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同學會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以下簡稱“畢業生調查處”）的產生和演變過程，已有諸多作者從不同角度做過回顧和論述，如關鞏（《會務報告》，《黃埔潮》創刊號，1926年7月），黃雍（《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變》，《文史資料選輯》11輯，1960年11月），曾擴情（《黃埔同學會始末》，《文史資料選輯》19輯，1961年7月），陳寧生和張光宇（《蔣介石和黃埔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李西岳和蘇學文（《陳氏家族全傳》，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陳宇（《黃埔軍校大事記》，《黃埔》2014年增刊），陳予歡（《初露鋒芒——黃埔軍校第一期生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單補生（《黃埔》2013年1期，2016年6期）等。其中黃雍的記述成文于20世紀50年代，發表于1960年，是關于黃埔學生政治組織最早的較全面的記述，為后來者廣為引用，也為周恩來總理所肯定。鑒于這一問題對黃埔軍校研究的重要性，我們將以所掌握的資料為基礎，并綜合上述文獻做進一步的分析。

　　黃埔同學會產生的背景

　　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幫助下，于1924年創辦的一所新型軍事學校。它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為宗旨，以“親愛精誠”為校訓，為國共兩黨培養出大批杰出軍政人才，在反帝反封建與民族獨立的斗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歷史貢獻。

　　孫中山先生逝世后，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把黃埔軍校和它的歷屆畢業生作為他實現治國治軍和個人愿望的依托和基礎，時刻關注黃埔畢業生的各種動向，親自參與策劃黃埔軍校相關的各項舉措。

　　黃埔軍校建校早期，采用軍事與政治并重、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教學方針；積極進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教育，也介紹馬列主義。黃埔師生雖然皆為國民黨黨員，亦有大批跨黨的共產黨員，學生思想活躍。1924年底到1925年初，軍校內相繼醞釀成立了各種學生組織，其中主要有火星社、 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等。火星社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由李勞工、周逸群、王伯蒼、吳明（陳公培）、肖人鵠、吳振民、陳恭、謝宣渠等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領導的學生組織，由蔣先云、王一飛、周逸群、李之龍等領導，1925年2月1日正式成立時，會員約兩千人；孫文主義學會是反共的右翼組織，由賀衷寒、曾擴情、潘佑強、伍翔、楊引之等負責，1925年4月正式成立。

　　1925年1月14日黃埔軍校特別黨部改選，火星社運用自己的組織力量展開競選活動，當選第二屆黨部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的幾乎都是共產黨員（吳明、陳作為、羅振聲、周逸群、王伯蒼、成恭寅、黃錦輝等）。蔣介石僅得60票落選，后經廖仲愷推薦才名列執行委員，分配負責糾察工作。這極大地震動了校長蔣介石。

　　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一年后，其組織影響不僅在黃埔軍校畢業生為主體的第一軍，而且遍布到第二至第六各軍，會員很快發展到5000多人。其出版的《青年軍人》月刊不僅在廣東軍隊中廣為傳播，而且寄送全國，影響很大。許多青年軍人把青年軍人聯合會作為他們革命精神的寄托。

　　黃埔軍校左派學生組織的蓬勃發展，使駐粵各軍的風氣為之一變，也使孫文主義學會感到緊張，之間摩擦糾紛不斷。1926年1月，青年軍人聯合會外圍組織西南革命同志會，在大佛寺召開成立大會時，孫文主義學會成員混入會場鬧事，在混亂中其成員王惠生（黃埔1期）向大會主持人周逸群（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開槍，幸組織者早有防御，將其制服，這就是“大佛寺槍擊事件”。為此，2月2日，校長蔣介石和黨代表汪精衛召開了有李之龍、周逸群、王備、潘佑強、葛武棨、周惠元等十位代表參加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聯席會議，做出四項處理爭執的決議。另一方面，黃埔軍校左派學生組織的蓬勃發展，使蔣介石深深憂慮自己失去對黃埔學生的控制。因此在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后，以學生組織之間的爭斗有違“親愛精誠”校訓為由，4月7日頒布了“取消黨內小組織校令”，迫令解散所有學生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分別于4月10日和21日宣布自動解散。但5月7日在廣州各界國恥紀念大會上，原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會員多人，在會場外發生沖突，潘佑強、楊引之等受重傷住院。此時，蔣介石積極籌劃建立一個統一的學生組織，以增強黃埔軍人的團結，便于其指揮和掌控。

