又問：“想當科學家？”“對，米丘林！”父親答到。后來母親問我：“下雨往外跑，‘迷秋淋’是咋回事？”我告訴她：“米丘林是蘇聯的果樹專家。”母親一聽很害怕：“還敢當專家，不怕再被打倒”？

　　“破財免災了”

　　記得1969年春季，我們舉家內遷到黑龍江省集賢縣二九一兵團一營十七連。到了人生地疏的環境，為了生計，就學當地人，秋天打柴禾堆積起來，預備冬天做飯取暖用。就這樣一家五口人，花費業余時間來打柴。特別是白天干了一天農活，已經精疲力竭。還得趕緊吃口飯，有時邊走邊吃，再到離家三、四里的荒草坡上，學著用東北的扇刀（刀頭長三十多厘米，刀把近兩米），一片片地把野草、蒿桿割下來，快曬干時捆成捆兒，披星戴月地再一捆捆地垛起來。一家文化人，誰干過這種活？為了生存，學著干。剛開始不久，父親用力過猛，一下子扭了腰，疼得不敢動。他自責地說：“出師不利，戰斗剛打響，就減員了。”五口人，老病小三人，只有我和大弟是主力軍。一個多月下來，我倆手上磨起血泡，再變成老繭。就這樣辛辛苦苦地堆起了兩大垛。看著豐碩的勞動果實，全家人高興極了。又是一個星期天，借了一輛平板車，大弟駕著轅，興高采烈地準備把成果拉回家時，遠遠看，兩個大草垛咋沒了？走近了，只剩下小半捆兒和散落的一地亂草。真的丟了！望著全家一個多月割出的一大片空曠的草茬子，我和弟弟頓時坐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這時，只聽見父親慢悠悠地說：“柴禾（河南人發音caihuo）——財禍，柴（財）丟了，禾（禍）沒了，破財免災了。”一連說了好幾遍，說得我和弟弟也只有破啼為笑。有了這個教訓，還真長了見識，每天割下的青草，不等曬干，過一兩天就背回家再曬。沉是沉了點，卻再沒丟過。

　　“記住共產黨的好”

　　1969年的秋天，是個多事之秋。一天上午，50歲的母親在割大豆時讓同事從田里背了回來。因為肚子絞痛，滿臉蒼白，汗如雨下，不省人事。我和弟弟跑到連部沒找到車，又跑到營部求援，醫生說是急性闌尾炎，需要馬上手術。醫院今天沒電，手術做不了。醫生的話，猶如晴天霹靂。看著母親痛不欲生，我們心如刀絞。絕望中，正巧二九一兵團郝庭讓副團長下來視察工作，剛下車，見我們姐弟在哭，問明情況。他說：“坐我的吉普車去團部醫院，救人要緊!”這時有人把郝副團長拉到一旁說：“侯炳垚是‘歷史反革命’，楊秀華是‘地主婆’，這里到團部一百多公里，萬一……”郝副團長斬釘截鐵地說：“人命關天，有責任我擔！”

　　坐在飛馳的吉普車內，我抱著奄奄一息的母親，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掉了一路。院長一看是“小吉普”送來的，一定和首長有關，不敢怠慢，組織全力搶救。命懸一線的母親起死回生！母親得救了，父親含淚發自肺腑地對我們說：“要記住共產黨的好。”是啊，沒有親身經歷生死離別的痛苦煎熬，就不會深刻體會重生再造的無量功德！此后，在黑龍江屯墾戍邊的二十多年里，就是三九嚴寒，氣溫零下三十多度，我們一家人，心里也總是熱乎乎的，因為我們感受到了共產黨的溫暖。

　　40年后的2009年，在慶祝我父母結婚70周年的家宴上，當大家夸贊耄耋壽星有福氣時，老父親高興地說：“對，有福氣。咱們享的都是共產黨的福！”

　　“別添麻煩了”

　　父親一平反，我們果真可以考大學了。1981年，我大弟考上了哈爾濱建筑工程學院。1983年，我被評為黑龍江省優秀教師，也考上了黑龍江教育學院離職進修。這年暑假，弟弟學滿回到鄭州探親，父親格外高興。父子倆徹夜長談。弟說：“爸，您記不記得？當年造反派抄咱家時特掃興，背后說‘真沒想到侯炳垚這么窮，蓋的是舊棉花套，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凈他媽的破書爛畫！’”父親說：“記得。他們真不識貨。”弟又說：“現在國家有政策，‘文革’中被抄家沒收的東西要退賠。齊白石86歲時給您老畫的那幅蝦，徐悲鴻給您寫的親筆信，還有線裝四大名著（道光年間的），太平天國的大銅錢（父親從收廢品老頭那買來的，直徑十四五厘米，厚四、五厘米，上面刻著‘太平之寶’四個大字。有人考證為太平天國錢庫的鎮庫之寶）……”父親說：“當時那是‘破四舊’里的‘舊文化’，抄走該燒了，或扔了吧！”弟又說：“如果沒燒呢？沒扔呢？咱寫信到農場要回來！”父親默默無語，點上一支煙。沉思了好久，才說：“算了吧，身外之物。再說，國家現在百廢待興，各級政府有很多大事要做，咱就別添麻煩了。”弟弟是極孝順的人，也就順著父親的意，索賠之事從此不提。

