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世，身為副手的李登輝依法接任“總統”，臺灣從此開始12年的“李登輝時代”。原來，李登輝接任“總統”后，是否同時身兼國民黨主席，蔣夫人宋美齡曾表示過意見，但在國民黨大佬們的各自盤算下，李登輝成了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選。

　　當時，李登輝以蔣經國傳人的身分領導國民黨，幾乎無人懷疑李登輝的路線。1993年8月，“新國民黨連線”成員郁慕明、李勝峰、趙少康等7人，因為看穿李登輝媚日、“臺獨”的本質，毅然離開國民黨成立“新黨”，當時同為“新國民黨連線”成員的洪秀柱，則選擇繼續留在國民黨里謀求改革。

　　離開國民黨后的新黨創黨人，到1949年后從大陸來臺的軍人居住的眷村，卻被視作破壞團結的亂黨，許多老伯伯無法諒解新黨離開國民黨，還憤而罵這些新黨創黨人“叛黨”。直到1994年，李登輝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見面大談“臺灣人的悲哀”，以說日語自豪的李登輝，開始鼓吹所謂臺灣被“外來政權”占據、“四百年來從沒有自己的國家”的論調，并用手上的政府資源，開始扶持獨派陣營建構“臺獨”的一整套史觀。

　　最初，從李登輝執政末期開始，以“本土化”為名，推出“認識臺灣”教育，在初中生尚未接觸五千年中國歷史之前，先于初中一年級上一整年的臺灣歷史，造成“臺灣史”和“中國史”分離，在學子心中形成兩套不同脈絡的印象。進入陳水扁時代后，更進一步要將明末以后的中國歷史劃入世界史，致使民國創建都成了“外國史”、孫中山成了“外國人”的荒謬現象，可謂處心積慮地用人為方式，斬斷臺灣和中國的一切文化及血脈牽連。

　　臺灣自有文字記載起的四百年歷史，硬要和中國五千年歷史平起平坐，都拉到一整年來教，最后就是逼迫學子背一堆瑣碎的茶葉、樟腦外銷資料，格局極盡狹隘。等到初中二年級上中國五千年史，同樣只有一年時間，老師根本無法詳細教學，只好蜻蜓點水，使學生喪失深入了解文化根源的權利。

　　獨派為了建構“臺灣民族”的理論，便有所謂“同心圓史觀”，強調要以臺灣為主體論史，則無論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清廷、日本、中華民國都是“外來政權”。此說聽似合理，其實大有問題，因為歷史是由“人”創造的，“臺灣”本身只是沒有生命、沒有思想的土地，“臺灣人民”才是真正的主體。如此，便不可刻意扭曲臺灣人民的文化主干承自中華文化，不可硬將荷蘭、西班牙、日本都抬到臺灣人民文化主體的地位。臺灣民間的“本土文化”，見于各鄉村寺廟中的雕梁畫棟，即便在日本殖民時代，仍以中國歷史作為認同依歸，呈現的都是中國的歷史典故，這才是臺灣人民的本來面貌，不能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

　　民進黨執政時期，陳水扁為拉攏獨派，掀起“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斗爭，安排“臺獨”旗手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竟公告5000個所謂“不當用詞”，諸如“‘我們’五千年文化”、“‘老祖先’常說勤能補拙”等民眾習以為常的用語，統統因為沒和“中國”劃清界線，禁止出現在課本中。如此一字一句的嚴審，就為了要割裂臺灣學生對中國的一切情感。如今馬英九已執政6年，終于做出一點點課綱微調，獨派馬上群起攻之，并污名化這是“程序不正義”，故意不提是誰先粗暴扭曲課綱，令人不齒！

　　他們說，馬英九調整課綱是“洗腦”教育，我們要問：何謂洗腦？誰在洗腦？教科書必須超脫朝野之爭，站在國家的立場論史，違背“中華民國”憲法的定位，將“中華民國”說成是外來政權，不僅是洗腦，更是違憲！除去“史觀”不說，慰安婦阿嬤“被迫”受辱是“史實”，這次課綱微調加入“被迫”二字還原史實，有何不對？他們為了“臺獨”，回避日本在臺灣建設的剝削、侵略意圖，只為丑化“中國”而正當化日本殖民統治，這樣不折不扣的洗腦教育，再不撥亂反正，還要荼毒臺灣多少代的子子孫孫？