　　黃埔同學會的誕生

　　1926年5月24日，蔣介石“為忠實于中國國民黨并求其精神與意志統一，以促進國民革命之完成和三民主義之實現”，授命組織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會。他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以校長名義簽署的成立黃埔同學會第一號公告，任命蔣先云（校長辦公室秘書）、賈伯濤、李正韜、曾擴情、伍翔、余程萬、楊麟、梁廣烈、鐘煥群等9人為籌備委員，后又增加葛武棨、李超、胡靜盦、關鞏等人為委員。籌委會先后以本校駐省辦事處三樓和南堤欽廉會館為辦公室，起草章程，著手籌備事宜。

　　6月27日，黃埔軍校師生懇親大會暨黃埔同學會成立大會在廣州大學禮堂召開，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闿及同學千余人與會。校長蔣介石、顧問鮑羅廷、教官加倫、中央執委何香凝、鄧演達等都發表了演講，或著文于大會特刊。此時黃埔同學已有8000余人，選出同學代表23人：1期蔣先云、曾擴情、賈伯濤、余程萬、楊其綱、劉仇西、武翔；2期余灑度、葛武棨、楊引之、陳超、蔣友諒、關鞏；3期黃仲翔、黃格君、曾晴初、金亦吾、張炎；4期楊新民、張兆尼、魏亮生、史保亨、李聯珍、王庭漢。

　　6月29日晚在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三樓，召開了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和代表聯席會，確定黃埔同學會的機構和成員。蔣介石親任會長，下設秘書（曾擴情），總務科（科長李正韜，科員游步灜、李超、金亦吾），組織科（科長楊引之，科員劉仇西、陳超、黃仲翔、張炎、楊新民、張兆尼、林桓），宣傳科（科長余灑度，科員葛武棨、關鞏、鄭峻生、周復），干部委員會（委員曾擴情、賈伯濤、潘佑強、鄷悌、伍翔、蔣先云、賀衷寒等），監察委員會（委員劉漢珍、伍翔、蔣友諒、楊其綱、蔣先云、賈伯濤、余程萬、胡靜安、曹勖、魏亮生、李聯珍、黃格君）。

　　黃埔同學會簡章指出：“本會本親愛精誠之校訓，以黃埔軍校為中心，聯絡感情，互相砥礪，團結精神，統一意志，遵守總理遺囑，努力國民革命為宗旨”，“本會采集中制，下級絕對服從上級之指揮”，“一切會務均聽命于會長”，“校長為本會會長”。黃埔軍校學生均為會員，由同學會負責登記考核，畢業同學的任免、升遷、調補，均依據同學會考核記錄決定。

　　國共兩黨在早期黃埔同學會中的斗爭

　　黃埔同學會成立之初，國共兩黨學生都參加會務工作，例如共產黨員蔣先云是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參與黃埔同學會的創建工作。后來，他以欲赴前方為理由，聲明不受選同學代表職務，但仍被推選為監察委員和干部委員會委員，是早期會務工作的主要參與者。

　　黃埔同學會成立后，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6年7月9日出發江西，指揮北伐戰事，秘書曾擴情在廣州負責黃埔同學會事務。在讀的第4期同學以共產黨員為主體，指出官長貪污、虐待同學、欺壓中山縣農工等弊端，對黃埔同學會無作為提出批評，甚至散發傳單、粘貼標語，給曾擴情造成很大壓力。曾擴情即密報蔣介石，蔣震怒稱：“反對曾擴情就是反對我。”1926年11月，蔣介石在南昌對軍校學生講話時，更要求不得反對黃埔同學會，反對同學會的辦事人員就是反對校長。

　　1926年12月1日，黃埔同學會成立僅5個月，就奉命隨北伐遷往南昌，黃埔同學會廣東分會改為駐粵辦事處。這表明黃埔同學會在廣東的機構，不是一個一般的下屬分會，而是總會駐廣東的直屬辦事機構，地位僅次于總會。因為黃埔軍校在廣州，大批畢業生也集聚于此，廣州可謂黃埔學生和黃埔系的發祥地和根據地。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時為省港罷工糾察委員會委員、工人糾察隊軍務處長的共產黨員黃雍（黃埔1期），兼任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主任。黃雍當時還身兼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衛商檢查總隊少將總隊長（下設5個分隊）和檢查總所所長（下設5個分所），在黃埔同學中有頗高的影響力。黃雍借此延攬了一批共產黨員參與會務，針對蔣介石提出的限制和打擊共產黨革命活動的“整理黨務案”，進行迂回的抗爭。使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成為共產黨主導的機構，引起當局的關注和右派黃埔學生的不滿。

