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6日，我們到訪杭州轉塘街道郎君庭園君瀾閣陳菊南寓所，訪問了這位抗戰老人。以下就是他向我們講述的一生的經歷：

　　青少年時代

　　1924年農歷三月九日，我出生在浙江嵊縣甘霖鎮漢溪鄉大邱巖村，我的父親陳盛超早年在鄉里務農，后來到杭州宏記營造廠打工，開始時在錢塘江邊修筑塘堤，有時也做些小買賣。

　　20世紀30年代，錢塘江開始建造大橋，父親當了個小包工，參與錢江大橋公路的修筑工程。可以說，父親收入還可以，能寄錢回來供養我們幾個小孩讀書。

　　我家兄弟三人、兩個妹妹，大哥身體不好，自小就在家里養病；二哥陳桂南聰明能干，小學畢業后，到杭州清波中學就讀，初中畢業后考取了福建馬尾的海軍軍官學校（那所學校不收學費）。隨著抗戰爆發，日寇大舉進攻，海軍學校西遷內地。由此，哥哥轉到桂林的陸軍軍官學校繼續學習。畢業后（黃埔15期），分派在19集團軍70軍107師任少尉、中尉排長。1941年，在上高戰役中不幸犧牲。

　　消息傳來，全家人嚎啕大哭，母親數度昏厥，憂疾交累，身體就此每況愈下。

　　此時，我已在甘霖小學畢業，家里希望我小學畢業后，能到城里去當學徒，賺錢養家糊口。當時，嵊縣已被日軍占領，百姓四處逃難，人心惶恐不安，我目睹日寇鐵蹄對家園的蹂躪，國仇家恨，一齊涌上心頭。此時，聽說村里有個族人，叫陳孔達（保定軍校畢業），在福建擔任70軍軍長。于是，我與村里幾個伙伴合計了一下，決定一起到福建去找他，投筆從戎，保家衛國。我們從嵊縣出發，徒步來到福建。

　　此時，我們幾個人算是從淪陷區出來的流亡青年了。

　　參加抗戰

　　我們找到了陳軍長，戰爭時期，軍隊正需要補充兵員，我們的到來恰逢時機。我讀過書，在部隊里算是有點文化了，擔任了70軍上士譯電員，后又升任準尉、少尉譯電員，辦公桌就在軍部旁邊。

　　1944年初，日軍在福建登陸，占領了福州。70軍被迫轉移到了連江縣駐防，部隊在福州、連江一帶活動，成立了閩東前線指揮部。部隊與日軍有過多次正面接觸。我以譯電員的身份，參與了福建前線的抗戰。

　　1944年4月，我被司令部保送到陸軍軍官學校學習。陸軍官校在江西瑞金有一個分校，我奉命到瑞金分校報到。

　　當時形勢相當嚴峻，贛州已經失守，日寇步步緊逼，瑞金隨時可能受到敵軍攻擊。因是非常時期，學校縮短了受訓時間。我們只在軍校學習了一年多。1945年5月，大家提前離校上前線了。我是保送生，軍校畢業后又回到了70軍。此時，我已升任中尉排長，不再做譯電員了。

　　又過了幾個月，日本人宣布投降，戰爭結束了。抗戰勝利后，國軍閩東前線指揮部撤消，70軍奉命到臺灣接受日軍投降。部隊立即開拔，我們乘坐美國海軍陸戰隊運輸船，在高雄登陸。

　　剛到臺灣時，滿目瘡痍，到處是戰火留下的痕跡。當時，陳儀成為臺灣省主席。接收完成后，70軍進行了整編。我所在的師番號為74師，陳孔達軍長已調任臺灣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全師開始在臺整訓，部隊由臺北調到臺中，又從臺中調到高雄鳳山訓練營。在鳳山，我們訓練從臺灣本土補充的新兵。

　　1946年12月，我所在的74師奉調回大陸，駐防山東（當時師長是陳頤鼎）。次年，我忽然接到家里接二連三發來的加急電報，只有幾個字：“母病危，速回。”戰爭時期，部隊很難請假，不過，長官還是特例批準我回家探親。我拿著電報，連夜匆忙趕回嵊縣。

