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精神錯亂

　　臺灣自“解嚴”以來，各級選舉快速開放，從“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長”“直轄市長”到“總統”直接民選，一下子搞成幾乎年年都在選，一場選舉是另一場選舉的“前哨戰”，每一場選舉都能上升到藍綠板塊挪移的觀察點，統統都在左右臺灣發展的方向。如此20年過去，臺灣社會已形成各種千奇百怪的選舉文化，“奧步”（閩南語：爛招）橫行，口水亂噴，卻不見民主素養真正有多大提升，有識者感嘆：民粹日盛，臺灣被選舉“選”壞了！

　　當時我的聯絡簿日記見證的這場選舉，是阿扁執政后第一場全臺灣的大型選舉，選的包括臺北、高雄兩“直轄市”外的所有縣市長，及新一屆的“立法委員”。那次選舉，親民黨靠著人們對宋楚瑜落選“總統”的虧欠，一舉拿下40多席，取代了原先新黨代表的“深藍”地位，包括我的家庭也是支持親民黨的。誰又會想到，后來的親民黨，卻又會因為與馬英九的恩怨，連國家認同、兩岸路線的重大問題，也迎合“臺獨”模糊以對，甚至屈從“太陽花”的假民主，不敢予以嚴正批評。

　　對臺灣而言，經濟、社福、能源、兵制等重大爭議，說到底還是歸結到兩岸路線的選擇，這也即是臺灣發展之重大所在。因此，統“獨”問題聽起來雖然極具意識形態，但卻是臺灣前途不可回避的問題，早點凝聚共識，才能齊聚臺灣所有有識、有能之士，共同追求一致目標，免于惡斗內耗。

　　國民黨政府遷臺以來的兩岸路線，在“解嚴”以前，就是由中國國民黨強人領導，更白地說就是兩蔣的個人意志。蔣介石高舉的兩岸路線，對臺灣內部是“堅守民主陣容，復興中華文化”，對大陸則要“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到了蔣經國，則是在臺灣“革新保臺”，對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然而從李登輝以來，中國國民黨的中心思想卻渙散了，兩岸路線失去了方向。

　　本來，自從李登輝1991年宣布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后，就不再視中國共產黨為叛亂集團，那么中國共產黨在對岸領導的政府，對于臺灣來說應是怎樣的定位？更有意思的是，“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后，過去被國民黨政府禁止入境的海外“臺獨黑名單”，統統可以返回臺灣，但被視為“叛逃”“附匪”的親共臺灣人，如投奔大陸的林毅夫，仍然不被準許回臺。

　　國民黨本應在結束“動員戡亂”后，就主動對兩岸關系表達新的定位、新的論述，但國民黨卻不去面對新的現實，反而能閃則閃，一直避談這個問題，不愿有所突破。曾經，李登輝企圖將兩岸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系，當時的國民黨要角連戰、蘇起、胡志強，也都給執政的李登輝幫腔，但大陸方面明確定義“兩國論”就是“臺獨”，任何形式的“分裂”都是“臺獨”。

　　事實上，臺灣方面雖然宣布結束“動員戡亂”，但這只是臺灣片面的宣布，并未經由兩岸正式協議，共同確認彼此的敵對狀態結束。因此，洪秀柱在2015年爭取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時，乃提出必須通過兩岸和平協議來講清兩岸的定位，達成兩岸“一中同表”。然而，洪秀柱此番真話，還沒遭受民進黨的攻擊，就先被同黨的各派人馬圍攻、打壓。朱立倫甚至指責洪秀柱的意見“違背黨的長期主張及主流民意”，以此作為撤換洪秀柱的理由，但國民黨的主張究竟是什么？國民黨自己也不能解釋明白，當然在兩岸關系的議題上愈來愈處于被動。

　　其實在蔣經國執政末期，便傳有大陸派密使向蔣經國表達善意，但蔣經國似是害怕，故不敢對大陸有太多突破性回應。到了李登輝時期，在大陸開放臺商投資之初，缺乏對“臺灣經驗”如何移植大陸的整體規劃，錯失了引導臺灣人集中力量“策馬中原”的機遇。等到大陸經濟開始穩定成長，李登輝卻做出了“戒急用忍”的錯誤決策，扼殺了臺灣經濟的生機，禍延至今。

　　民主選舉，看似是人民做主，一旦選錯了帶來傷害，后果也只能全民承擔。然而實際上，今天臺灣面臨的方向抉擇，有著太多內外條件的制約，又豈是一般升斗小民能夠理解？因此多數人民，也只有依賴政黨提出方向，“拿香跟拜”。