　　“四一二”后的第二天，4月14日，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即被取締，4月15日，李濟深、錢大鈞等人在廣州開始“清黨”屠殺。共產黨組織緊急安排黃雍離穗赴港，此期間他還在船上召開了緊急秘密會議，部署所轄機構人員的隱蔽和撤退。4月16日，國民黨右派重新組建了黃埔同學會駐粵特別委員會，賈伯濤、黃珍吾、李安定、林桓、周復任常務委員，4月17日到會接收辦公，4月19日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啟事，聲明：“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前因反動分子把持會務，經于4月14日在我政府將反動分子一概肅清。”字里行間充滿殺氣，證明黃埔同學會成立之初的10個月，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與國民黨右派之間斗爭的激烈。黃埔同學會成為國共兩黨爭奪和斗爭的一個重要平臺。

　　該啟事還明確告知：“茲奉本會會長委賈伯濤、余程萬、李安定、黃珍吾、黎崇漢、周復、鄧文儀、林桓、黃奮銳、郭鼎銘、賴剛等十一人為駐粵黃埔同學特別委員，組織特別委員會，處置一切事務。”駐粵黃埔同學特別委員是由蔣介石親自委任的。4月18日，以賈伯濤牽頭向蔣介石發電，表示在粵黃埔同學一致誓死擁護蔣介石。這證明了國共兩黨爭奪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斗爭的激烈程度，至使蔣介石親自部署取締和接收駐粵辦事處事宜，可見黃埔同學會在蔣介石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更值得關注的是，就在同一天同一份報紙上，還專門刊登了一篇題目赫然的長文——《在粵黃埔軍校同學為擁護蔣校長告同學書》，向蔣介石表示效忠，以抵御共產黨對黃埔畢業生的影響，并借此消除共產黨控制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留下的隱患。繼之，又于12月4日奉軍事委員會之命，對廣州黃埔同學會進行改組，此前所屬各支分部及小組一概無效，所有同學要到南堤黃埔同學會舊址重新登記。這表明，他們要對在粵黃埔學生進行再一次的篩查和甄別。

　　此外，就在“四一二”前兩天，黃埔同學會福建支會亦電告蔣介石，他們感受到“共黨壓迫”，要“與會存亡”。這說明共產黨在黃埔同學會內的斗爭，絕不限于廣州的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

　　1927年“四一二”之后，黃埔同學會就為原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干所把持，成為蔣介石控制黃埔學生的重要機構。

　　黃埔同學會的解散

　　不論在嫡系還是非嫡系軍隊中，只要有黃埔畢業生，黃埔同學會就會滲入，都有組織在活動。蔣介石還在中央黨部設立“軍人部”，自任部長，并以黃埔同學會秘書曾擴情兼軍人部秘書，其組織、宣傳、總務各科科長均由黃埔同學充任，軍人部幾乎成為黃埔同學會在中央黨部的翻版。象涉及到非黃埔系大佬劉文島、呂超、熊式輝出任國民革命軍第8、9、14軍黨代表這樣重要職務的任命事項，都要軍人部提出呈請才能任命，這等于讓黃埔學生（也就是黃埔同學會）來駕馭這些非黃埔系的大佬，讓他們情何以堪。

　　這一系列舉動，引起舊軍人的憤慨和不平，1927年初就醞釀加強北洋時期的四校同學會的活動，以與黃埔同學會抗衡。蔣介石為緩和與四校同學會的緊張關系，1927年初，同意黃埔同學會與四校同學會開會聯歡，但根本矛盾并不能解決。四校同學會在當年5月1日，于廣州大石街積厚坊舉行四校同學會年會，發放會徽，“用志久遠”，明顯地表現出與黃埔同學會對峙的姿態。隨著黃埔同學會向非黃埔系軍隊滲透的加劇，1928年，舊軍人首腦呂超等人大張旗鼓地號召加強四校同學會活動，響應者眾，如廣東的陳銘樞、湖南的唐生智、江西的張豈庸等，大有壓倒黃埔同學會之勢。