　　到了老家，進門后才知道，母親雖說生病，但還不至到“病危”的程度。那時父母正在為我擔憂，二哥已經為國捐軀，大哥患病致殘，他們不想讓我再冒生命危險繼續參加內戰了。

　　回到江南，耳聞目睹一片歌舞升平景象，與前線的你死我活形成了鮮明對照，我也不想再回去。于是我到了杭州，在西冷冰廠（今“五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家廠專門制作冷藏冰塊、冰棍之類冰凍品，在杭州算是一個比較新式的廠家。我成為這家廠的業務員，一直干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

　　從50年代到改革開放

　　解放后，我聽說杭州干部訓練班（下稱“干訓班”）正在招生，招生辦事處設在南山路（今中國美術院那個位置）。我趕緊跑去報名。錄取后，成為干訓班第3期學員，我們先在云棲上課。

　　后來，我調到浙江省干部學校繼續學習，校本部設在靈隱，學員在上天竺開課。我們參加了為期4個月的土改專訓班。

　　訓練結束后，學員們下鄉搞土改工作。1950年9月，我被分配在義烏縣委土改工作隊，隊長是義烏縣委宣傳部的洪土部長。12月，在全縣土改工作總結大會上，由于我表現出色，工作積極肯干，被評為“三等功”。

　　1950年末我返回杭州，再次回西冷冰廠工作。那家廠不大，夏季忙時有60多個工人，冬季只有20來個員工。此時，又有一個機會降臨到我身上，上級要求工廠組建工會，我參加過市里組織的干部訓練班，又從事過“土改”工作，寫寫說說，這些事都行，受到大伙的擁護，自然而然成為工會活動的積極分子。

　　接下來，抗美援朝開始了，杭州西冷冰廠工會做了許多動員工作，諸如，貼宣傳標語、寫黑板報、繪招貼畫等等，多由我帶頭，常常受到上級的表揚。

　　1952年5月3日，我與孫根鳳結婚，后來，我們有了一個兒子陳可人，一個女兒陳小桃。一家人過得平靜安逸。

　　1954年，西冷冰廠提前“公私合營”（全國范圍內的公私合營是1956年開始的）。到了1958年，我的工會工作也不再做了。不過，我仍然在廠里做業務工作。

　　到了1960年，全國開始“大辦農業”，杭州的一部分機關干部與職工要下放農村參加體力勞動，西冷冰廠（屬于財貿系統）也要下放農場。由此，我到了老余杭的大溪河農場。好在雖然下放參加農業勞動，但戶口不遷，糧油關系仍在杭州，工資也由原單位照常發。

　　許多城里人對農田勞動力不從心，不過，我倒是干得得心應手，我本來就在農村出生、農村長大。小時在鄉下放過牛、牧過羊、打過柴，樣樣農活拿得上手，很快就被提拔為小隊長、中隊長。我還辦了一家小廠。在大溪河農場，我見到場員碾米后將剩下的碎米與糠，全拿來喂豬，覺得有點可惜，于是幫農場辦了一個飴糖廠，即先將稻谷軋成大米，用剩下的糠與碎米做飴糖，再用制作飴糖剩余的米渣及糠，當作喂豬飼料。

　　從我1960年下放農村到1962年調回杭州為止，那段時間，正是國家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回到杭州，我仍回到西冷冰廠工作。此時，西冷冰廠已更名為杭州冷氣制品廠了。在1963年下半年，廠里搞了一個“三清運動”（干部下放車間勞動）。當然，我這個業務員也坐不成辦公室了，只能到車間去與工人師傅一起干體力活。我想，以前在辦公室里當干部，對工人情況了解有限，現在給了一個機會，可以真實感受一下工人兄弟的勞動與生活了，在技術上也可以有所長進。

　　1968年，我被調到車間當小工。好在我在冰廠工作多年，廠里的各個工種我都拿得上手。到了70年代，杭州冷氣制品廠開始生產速凍食品了，這是全市首家制作速凍食品的企業。