　　陳文茜在2004年曾說，臺灣的路線之爭，與其用抽象的藍綠表達，不如具體說就是“李登輝路線”與“非李登輝路線”之別。“李登輝路線”堅信，“中國大陸只是紙老虎”，眼前的崛起勢頭只是表象，臺灣的經濟可以不依賴中國大陸，政治上亦能巧妙運用國際局勢，完成“法理臺獨”。至于“非李登輝路線”，就是所有反對李登輝路線的集合體。

　　11年后的今天，“李登輝路線”已經基本成為“臺獨”陣營的指導方針，民進黨的所謂“維持現狀”，也還是繼承“李登輝路線”的思路，妄想“臺獨”成為“天然成分”，臺灣可以“和平獨立”。這一派在“臺灣”，核心信仰者最多三成，但他們卻掌握臺灣的學術機關及媒體，挾帶清晰的思想，有組織、有計劃地往年輕人中間扎根。相反，“非李登輝路線”人數雖多，但卻沒有自己一套主張，無法形成一面旗幟，唯一看上去存在的領導力量，只剩下“不統不獨”、精神錯亂的國民黨。

　　認賊作父的“臺獨”

　　臺灣人的國家認同問題，說到底是近代中國不幸歷史的一個縮影。造成臺灣人國家認同錯亂的主因，主要就是“日本殖民”及“國共內戰”兩大歷史事件造成，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臺灣人對中國人的認同產生排斥或疏離。

　　事實上，傳統中國本來并無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向來認為自己就是“天下”。在實際操作上，統治實力所及之地，即設郡縣；如無法直接管轄，但當地首領愿意進貢稱臣，那也就是較為松散的藩屬；至于更多在中國眼里“未開化”的蠻夷之地，便是不予干涉的“化外之地”。

　　歷史上，臺灣自鄭成功奉明正朔到臺南建都以來，開始引進中華文化典章制度，而后清朝統治時期，是閩粵二省漢人入臺的高峰期，構成臺灣社會的主體，綿延至今。這一社會的主體文化，無疑就是中華文化，并直接反映在臺灣本土的歲時節慶、宮廟文化之中。

　　近代以來，中國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主權國家”體系，并由于不諳主權觀念，吃了許多喪權辱國的虧。因為此一恥辱記憶，也使得后來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都對維護主權格外重視。

　　如果純用西方國際法的主權觀念，“中國”(China)自清末以來加入國際體系，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已經普世認可皆無疑義；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政府”，則經歷清廷、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蔣介石北伐統一后的南京國民政府、抗戰時期重慶國民政府、現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是各國曾經承認為代表中國的政權。用國際法的專業用語說，就是各國對中國的“國家”承認一直存在，但對代表中國的“政府”承認則有分歧。

　　歷史的吊詭，就在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各個聲稱代表中國的政府，國號皆用“中華民國”，唯獨1949年中共建政，另出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國號，因此在中文的語境中，就產生兩岸已是兩個“國”的錯覺。但在法理上，兩岸僅是出現兩個“政權”各擁“治區”，并未分裂成兩個“主權”，這是國際目前一致的認識，也是“中華民國憲法”迄今不變的國家定位。

　　以上聽來像極了文字游戲的論述，平日沒人理會，但遇上國際活動便會凸顯，加上臺灣選舉需要更被渲染。臺灣知識圈最早熱議“國家認同”問題，始自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移轉，到了1978年美國正式改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遂有“美麗島事件”及“臺獨”意識的高漲，認為“中華民國”已無希望，臺灣只有“獨立建國”，并相信這樣能置外于“中國人”的國共內戰，因此力勸美國放棄蔣家領導的國民黨，臺灣便可“和平中立”。

　　必須說，這樣的“臺獨”理念，確實也在替臺灣前途找一條出路，至于是否對臺灣最好，大家可以辯論。但悲哀的是，“臺獨”后來走上了分裂族群、煽惑仇恨的路，如此自是有利于選戰動員，卻嚴重撕裂臺灣社會。“臺獨”同時也走入了死胡同，費盡心思要“去中國化”，從歷史到文化來論證臺灣人不是“中國人”，遂有“同心圓史觀”“外來政權”“多元文化”論紛紛出籠，硬要膨脹臺灣社會的“多國族”性，又為了貶抑“中國”，刻意褒揚日本的殖民統治，扭曲歷史的真相。

　　我在初中時的日記中已說，我本來并非一味反對“臺獨”，但實現“臺獨”是要靠實力，而非刻意否認自身中國人的文化及血統。等到我對“臺獨”的認識更成熟后，才發現臺灣的地緣戰略位置，決定了臺灣如果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將成為霸權主義制衡中國的棋子。