　　實在說起來，“臺獨”真也孬得很，沒種搞革命，還要披著民主外衣，整天喊“捍衛民主”，行為卻是典型的“打著民主反民主”。要真心捍衛民主，總也該遵循民主程序，努力去搞“公投制憲”，繞過“憲法”直接篡改教科書，就是用政治力實行獨裁。

　　民進黨議員梁文杰說，不必“法理臺獨”，只要“臺獨”史觀的教科書繼續不改，“臺獨”自然煉成。也許這就是他們的“寧靜革命”，最后是福是禍，子孫后代承擔。

　　青年“論政”以粗暴為樂？

　　五四運動可謂現代中國青年論政之始，尤其帶動了校園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當我初中時寫這篇周記，五四運動對我而言是全然正面的概念。誠然，那時的我對五四運動的認識，更多是側重于青年學生愛國救國、捍衛國家主權的民族熱情，羅家倫“中國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被殺戮，不可以低頭”的千古名句，至今仍令我熱血沸騰。

　　五四一代的中國青年，有濃厚的感時憂國情懷，以及深深的家國使命感，幾乎與20世紀70年代爆發的海內外保釣運動一樣，亦帶有同樣熾烈的理想與熱血。

　　20世紀90年代臺灣政治開放，學生論政及政治運動亦風起云涌，然而，為臺灣找出路的理想性沒有多少傳承下來，煽動對立及仇恨的粗暴文化卻影響青年至今。這種粗暴文化甚至不存在什么崇高的“臺灣民族主義”，僅僅是無知青年以此為樂，滿足幼稚膚淺的“反抗”心理。他們對權威的所謂“叛逆”，和真正革命年代要付出的“坐穿牢底、橫尸法場”的犧牲相比，簡直是廉價到不行，“革命”對他們而言，就和流行歌曲、影視明星相去不遠。

　　初中二年級時寫的這篇周記，源自看政論節目移師到政大校園開講，當時初中的我仍帶有期待與憧憬的“高知識分子”，竟為民進黨“立委”林重謨之粗鄙臟話拍手叫好。初中的我，眼看大我幾歲的大學生竟淪落到喜愛這種品味，再想想當年的五四青年，實在感慨不已。

　　林重謨素以齷齪下流之言行著稱，2000年民進黨執政后，出身民進黨的陳文茜看不下陳水扁濫用“臺獨”民粹主義，對其漸多批評，林重謨竟能用“妓女”“菜店查某”（閩南語：歡場陪酒女子）羞辱陳文茜，當時和另兩位同樣習慣粗暴語言的民進黨“立委”，一起被稱為“立院三寶”。直到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后，“立委”名額從225名減少到113名，走偏激路線的林重謨難以再當選，逐漸淡出政壇。據說現在的林重謨勤跑大陸，孩子也在大陸就學、就業，也算是迷途知返吧。

　　不幸地，14年后的今天，臺灣的青年似乎沒有改進，反而愈加沉淪。2014年“太陽花”占領“立法院”期間，學生們在里頭喝酒開趴，甚至在議場里做出更為不恥的行為。“立法院”外，抗議青年高舉帶有赤裸裸種族歧視的標語，無人批判。對“總統”丟鞋辱罵已成司空見慣，2015年4月所謂“抗議亞投行”的突襲“總統府”行動，更大咧咧地在府前搞起烤肉派對。

　　青年“論政”以粗暴為樂？我在這句話用了兩個標點符號，一是引號，一是問號。引號所凸顯的，是時下這種不重論述的粗暴言行，是否還稱得上“論政”？問號所質疑的，是這樣的現象，難道已成為臺灣社會認定的政治正確？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這句“太陽花”學生高喊的口號，事實上是我在陳水扁“毀憲亂政”的年代，就已經在多個群眾場合喊過的話。我從不反對，青年要積極關心政治、參與政治，我自己更是從初中就成立網站評論政治。然而，如果青年“論政”繼續以粗暴為樂，我們對臺灣的前途，實在也很難再有什么期待。

