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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6日,我們到訪杭州轉塘街道郎君庭園君瀾閣陳菊南寓所,訪問了這位抗戰老人。以下就是他向我們講述的一生的經歷:
青少年時代
1924年農歷三月九日,我出生在浙江嵊縣甘霖鎮漢溪鄉大邱巖村,我的父親陳盛超早年在鄉里務農,后來到杭州宏記營造廠打工,開始時在錢塘江邊修筑塘堤,有時也做些小買賣。
20世紀30年代,錢塘江開始建造大橋,父親當了個小包工,參與錢江大橋公路的修筑工程。可以說,父親收入還可以,能寄錢回來供養我們幾個小孩讀書。
我家兄弟三人、兩個妹妹,大哥身體不好,自小就在家里養病;二哥陳桂南聰明能干,小學畢業后,到杭州清波中學就讀,初中畢業后考取了福建馬尾的海軍軍官學校(那所學校不收學費)。隨著抗戰爆發,日寇大舉進攻,海軍學校西遷內地。由此,哥哥轉到桂林的陸軍軍官學校繼續學習。畢業后(黃埔15期),分派在19集團軍70軍107師任少尉、中尉排長。1941年,在上高戰役中不幸犧牲。
消息傳來,全家人嚎啕大哭,母親數度昏厥,憂疾交累,身體就此每況愈下。
此時,我已在甘霖小學畢業,家里希望我小學畢業后,能到城里去當學徒,賺錢養家糊口。當時,嵊縣已被日軍占領,百姓四處逃難,人心惶恐不安,我目睹日寇鐵蹄對家園的蹂躪,國仇家恨,一齊涌上心頭。此時,聽說村里有個族人,叫陳孔達(保定軍校畢業),在福建擔任70軍軍長。于是,我與村里幾個伙伴合計了一下,決定一起到福建去找他,投筆從戎,保家衛國。我們從嵊縣出發,徒步來到福建。
此時,我們幾個人算是從淪陷區出來的流亡青年了。
參加抗戰
我們找到了陳軍長,戰爭時期,軍隊正需要補充兵員,我們的到來恰逢時機。我讀過書,在部隊里算是有點文化了,擔任了70軍上士譯電員,后又升任準尉、少尉譯電員,辦公桌就在軍部旁邊。
1944年初,日軍在福建登陸,占領了福州。70軍被迫轉移到了連江縣駐防,部隊在福州、連江一帶活動,成立了閩東前線指揮部。部隊與日軍有過多次正面接觸。我以譯電員的身份,參與了福建前線的抗戰。
1944年4月,我被司令部保送到陸軍軍官學校學習。陸軍官校在江西瑞金有一個分校,我奉命到瑞金分校報到。
當時形勢相當嚴峻,贛州已經失守,日寇步步緊逼,瑞金隨時可能受到敵軍攻擊。因是非常時期,學校縮短了受訓時間。我們只在軍校學習了一年多。1945年5月,大家提前離校上前線了。我是保送生,軍校畢業后又回到了70軍。此時,我已升任中尉排長,不再做譯電員了。
又過了幾個月,日本人宣布投降,戰爭結束了。抗戰勝利后,國軍閩東前線指揮部撤消,70軍奉命到臺灣接受日軍投降。部隊立即開拔,我們乘坐美國海軍陸戰隊運輸船,在高雄登陸。
剛到臺灣時,滿目瘡痍,到處是戰火留下的痕跡。當時,陳儀成為臺灣省主席。接收完成后,70軍進行了整編。我所在的師番號為74師,陳孔達軍長已調任臺灣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全師開始在臺整訓,部隊由臺北調到臺中,又從臺中調到高雄鳳山訓練營。在鳳山,我們訓練從臺灣本土補充的新兵。
1946年12月,我所在的74師奉調回大陸,駐防山東(當時師長是陳頤鼎)。次年,我忽然接到家里接二連三發來的加急電報,只有幾個字:“母病危,速回。”戰爭時期,部隊很難請假,不過,長官還是特例批準我回家探親。我拿著電報,連夜匆忙趕回嵊縣。
到了老家,進門后才知道,母親雖說生病,但還不至到“病危”的程度。那時父母正在為我擔憂,二哥已經為國捐軀,大哥患病致殘,他們不想讓我再冒生命危險繼續參加內戰了。
回到江南,耳聞目睹一片歌舞升平景象,與前線的你死我活形成了鮮明對照,我也不想再回去。于是我到了杭州,在西冷冰廠(今“五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家廠專門制作冷藏冰塊、冰棍之類冰凍品,在杭州算是一個比較新式的廠家。我成為這家廠的業務員,一直干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
從50年代到改革開放
解放后,我聽說杭州干部訓練班(下稱“干訓班”)正在招生,招生辦事處設在南山路(今中國美術院那個位置)。我趕緊跑去報名。錄取后,成為干訓班第3期學員,我們先在云棲上課。
后來,我調到浙江省干部學校繼續學習,校本部設在靈隱,學員在上天竺開課。我們參加了為期4個月的土改專訓班。
訓練結束后,學員們下鄉搞土改工作。1950年9月,我被分配在義烏縣委土改工作隊,隊長是義烏縣委宣傳部的洪土部長。12月,在全縣土改工作總結大會上,由于我表現出色,工作積極肯干,被評為“三等功”。