　　認清了此一現實，便會發現“臺獨”的本質，正是認同美日為首的霸權主義，用一句最傳神的話來說，就是“寧認美日作干爸，不與大陸做兄弟”。但是，霸權主義歸根到底，就是“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臺灣如果認同這套秩序，注定只能做強權的附庸。

　　臺灣如果選擇倚靠美日對抗大陸，那就像被老鴇剝削的娼妓，老鴇固然保證娼妓衣食無虞，甚至將娼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娼妓永遠是娼妓，不能有真正自己的尊嚴。但是，如果臺灣和大陸和平統一，享受高度自治，那就是同屬中華民族的兩兄弟創業，臺灣甚至可以出相當少的本錢，和大陸持有同樣的股份，因為臺灣是曾經被家里拋棄的兄弟，大哥愿意多照顧一點。

　　有眼界的臺灣人，應該看出今天我們面對的這些問題，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必經的險阻，因為這些險阻，也才能激起歷史美麗的浪花。我們這代臺灣人，無疑需要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因此更要用智慧化歷史的矛盾為助力，創造兩岸中華兒女共同的新時代。

　　尚待光復的臺灣

　　記憶深處，第一次聽到“南京大屠殺”應是在小學時代，但真正目睹南京大屠殺真實的歷史照片，則是初中時期，在圖書館偶然翻到美籍華人張純如女士編寫的《被遺忘的大屠殺：一九三七南京浩劫》一書。當學校教育及媒體都已被李登輝、陳水扁主導的“去中國化”思想荼毒，所幸我還能借由這些書籍及史料，了解近代中國遭逢的曲折歷史，并對這段中國人的山河歲月產生強烈認同。

　　本來日本和中國一樣，都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受害者，但日本卻未像孫中山先生期許的那樣，成為東方王道思想的干城，反而效法列強對外擴張，懷抱“脫亞入歐”的想法，淪為西方霸權主義的鷹犬。

　　日本對華侵略，是極具戰略的一套計劃，發生在臺灣的牡丹社事件，正是日本侵華的起點。1895年，日本通過侵略戰爭占領臺灣，經過51年殖民統治，留下的皇民化遺毒迄今無法根除。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雖然光復，但因為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兩岸分治，美日勢力再度滲入臺灣，缺乏宏大歷史觀的國民黨，無能導正臺灣人錯亂的國族認同，所謂的“大中國”教育，也只是反共懷鄉的思想，并未將“去殖民化”貫徹完成。

　　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的侵華戰爭其實并未結束，臺灣正是持續至今的戰場。臺灣雖仍有“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存在，但“中華民國”已經被國民黨、民進黨聯手“去中國化”，所以曾經在南京發生的大屠殺，臺灣人竟然普遍無感。甚至，日本軍國主義公然謊稱“南京大屠殺是假的”，并在臺灣出版漫畫《臺灣論》宣傳這種言論，臺灣人也毫不在意。

　　記得我初中時，在班上有個好哥們兒，出生在大陸，外公是日據時代被日軍送到海南島的臺灣人，小學隨家人僑居日本。有次他和我聊天，竟說到民族主義未必是好，我們不能以民族主義都認為日本侵華不對，日本侵華也是出自他們生存發展的需要。我一聽，不得了，典型被日本軍國主義洗腦了，便強迫不讓他回家，在教室里給他做思想教育后才放他走。如今想來，我的作為固然激進了點，但這種“毒草”如不立即鏟除，肯定就要蔓延了。

　　有人說，不要有仇日情結，又或者扭曲說，只有“中國人”有仇日情結，“臺灣人”都喜歡日本。其實，這和仇日與否無關，而是全人類都應有的是非。我們應該發揚中國人“和而不同”的天下觀，而非崇拜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中華民族的復興，正是讓中華文化重新站立，為世界人類做出貢獻。

　　“臺獨”獨到最后，搞到去和日本軍國主義為伍，不僅合理化南京大屠殺，甚至糟蹋臺灣慰安婦阿嬤，那不僅是民族罪人，更是人類罪人了！

　　媒體帶動民粹霸凌

　　當年，前臺北市議員璩美鳳，和有婦之夫曾仲銘被偷拍的性愛光碟，被周刊《獨家報道》隨刊販賣，一時之間成為臺灣社會最熱的話題。璩美鳳和陳文茜，在20世紀90年代分屬新黨和民進黨，兩人皆常在媒體熒光幕前為黨發言，成為20世紀90年代臺灣政壇兩大“話題”女王。