　　以斗爭抗霸凌，則霸凌亡！

　　網絡上很多挺“太陽花學運”的人以為，我是那種老國民黨教育的老八股，是保守服從權威的“乖學生”。事實上，在我的成長過程里，一直帶有反叛的草根性格，包括和影響我甚深的父親為政治觀點不同論戰，從小就大膽挑戰父權。

　　我的家庭背景，不是一般臺灣人認為典型支持國民黨的“軍公教”，而是有話直說的“草地人”（臺灣閩南語特有用詞，指鄉下人），每每過年過節，親戚們在臺南老家團聚，總要指著電視論政，你一言我一語，全是閩南語發音，比政論節目、廟口開講更加“俗擱有力”（閩南語，指通俗而單刀直入）。

　　在我讀高中之前，學校也都在臺北市最具鄉土氣息的艋舺地區，我在龍蛇雜處的環境里，早早就磨練出渾身斗性，因此等到我高中上了建國中學（臺北市最好的男子高中）后，再看那些從臺北市東區（社經地位、文教水準較高的學區）的初中畢業的同學，就對他們的那種“溫良恭儉讓”大為不解。

　　這篇日記里提到我對訓導處的不滿，亦是那時少年的我對學校官僚文化的反抗。我并不反對學校有管教學生的權威，但非常看不慣標準不一的差別對待。我因為從小考試都得第一名，在校也像是有種“特權”，所以批評師長，師長也要禮讓三分，不好把我當“壞學生”處理。這篇批評訓導處的日記，后來被訓導主任抽查時看到，不但沒有開罪于我，還特別嘉勉我寫日記竟能如此認真，也算得上頗有氣度。

　　我堅持既然要談民主，那就必須鞏固法治，法治就是標準一致，不能分不同人、不同“形象”，批判標準就有差別。偏偏臺灣社會虛偽得很，政治人物一堆靠所謂“黑道大哥”選舉固樁，卻好意思用“黑道”批評政敵，正應了張安樂先生“白天說黑道，晚上叫大哥”的名言。許多自號人權運動者，在道理上說不過我，就喜歡扯我和“黑道”在一起，此種論調，正說明他們的“人權”是假，仍是看出身的那套封建觀念，和魯迅筆下那些嫌寡婦“祥林嫂”臟的人相差無幾。

　　我初中時的志愿，本想做個為弱勢義務出頭的律師。也是受李敖影響，我非常堅信用法律維護權益。初中一年級時，班上老師讓幾個同學輪流“記名字”，記下課堂中間哪些人不守秩序，有次輪到我，便記下了幾個同學擅離座位、制造吵鬧，等到下課后掃除時間，他們幾個人竟包圍我出言恐嚇：“要是不把我們的名字去掉，你就會出事情。”當時我的反應，現在說起來也挺有趣，竟是立即回他們“統統都犯了恐嚇罪”。

　　后來我向老師告狀，老師卻想“搓圓仔”（和稀泥）吃案，我便在課堂上站起來，直指她說：“許○○，你不處理沒關系，還有員警會處理，明天就讓龍山初中大家一起上報。”語畢，便沖出教室要到教師辦公室打電話報警，因為那年代還不流行手機。老師嚇了一跳，趕忙要男同學去攔住我，我又一把將他們甩開，警告“誰阻擋報警，到時妨害自由一起告”。最后，我成功到了教師辦公室，嚇壞了其他一票老師，好說歹說勸我別打電話，這事才算了結。

　　當時的我，與其說是勇敢，不如說其實是膽怯。為了怕自己真的“出事”，便告訴自己一定要鬧大，放到臺面上，反而才能最安全。從小學到初中，班上也常有某一同學特別被孤立霸凌的情形，其他同學多是聯合一起欺負他，就算是所謂“乖學生”，也只是袖手旁觀，只有我總扮演那唯一的“異類”，特別和被圍剿的同學交好。

　　毛澤東有句名言：“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對我而言，對付惡勢力的霸凌，便是“以斗爭抗霸凌，則霸凌亡！”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使我產生這樣的斗性，影響了我后來在政治上的主張及行動。