　　“四校”即清末開辦的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民國初由陸軍中學改設的陸軍軍官預備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四校同學會是上述四校畢業生在孫中山號召下，于1916至1917年間為國民革命共同目標所組成的革命軍事聯誼團體，會員有1萬余人。據此，孫中山有效地將清末民初陸軍學校聚集和培養的一大批軍事人才納入革命陣營。抗戰期間，四校同學奮戰在各自所在部隊，全國12個戰區司令長官程潛、閻錫山、顧祝同、張發奎、李宗仁、陳誠、余漢謀、朱紹良、薛岳、李品仙、孫連仲、傅作義中，除程潛、閻錫山、孫連仲3人外，其余9人均為四校同學會成員，可見其實力之雄厚，其影響力不可小覷。當然這其中也有人后來成為黃埔教官，形成復雜關系。

　　這個組織對孫中山革命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在此時強調它的活動，顯然是針對蔣介石和黃埔同學會的。蔣介石認為，如任其發展必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早在1927年3月7日，蔣介石重新發布通令，一律取消黃埔軍事政治學校內的所有學生小團體（包括同鄉會），認為它們不合革命要求。后來更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禁止軍中有不利團結的組織，下令禁止軍中所有同學會、同鄉會等組織。1930年11月，他先令黃埔同學會解散，迫使地方軍閥加強四校同學會的企圖胎死腹中。

　　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處）的產生

　　黃埔同學會解散后，兩萬余畢業生失去聯絡平臺。曾擴情、鄷悌、黃珍吾、田載龍等慮及同學力量分散，呈請蔣介石準許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內組織畢業生調查科，以聯絡、監督、指導及考核畢業生。黃埔同學會解散一個月后，1930年12月12日，蔣介石指派田載龍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主任，直隸校本部，重要事件秉承校長命令。調查科下設文書（總務）、考核、統計三股。擔任調查科主任的先后有田載龍、蕭贊育（1932年3月起）、嚴澤元（1932年10月起）、張輔邦、劉詠堯。這個科另立門戶于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蔣介石以這一名稱實際上恢復了“黃埔同學會”。截至1934年4月，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已登記的黃埔畢業生為15，282人。

　　南京政權初定后，蔣介石為了鞏固統治，統一軍事教育，大量發展軍事學校，先后設立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空軍學校、工兵學校、炮兵學校、騎兵學校、輜重兵學校、海軍學校、魚雷學校、憲兵學校、警官學校等等，各地還設有分校及各種訓練班。1935年，統計全國性訓練單位就有百余個。為指揮方便，所有各校校長均由蔣介石自兼，另置可信者充任教育長或主任，主持校務。由此，各類軍事學校畢業生人數驟增，畢業生調查科難以應付。這時，有的軍事學校自行組織同學會，如杭州空軍學校政治部主任蔣堅忍，就倡導成立空軍學校同學會。事為蔣介石所悉，傳其到南京痛加申斥。此事更加促成蔣介石擴大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的決心。

　　1935年9月，蔣介石將原有的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擴充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隸屬軍事委員會。以劉詠堯為處長,黃雍為副處長,主持中央各軍校畢業生聯絡考核等事宜，在校外設有辦公處。1937年2月11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申請審核和備案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至此，黃埔同學會的功能不但沒有消失，反而以畢業生調查處的名義進一步增強了。畢業生調查處在自己的文件中也直言不諱地宣示，“本處胚胎于黃埔同學會”，“其間雖數易名稱隸屬，然團結同學共同奮斗之精神，前后一貫，始終不渝”。

　　1937年9月和1938年3月，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分別改隸訓練總監部和軍政部，受隸屬機構監督指導，重要事項直接秉承委員長命令，用該處關防對外行文。1945年7月，又改隸銓敘廳。歷任處長先后有劉詠堯、賈伯濤、謝遠灝、楊良等。到1947年6月底止，412，609人在畢業生調查處登記，其中陸軍軍官學校本校生264，852人。畢業生調查處1949年從成都遷臺。