　　記者出身的璩美鳳，在加入新黨從政后，經常以一襲白衣、白裙的打扮亮相，給人的印象一直是清純素雅。因此，當1998年她和民進黨籍的新竹市長蔡仁堅傳出緋聞時，一下就震驚了社會大眾。由于當時新黨才和民進黨在“立法院”喝過“大和解咖啡”，許多人便戲稱璩美鳳和蔡仁堅的緋聞，根本就是新黨、民進黨“大和解咖啡”的續集，喝咖啡喝到“床上”去了。

　　但直到2002年，璩美鳳與曾仲銘的性愛全程被偷拍，再經由《獨家報道》隨刊販賣，這才完全粉碎了璩美鳳給人“純潔玉女”的形象。當時璩美鳳的性愛光碟，可說是臺灣家家戶戶搶著看，當時15歲的我，也在爸爸、媽媽的陪同下，闔家一同觀賞，記得媽媽還急著趕快播放，說是要“看看璩美鳳的身材到底有多好”。

　　奇怪的是，不管璩美鳳本人性生活有多亂，她在此案當中其實是被害人，唯一有權對她指責的應該是曾仲銘的妻子而已，但當時的媒體卻聯合起來圍剿璩美鳳，把她說成是萬劫不復的罪人，逼使璩美鳳無處可去，最后求助陳文茜，將她藏在一處山中的房子里。還在讀初中的我，看了璩美鳳的遭遇，心里愈想愈不對，所以在聯絡簿里寫下周記，批判臺灣媒體這種近乎“殺人”的民粹霸凌。

　　很不幸地，此后媒體非但沒改善，而且愈加墮落，并且流行起一種“肉搜”批斗的歪風。最先針對的是演藝人員，動不動就將許多藝人的私人事務上綱到“社會觀感”。猶記2005年5月，老牌藝人倪敏然自殺事件，最后竟演變成整個臺灣公審來自大陸的夏祎，只因夏祎被傳和婚姻生活不幸福的倪敏然相戀。夏祎的每一言、每一語，乃至她的態度，統統都要被迫道歉。臺灣社會就像瘋了一樣，沉浸在獵巫的集體抓狂中。

　　近幾年，這種媒體帶動的民粹霸凌，開始轉移到政治的意識形態。從郭冠英事件開始，臺灣形成了一種“臺獨”的“政治正確”，任何公然反抗此種“政治正確”的人及言論，立即成為媒體攻擊的箭靶，所有言論自由都要服從于此種“正確”。反中、反財團的情緒，讓此種霸凌更加合理化，受霸凌者往往不是掌握多大權力的人，卻要受到整個社會的公審乃至辱罵，媒體還視作理所當然。連向來形象正面的慈濟，都被說成是十惡不赦的妖魔，其將南亞海嘯的捐款結余轉捐中國大陸的四川震災，即是罪狀之一。

　　2015年4月，臺灣一位年輕女藝人楊又穎，由于在網絡上被惡意言論攻擊，不堪網絡霸凌，一個年輕生命走向絕路，社會終于開始重視言語暴力問題。但是，媒體討論了半天，卻不檢討民粹霸凌的源頭，正是媒體自己。有媒體人辯稱，是因為民眾愛看，媒體基于收視率考慮，只好炒作民粹話題。這其實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正因為媒體不自律，觀眾的胃口才不斷被養大。

　　網絡時代，號稱打破傳統媒體的限制，人人都是自媒體，結果民粹霸凌更加無孔不入，無法可管。“太陽花”風波以來，網軍對我的各種惡搞、污蔑不斷，甚至用惡意檢舉的方式讓我臉書被封，企圖封鎖我的聲音。此外，還有不肖分子冒我名義成立臉書，用我的肖像編造、發布下流齷齪的圖文。對此，我很早就訴諸法律，但檢察官卻回函稱，臉書是美國公司，臺灣和美國就網絡案件簽的合作協定，只包含殺人、擄人勒贖、毒品、妨害電腦使用、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行為，像我面臨的這種網絡霸凌，臉書公司視為言論自由，不愿提供使用者資訊，臺灣檢警也無從調查。

　　楊又穎的兄長發起反匿名霸凌，各界一度也有不少聲援，但最后仍是雷聲大、雨點小。可以想見，民粹霸凌的風氣如繼續蔓延，臺灣便不可能有真民主，“打著民主反民主”的獨裁暴政，將如幽靈一般，緊緊纏繞住整個臺灣社會。

　　整肅異己的“本土化”