　　福佬沙文主義

　　在臺灣，“臺灣人”一詞的話語權被綠營長期壟斷，專指的只有本省人。而且，還只限于說閩南話的福佬人，客家人都不算。

　　當然，他們的心里雖然如此，寫出來的課本還是要稍加修飾。李登輝后期，由獨派學者編撰的《認識臺灣》教科書，便建構了由“四大族群”組成的“臺灣人”論述。《認識臺灣》說，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都有共同的身份，叫作“臺灣人”。我在初中一年級受此教育，也就一直這么認為。

　　直到初中畢業后，高一時的我回初中母校，洪姓語文老師無意間聽到我說了句閩南語，訝異地說：“原來你是臺灣人！”那時我真是一愣：“不然有人不是臺灣人嗎？”等思索一陣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對他們來說，的確有人不是“臺灣人”，即便在臺灣住了幾十年，遠遠超過他們，又或者是這些人的下一代，他們依然是“外省人”。我這個口音標準、擅長演說及寫作的學生，被她當成了“外省人”。

　　回想過去初中時上語文課，這位洪老師亦有意無意地灌輸這套帶有濃重“福佬沙文主義”的“臺灣”觀。如日記中所述，上到課本里蔣經國的文章，她便要強調一下蔣介石“不認同臺灣”，直到蔣經國才自稱“我也是臺灣人”，產生李登輝“第一個臺灣人‘總統’”。這些所謂“認同臺灣”的陳述，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概念，“臺灣人”更是具有血緣優越的族群主義。

　　隨著思想愈加成熟，現在的我對此有更深刻的體會。當許多外省人總懷抱著原罪，深怕不被當作“臺灣人”的時候，我們應該倒過來想：從什么時候起，是不是臺灣人變得那么重要？外省人對大陸原鄉有感情，更認同自己是四川人、山東人、江蘇人，不可以嗎？本來大家的共同身份，是中國人，何時被偷梁換柱，簡化成“臺灣人”了呢？

　　“臺灣”這個詞，就這樣通過教育，逐漸從地域的觀念，被抬升成了國家。然而吊詭的是，在許多人的心里，“臺灣人”又始終不包含外省人。

　　1998年，當時陳水扁臺北市長任期將屆，在臺北市長改選的選舉中，國民黨推出形象清新、長相俊俏的馬英九，聲勢一路看漲。就在選前最后倒數的造勢晚會上，身為“總統”兼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忽然現身，當眾用閩南語問馬英九說：“馬英九先生，你給我說說，你是哪里人啊？”馬英九立即拿起話筒，用他半生不熟的閩南語回答：“報告‘總統’，我是臺灣人啦！我是吃臺灣米，喝臺灣水，新臺灣人啦！”

　　李登輝和馬英九的這段對話，是否就是馬英九擊敗陳水扁的關鍵，我們無從驗證。但所謂“新臺灣人”的論調，就像李登輝給馬英九戴上的緊箍咒，時時提醒馬英九，他本來是外省人，這個“新臺灣人”還是李登輝恩賜的，但臺灣人仍有新舊之分，外省人是“新臺灣人”，永遠要比本省人矮一截。

　　李登輝表面上談“新臺灣人”，呼吁大家不要再分本省、外省，實則反而是在凸顯省籍之別，暗中利用族群議題來鞏固他的權力。對我這個本省青年而言，與其分什么新、舊臺灣人，還不如“新中華兒女”的概念才有格局。我成立“新中華兒女學會”，就是期許兩岸的“新中華兒女”超越歷史的恩怨，走出更寬廣的道路。我們在臺灣“解嚴”后出生的一代，和大陸改革開放后成長的一代，同樣都生在變革的時代，天生就有變革的血液。兩岸的“新中華兒女”，共同懷抱“中國夢”，共創嶄新的中國，這才應該是我這代臺灣人該有的心胸和志氣。

　　扁朝馬屁文化

　　2001年5月22日，正值陳水扁上臺一周年。當時，陳水扁出訪美洲，并得以在美國紐約停留，成為“新政府”一項難得的成就。然而，到飯店外迎接陳水扁的僑胞，拿的都是民進黨旗及陳水扁的競選旗幟。