　　近年來，電視“鑒寶”欄目火爆。我跟老父親開玩笑說：“爸，齊白石老先生給您畫的那幅蝦、徐悲鴻那親筆信，要留到現在最少值幾百萬了！線裝四大名著、那大銅錢也值幾百萬了！”老父親說：“命里有自然有，命里沒有莫強求。”我又奇怪了：“您老一輩子不迷信，現在信命了？”老父親坦蕩地說：“命非人造，事乃自為，我缺吃呀，還是缺穿呀?”我對老父親又一次肅然起敬：為了國家，抗擊倭寇，武不惜命；和平年代，文不愛財。

　　“教也教不會”

　　父親離休后安居鄭州，不斷結識書畫界的朋友。1988年，父親和著名畫家潘進武先生、劉玉衡先生創立了鄭州中山書畫社。當年，90歲高齡的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還題了字。大家推舉父親當社長，這一任就是12年。期間不斷發展新社員，切磋畫藝開講座，展示風采辦畫展，天天忙得不亦樂乎。

　　鄰居王大媽問：“侯老離休月月有工資，還天天忙著上班，一大早出去，天黑了還沒回來。一月又掙好多錢吧？”母親很自豪，朗朗地說：“掙錢的事別找他，花錢找他，還是自己掏腰包！”特別是在元旦前夕，父親經常帶領書畫家們為都市村莊或鄭州轄區縣、鄉義寫春聯。記得1996年元旦，我去鄭州看望父母。進門看見父親正用中藥泡腳。我給父親洗著腳，一看有點腫，忙問咋回事？母親說：“75歲的人了，不知道愛惜自己，這么冷的天，在街道上站著一寫幾小時。我知道你爸缺心眼，臨出門我還交待：你累了喝杯水、解個手、抽根煙，坐那兒歇會兒。”父親笑著說：“忘了。”母親很欣賞地說：“教也教不會”。

　　“我賺大了！”

　　父親1981年離休，兩年后（即1983年）又落實了“異地安置”政策。農場出資在鄭州中原區汝河小區（當時在全國也是宜居的典范），為其購置了46平方米的兩居室，從此定居鄭州。父親的工資一直比較低，每月才幾百元。近幾年物價上漲，他的工資也漲到每月一千多元，他很滿足。2009年春，農場的書記和組織部長來到鄭州，特地到家中看望我父親。組織部長說：“侯老工資這么低，我回去看看，是不是弄錯了。”父親笑著說：“不低，夠花了。不干工作還領錢，不低。”結果真的弄錯了。父親接到補發的一萬多元工資，像孩子般地笑了：“嘿嘿！不是會計幫我存著，早花光了”。

　　父親在汝河小區46平方米的兩居室里，一住就是28年。近年來，城市建設日新月異。當年宜居的汝河小區已經落伍，經濟條件稍好的人家早搬走了。父親卻樂呵呵地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006年春節，我侄兒從北京回來看他。問：“爺，您老這輩子虧不虧？”父親笑著說：“不虧，比著死在戰場上的，我賺大了！再說了，兒孫都比我強，這就是最大的財富呀！”侄子馬上說：“爺，我們可比不過您。當會長、任理事，逢年過節，省、市統戰部和黃埔軍校同學會的領導來慰問；您老去北京開會，上過中央電視臺，吃過國宴，和那么多大人物合過影，多光榮呀！”老父親哈哈大笑起來：“我運氣好，趕上了太平盛世。真不虧，是不是我賺大了？”全家人都大笑起來。我完全明白了，父親為什么每天都很快樂。

　　父親走的時間選擇了10月1日晚上11點11分。在生命最后的九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說話。安靜地躺在病床上，輸著各種藥液。他靜靜地躺著，閉目養神。有時慢慢地睜開雙眼，慈愛地看看兒女，又慢慢地閉上。靜靜地躺著，安祥地睡著，他在等。他在等10月1日，舉國同慶！他留戀這個美好的日子！夜深了，人靜了。11點11分，他緩緩地舒了一口氣，心滿意足地、無牽無掛地、平靜地睡了，永遠地安息了。

　　每年的10月1日，是父親的忌辰。他之所以選擇這個時辰，除了歡度國慶外，我猜測還有一種含義：父親一輩子工作至上，且不占公家半點便宜。這個日子，國慶節放長假了，兒孫祭奠他都不用再請假耽誤工作了，真是善解人意！兒孫們在假期里有充裕的時間來悼念他，他老人家也能心安理得地享用供品了，真是天人合一的好安排！

　　2012年的10月1日，我細細翻看父親的遺照。自河南黃埔軍校同學會1990年12月成立至2010年中，父親擔任副、正會長的20年間，他積極參加各種會議，和統戰部領導一起在節假日慰問黃埔同學、組織鄭州中山書畫社的書畫家們文化下鄉、擁軍支教等各項活動。在他身體力行的上百張照片中，我越看越覺得父親是勤勉敬業的，是幸福快樂的。我和弟弟們也得到了他的真傳：愛國是我們生命的旋律，敬業是我們快樂的源泉。而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正是父親留給我們姐弟最寶貴的財富。

侯炳垚夫婦北京

侯炳垚先生夫婦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