　　在我小學時候，“本土化”這詞還沒這么流行，那時講得更多的是“鄉土”，指的是對自己從小生長的土地要有認識，知道她的過去，從而產生對她現下的關懷，以及未來的憧憬。我生長的艋舺（臺北萬華）地區，過去就是臺北城最先發展的地方，我在老松小學上“鄉土課”時，老師就介紹了不少艋舺的歷史人文。父親則成長于臺南佳里，十足的“草地”鄉下，尤其他又是民間信仰工作者，因此我也熟知民俗典故，蘊含濃濃的“鄉土味”。

　　但自2000年民進黨執政后，開始盛行另一個名為“本土化”的概念，并且不斷地被政客及媒體引用，出現什么“本土政權”“本土勢力”“本土派”……一堆名詞，卻都缺乏明確的定義。2001年李登輝催生的“臺灣團結聯盟”成立，便號稱要團結原本非民進黨的“本土”力量；2004年陳水扁尋求連任，也說是要延續“本土”政黨執政；2010年，高雄市長陳菊爭取連任，同樣上電視節目喊這是“本土政權保衛戰”。大家好像也習以為常，他們就代表“本土”，他們是“本土”的代言人。

　　但到底“本土”是什么？細究下來，它最初的意涵就是極狹隘的族群觀念。因為閩南人來得久，閩南人占的比例高，所以閩南人才是臺灣人，才能算是“本土”。直到2004年“總統”選舉，陳水扁為求勝選，將這種族群意識操弄到極致，遂出現“本土”意涵的2.0版，即“認同臺灣”，或稱作“臺灣主體意識”“臺灣意識”。他們為之扯了很多論述，就是企圖要擺脫粗淺的族群劃分，創造出更具現代政治意義的概念，什么“以臺灣為主體”“認同臺灣國家”……云云，說到底，其實就是“臺獨”，非得將“臺灣”與“中國”切割（同時卻允許對日本存在百般依戀），才是“認同臺灣”。

　　偏偏很多存有原罪感的外省人，竟妄想從這套“本土化”的2.0版取得救贖，“認同臺灣”就成了他們“贖罪”的方式。我有一個外省第三代同學，在2004年綠營大搞“二二八手牽手反中國愛臺灣”大游行時，就認為這比以前進步，因為“外省”血緣無法改變，但他可以借由“認同臺灣”變成臺灣人。后來我把這位同學的反應告訴作家朱天心，她馬上點出問題的關鍵：認不認同臺灣，不是你說了算，必須通過“他們”的核可。也就是說，詮釋權在“他們”手上，如果不合乎“他們”要求的意識，比如像我，就算是本省閩南人，一樣要被打成“非臺派”，只因為我這個臺灣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從我初中注意到這問題，至今匆匆又十余年了，“獨”派許多人都承認，2004年那場“大選”，正是他們成功將“臺獨”觀念灌入社會大眾的轉折點。他們用看似理所當然的“愛臺灣”包裝，卻是不斷將自己的“臺獨”意識形態推向全民的“政治正確”，就連許多自認“泛藍”的民眾，內心都已臣服于這套觀念。2012年馬英九連任后，更有最新的“本土化”3.0版快速蔓延，那就是結合西方民主牌、人權牌的新一代“臺獨”，亦即所謂的“太陽花世代”。其實終歸到底，所謂的“本土化”就是“去中國化”，背后根本的結構，仍是有心人利用歷史造成的矛盾，利用臺灣阻礙中華民族的復興罷了。

　　猶記2000年國民黨選舉失敗后，黨內有許多自稱“本土派”者，跑去和李登輝一起籌組“臺灣團結聯盟”。2016年國民黨大選慘敗，國民黨內又有人提出要“本土化”，聲稱自己是“本土派”。事實上，早在選舉過程中，他們就以“本土派”之姿，要求國民黨撤換原本已提名的洪秀柱，理由看似是“本土”“非本土”的路線之爭，其實無非就是洪秀柱這種強調理念、不靠“綁樁”（靠現實利益的交換獲取地方派系的支持，成為選舉動員的樁腳）的選法，將使他們無利可圖，更可能被洪秀柱太過鮮明的色彩拖累，無法淡化在當前臺灣社會不討好的“國民黨”標簽。

　　這些所謂的國民黨“本土派”，口口聲聲說要避免國民黨“新黨化”，但又提不出國民黨的路線、主張到底是什么，光會在大選期間天天吵要“換柱”，等到大選結束后，朱立倫辭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進行主席補選，他們又跳出來說要“防洪”，絕不能讓洪秀柱當黨主席。如果真是要談路線之爭，他們反對“新黨化”，國民黨是什么又不知道，難道是要“臺聯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