　　長榮航空為陳水扁準備的餐點，更刻意用象征臺灣的“番薯”食材，涂上巧克力的Taiwan（臺灣）、A-Bian（阿扁）字樣，在當時的我看來，已是極盡逢迎之能事。

　　未料幾年之后，竟還出現部隊里的憲兵大跳歌舞，對阿扁高呼“你是我的巧克力”，馬屁程度，大大超過我這篇日記批評的“扁蛋糕”。

　　其實，阿扁自1994年當選臺北市長以來，便一路自我造神，并利用當選所能擁有的政治資源，優先照顧周遭的親信，養出一批鐵桿的吹捧部隊。從2000年到2008年，阿扁執政整整8年，可以直接安排的位置就有好幾千個，其他能間接指定的人事任命更難以計算。

　　此外，阿扁還利用貪污來的巨款，私下給予民進黨的政客作“不用申報”的選舉經費。按照臺灣的“政治獻金法”，候選人收到的選舉贊助款項，每一筆都應該誠實申報來源，并且有上限的規定。阿扁給的贊助都不必報帳，對許多候選人而言形同“及時雨”，因為在臺灣要打選戰，花費往往相當驚人。

　　曾經擔任民進黨發言人、屬于蔡英文嫡系的徐佳青，雖然也是獨派，但屬于較有操守的“理想派”。2015年，她在美國演講時爆出當年也曾被阿扁私下“送款”，但被她堅持拒絕，結果此話一出，立即遭受民進黨多人的圍剿，最后黯然辭去發言人之職。

　　阿扁因為能有這樣的手腕，即便卸任后身陷囹圄，英雄形象依舊屹立不搖，貪腐犯也能美化成“政治犯”，除阿扁者，無人能出其右。

　　陳水扁的女兒陳幸妤便曾在媒體前有過名言：“你們民進黨哪個沒拿過我爸的錢？”相反地，馬英九則苛待“自己人”，反而對罵他的人百般禮遇，最后就變成“親痛仇快”。

　　回顧阿扁的崛起，必須肯定他是一個認真讀書的學生，求學過程一路都是第一名，從臺南鄉下的“三級貧戶”之子，最后成為在臺北執業的律師。

　　1979年12月，“黨外”勢力經營的“美麗島雜志社”，借“人權日”發動反國民黨的大游行，主事分子遭到逮捕，一度被國民黨當局判處死刑，陳水扁和謝長廷、蘇貞昌等人，因為擔任“美麗島大審”的辯護律師，開始在政治舞臺嶄露頭角。

　　1981年，在國民黨和“黨外”勢力開始激烈交鋒的關鍵年代，陳水扁、謝長廷、林正杰同時當選臺北市議員，合稱“黨外三劍客”；郁慕明、趙少康、劉樹錚三位也剛當選的國民黨籍議員，則在臺北市議會被稱作“黨內鐵三角”。1990年，立場相對的兩組人馬，又都一起當選“立法委員”，開啟了臺灣政治的新時代。

　　后來，陳水扁、謝長廷都成為民進黨內的政治明星，也始終存在“瑜亮情結”，至于林正杰則因為主張兩岸統一，不見容于逐漸被“臺獨”派把持的民進黨。“黨內鐵三角”方面，郁慕明和趙少康則于1993年離開國民黨，成立新黨。

　　1994年，陳水扁獲民進黨提名，參選第一屆人民直選的臺北市長選舉，新黨則推出趙少康參選，陳、趙雙方激烈對抗，國民黨完全被邊緣化。那次的臺北市長選舉，也是臺灣第一次統“獨”意識的大對抗，新黨激發了民眾對陳水扁“臺獨”路線的危機意識，成功創造史上第一次十萬人大游行，但最后仍不敵陳水扁。

　　對許多“70后”的臺灣人而言，他們的大學記憶，就是民進黨、新黨雙方的支持者在校園論戰，國民黨則被認為是老舊官僚，鮮少有人理會。而陳水扁為了淡化極端“臺獨”的色彩，打出了“快樂？希望？臺北城”、“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等標語，成功成為那個年代“本土”“改革”的代表。

　　許多民進黨支持者回憶，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那晚，直覺得那就是“臺灣人出頭天”，在外省人大本營、國民黨權貴聚集的“臺北市”出頭了！但也因為如此，后來阿扁任“總統”后走上貪腐的不歸路，也讓很多那個世代的人希望破滅。