　　黃埔革命同學會

　　有讀者常把黃埔同學會、黃埔軍校同學會和黃埔革命同學會混淆。黃埔軍校同學會是1984年6月16日在北京成立的愛國群眾團體，它繼承了1941年10月4日在延安成立的黃埔同學會延安分會的精神，其宗旨是:“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辦有《黃埔》雙月刊，歷任會長為徐向前、侯鏡如、李默庵、李運昌，現任會長林上元。有人以為黃埔同學會和黃埔革命同學會是一回事。其實它們是兩個針鋒相對的組織。

　　1927年“四一二”事變，蔣介石背離孫中山三大政策，鄧演達組織國民黨左派成立了反蔣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在此期間，被蔣介石從軍隊中清除的和因大革命低潮而流落的共產黨員黃埔畢業生，大批集聚上海，如董朗、許繼慎、黃雍、陳烈、余灑度、俞墉、曹霄青等。他們有多年的革命斗爭經驗，思想活躍，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為打倒軍閥、振興中華而奮斗，這種思想基礎使他們在革命的大風大浪面前，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所以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宋慶齡、鄧演達和譚平山的號召下，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和切磋，初步形成了一個反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黃埔學生組織，并于1929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黃埔革命同學會”，把這批黃埔畢業生組織到一起共同反蔣。它是第三黨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蔣介石控制的黃埔同學會爭奪黃埔學生，開展對國民革命軍和其他武裝的軍運工作，以期達到鄧演達提出的“造就一批以黃埔學生為中堅的平民革命軍”。黃埔革命同學會的負責人是余灑度（臨時召集人）、陳烈、黃雍（負責組織和軍事工作）、曹霄青、俞墉（負責宣傳工作）、徐會之（就地負責天津方面工作）（黃雍《黃埔革命同學會回憶》，《文史資料選輯》19輯，1961年）。

　　大約半年多時間，黃埔革命同學會會員及受其影響的黃埔學生達5000余人，幾近黃埔畢業生的一半，握有兵權的將領已有60余人，黃埔1期就有幾十人，包括陳誠、胡宗南、楊虎城、鄧寶珊、高桂滋、周至柔、羅卓英、李延年、杜聿明、宋希濂、肖干等。陳誠和楊虎城等均請鄧演達派黃埔同學參加其部隊工作，黃埔革命同學會總會按鄧演達指示，選派了一批具有軍事和政治雙重才干的黃埔畢業生到各部隊去，其中包括陳烈等到陳誠的18軍，周士第等去楊虎城部，以期條件成熟時，組成一支平民革命軍，顛覆蔣介石的統治。陳烈（黃埔1期）是東征和北伐的杰出指揮員，參加廣州起義，與黃雍共同負責組織和軍事工作，后來成為著名的“抗日虎將”；周士第（黃埔1期）是大革命時的“陸海軍鐵甲車隊”隊長，葉挺獨立團代團長，參加南昌起義，后為功勛卓著的開國上將。其他派出者也都有不凡的表現。

　　黃埔革命同學會的迅速發展，動搖了黃埔學生對蔣介石的信仰，大大削弱了他對黃埔學生的控制，使其極度不安。1931年7月，蔣介石懸賞20萬緝捕鄧演達。8月17日，鄧演達在上海被捕，當晚，黃埔革命同學會的余灑度、陳烈、徐會之、俞墉、韓浚等20余人亦在上海遭逮捕。在湖北與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蔡升禧（黃埔1期）協同，從事軍運工作的黃雍和劉明夏（均黃埔1期）亦在武漢被捕。黃埔革命同學會的全部負責人在蔣介石的刻意追討下，無一逃脫，幾個月后全部解到南京。此時宋慶齡警告蔣介石絕不能殺害鄧演達；在前方的陳誠得知消息，即電蔣介石要求“從寬擬處”；胡宗南與20余名黃埔畢業生聯名寫信，力保鄧演達。所有這些都使蔣介石感到鄧演達在黃埔學生和輿論中的巨大影響，對他是一個嚴重威脅。11月29日，蔣介石在南京秘密殺害了鄧演達，黃埔革命同學會也隨之解體。

　　黃埔革命同學會是黃埔軍校歷史中值得濃墨重彩大書的特殊篇章。它的出現充分體現了黃埔學生獨立思考和勇于斗爭的精神，也反映了中國近代革命斗爭的復雜性，對它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對中國近代革命史的全面理解。黃埔軍校史和眾多黃埔畢業生所演繹出來的生動歷程，是中國近代革命史的一個精彩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