　　改革開放后，我成為杭州冷氣制品廠基建辦公室負責人。那段時間，我起早摸黑地干，得到了工友們的夸獎。其實，我只是對這份工作比較專業，因為早年在黃埔軍校讀書時，就學過建筑繪圖、筑路測量等，可說輕車熟路。那些日子，廠里造車間、蓋職工宿舍、筑冰庫，一天到晚忙不過來，一直干到1984年退休為止。

　　退休前，廠里特別安排我到杭州云棲療養院休息了幾天，是對我多年來為冷氣制品廠做貢獻的一點慰勞。

　　服務社會

　　記得1978年的一天，當時我還在冷氣制品廠上班，我在《團結報》上見到一條消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下稱民革）恢復了，工作范圍是團結與國民黨有關系的“黨政軍中、上層人士”。我見了，拿著報紙跑到市民革去問了一下：“像我這樣的國民黨‘下層人士’算不算？”

　　說實話，我這個“國民黨員”還是在做譯電員時集體加入的，當時只發了個黨證，從沒有參加過國民黨組織的任何活動。不久，連那個黨證也在抗戰中弄丟了。在解放初的干部訓練班里，又集體退出國民黨，還能加入民革嗎？自己也沒個譜。

　　自從加入民革后，因我住在朝暉新村，成了民革朝暉支部創始人，也是主委。民革朝暉街道支部是杭州民革的第一個設在街道的基層組織。當年家在朝暉街道的民革成員有不少，有些人當過國軍將領或國府專員什么的，大多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因為我相對年輕，當這個主委其實只是一個服務員而已。

　　1985年，浙江省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我又加入了同學會，并在民革下屬的一個中山科技公司上班。從1985年開始，我當選為第九、十屆區人大代表，接下來，下城區第一屆政協會議召開，我成為第一、二屆區政協委員。

　　無論是當人民代表，還是做政協委員，我都盡責盡力做事。例如，有一次我聽說在菜市橋附近光裕里有個同學叫蔡國棟，一個人在老披屋棲身，弄點稻草墊在床上睡覺，房里幾乎一無所有，吃喝拉撒全在那個漏雨的披屋里。居民區給他安排了靈隱寺一個守夜的差事維持生計。20世紀90年代，蔡同學已經年老體衰，無力再繼續工作了，孤身一人住在那個棚子里，貧病交加，無依無靠。我將這個情況反映給政協，將他列入了補助名單（當時相關政策尚未出臺）。這位同學過世后，我們民革出面與居民區聯系，幫著處理了后事。

　　還有一個同學叫鄧健行，住在耶穌堂路，1958年被遣返廣西老家。可他早年離開故鄉，村里根本沒有直系親人，又被當地政府送了回來。這位同學極有才華，能寫會畫，寫得一手好書法。當我去看他時，只見他一人趴在床上，認真地作畫，屋里連張桌子都沒有，生活全靠老婆一人在街道廠打工維持。我將這些情況向政協做了反映，不久，他的生活狀況就得到了改善。鄧同學生前多次上門來對我表示感激之情。每當我想到這些，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多年以來，我參加了各種業余學習班，并且經常為報刊寫稿子。改革開放后，我有幸再次服務于社會，參政、議政，獲得過不少聘書及嘉獎。這些年來，有在臺的親朋老友到杭州尋根問祖，他們常會過來與我敘舊。我就會向他們介紹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所取得的建設成就。1991年初，臺灣某報總編陳紹沖到訪杭州，由我牽線促成了杭州新聞工作者第一次訪臺。

　　現在，我有4000多元退休工資，生活無憂、兒女孝順、老伴健康、行動方便。每年浙江省黃埔軍校同學會、下城區政府、朝暉街道以及一些中小學都要組織人員對黃埔老人進行慰問，尤其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時，國家給予黃埔老兵很高的榮譽，讓我非常感動。我感謝黨和政府對老兵的關懷與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