　　我對阿扁的第一印象，正好就是他剛當選臺北市長的那段時間。那時我正讀小學，每個人都被發給一本臺北市政府發行的“兒童護照”，里面用“阿扁叔叔”的口吻介紹剛剪彩的捷運木柵線，令我當時還以為捷運是阿扁做的。

　　那時的圣誕節，阿扁市長還首開在市政府前辦圣誕晚會的先例，自己上場替小朋友拉雪橇，又扮成美國影集的“超人”從天而降。此外，他還開放“總統府”前的廣場給年輕人飆舞，帶民眾參觀臺北市警察局，并寫信“告知”人在美國的蔣宋美齡，原來蔣介石住的士林官邸“即日起”對民眾開放，稱這叫做“空間解嚴”。

　　到了小學五年級時，班上老師說要以“扁帽”作為考試第一名者的禮物，后來才又說似乎有些不妥，改送別的東西。同一時間，我家樓下賣鍋貼的小攤，也兼賣起了“扁娃”。所謂“扁帽”、“扁娃”，其實就是阿扁自我造神的選舉商品，在當時是第一個政治人物這么宣傳，瞬間引發風潮。

　　1998年，阿扁市長要拼連任，面臨長相俊俏、形象正面的挑戰者馬英九。當時他用市政府的資源，特別辦了免費帶民眾一日游的活動，中午招待高級便當（盒飯），下午再拉到臺北市政府，由阿扁本人現身大談政績，最后開放民眾合影。媽媽帶我也參加了這個活動，不是支持阿扁，而是單純帶小朋友出外走走。記得當時大批人擠上臺去，爭著要跟阿扁拍照，媽媽則冷冷地帶我回家。

　　后來，阿扁陣營更祭出所謂“土狗與貴賓狗的對決”的耳語，一方面暗示馬英九出身外省權貴（事實上馬英九的父親只是權力邊緣的中階國民黨黨工），一方面更拿馬英九的名字諧音做文章（“九”字在閩南語單獨念時和“狗”同音，但作名字念時則有另外的文言讀音）。

　　然而，最后選舉的結果，阿扁仍輸給了國民黨的馬英九。當天晚上，阿扁和坐著輪椅、雙腳殘疾的妻子吳淑珍一同現身競選總部，發表“對進步的團隊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征”的落選感言，一下子將群眾的悲情及激情沖到最高點。

　　支持者激憤地說，是那些“外省人”打壓阿扁市長。現場立即喊出“選‘總統’！選‘總統’……”的呼聲。兩年后，市長選舉失利的阿扁，直接入主“總統府”，成為臺灣的領導人。

　　在我看來，阿扁作為曾經的“本土神話”，真的很對不起包含我阿公在內的臺灣人。為了選票操作，阿扁犧牲了廣大臺灣人的利益，把臺灣帶上封閉、內斗的道路，愚弄本土草根民眾，讓多數臺灣人錯失了發展機遇。為了解決人民對經濟蕭條的不滿，阿扁領導下的民進黨當局，更運用政治手法將民眾引導到“反中”“仇中”的方向，把所有的痛苦都歸結給萬惡的“中國”。

　　如果要說，國民黨代表外省權貴的利益，那代表本省平民的民進黨，卻在陳水扁領導下把臺灣人關起來，離世界愈來愈遠。

　　被“臺獨”捧為英雄的阿扁，實際上是最消費“臺獨”的政客。李登輝用“極獨”的政治光譜牽制阿扁，先是逼阿扁在2002年宣示“一邊一國”，后來更在2003年喊出“公投制憲”時間表。等到面臨“公投制憲”要攤牌時，又說出“‘臺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李登輝當12年‘總統’一樣做不到”。

　　阿扁的例子，不禁令我想起柯文哲。同樣擅長操作媒體議題，柯文哲當選臺北市長掀起的“柯文哲現象”，宛如當年的阿扁市長旋風。柯文哲也和當年的阿扁一樣，都被“臺獨”寄予厚望，可以打倒國民黨。

　　阿扁在任“總統”的后期，說出了“‘臺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至于柯文哲，則早在就任市長沒多久，就為了與大陸交往，說出“兩岸一家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等語。

　　歷史似乎又再重演，只是臺灣的未來，還能再折騰幾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