1950年末我返回杭州,再次回西冷冰廠工作。那家廠不大,夏季忙時有60多個工人,冬季只有20來個員工。此時,又有一個機會降臨到我身上,上級要求工廠組建工會,我參加過市里組織的干部訓練班,又從事過“土改”工作,寫寫說說,這些事都行,受到大伙的擁護,自然而然成為工會活動的積極分子。
接下來,抗美援朝開始了,杭州西冷冰廠工會做了許多動員工作,諸如,貼宣傳標語、寫黑板報、繪招貼畫等等,多由我帶頭,常常受到上級的表揚。
1952年5月3日,我與孫根鳳結婚,后來,我們有了一個兒子陳可人,一個女兒陳小桃。一家人過得平靜安逸。
1954年,西冷冰廠提前“公私合營”(全國范圍內的公私合營是1956年開始的)。到了1958年,我的工會工作也不再做了。不過,我仍然在廠里做業務工作。
到了1960年,全國開始“大辦農業”,杭州的一部分機關干部與職工要下放農村參加體力勞動,西冷冰廠(屬于財貿系統)也要下放農場。由此,我到了老余杭的大溪河農場。好在雖然下放參加農業勞動,但戶口不遷,糧油關系仍在杭州,工資也由原單位照常發。
許多城里人對農田勞動力不從心,不過,我倒是干得得心應手,我本來就在農村出生、農村長大。小時在鄉下放過牛、牧過羊、打過柴,樣樣農活拿得上手,很快就被提拔為小隊長、中隊長。我還辦了一家小廠。在大溪河農場,我見到場員碾米后將剩下的碎米與糠,全拿來喂豬,覺得有點可惜,于是幫農場辦了一個飴糖廠,即先將稻谷軋成大米,用剩下的糠與碎米做飴糖,再用制作飴糖剩余的米渣及糠,當作喂豬飼料。
從我1960年下放農村到1962年調回杭州為止,那段時間,正是國家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回到杭州,我仍回到西冷冰廠工作。此時,西冷冰廠已更名為杭州冷氣制品廠了。在1963年下半年,廠里搞了一個“三清運動”(干部下放車間勞動)。當然,我這個業務員也坐不成辦公室了,只能到車間去與工人師傅一起干體力活。我想,以前在辦公室里當干部,對工人情況了解有限,現在給了一個機會,可以真實感受一下工人兄弟的勞動與生活了,在技術上也可以有所長進。
1968年,我被調到車間當小工。好在我在冰廠工作多年,廠里的各個工種我都拿得上手。到了70年代,杭州冷氣制品廠開始生產速凍食品了,這是全市首家制作速凍食品的企業。
改革開放后,我成為杭州冷氣制品廠基建辦公室負責人。那段時間,我起早摸黑地干,得到了工友們的夸獎。其實,我只是對這份工作比較專業,因為早年在黃埔軍校讀書時,就學過建筑繪圖、筑路測量等,可說輕車熟路。那些日子,廠里造車間、蓋職工宿舍、筑冰庫,一天到晚忙不過來,一直干到1984年退休為止。
退休前,廠里特別安排我到杭州云棲療養院休息了幾天,是對我多年來為冷氣制品廠做貢獻的一點慰勞。
服務社會
記得1978年的一天,當時我還在冷氣制品廠上班,我在《團結報》上見到一條消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下稱民革)恢復了,工作范圍是團結與國民黨有關系的“黨政軍中、上層人士”。我見了,拿著報紙跑到市民革去問了一下:“像我這樣的國民黨‘下層人士’算不算?”
說實話,我這個“國民黨員”還是在做譯電員時集體加入的,當時只發了個黨證,從沒有參加過國民黨組織的任何活動。不久,連那個黨證也在抗戰中弄丟了。在解放初的干部訓練班里,又集體退出國民黨,還能加入民革嗎?自己也沒個譜。
自從加入民革后,因我住在朝暉新村,成了民革朝暉支部創始人,也是主委。民革朝暉街道支部是杭州民革的第一個設在街道的基層組織。當年家在朝暉街道的民革成員有不少,有些人當過國軍將領或國府專員什么的,大多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因為我相對年輕,當這個主委其實只是一個服務員而已。
1985年,浙江省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我又加入了同學會,并在民革下屬的一個中山科技公司上班。從1985年開始,我當選為第九、十屆區人大代表,接下來,下城區第一屆政協會議召開,我成為第一、二屆區政協委員。
無論是當人民代表,還是做政協委員,我都盡責盡力做事。例如,有一次我聽說在菜市橋附近光裕里有個同學叫蔡國棟,一個人在老披屋棲身,弄點稻草墊在床上睡覺,房里幾乎一無所有,吃喝拉撒全在那個漏雨的披屋里。居民區給他安排了靈隱寺一個守夜的差事維持生計。20世紀90年代,蔡同學已經年老體衰,無力再繼續工作了,孤身一人住在那個棚子里,貧病交加,無依無靠。我將這個情況反映給政協,將他列入了補助名單(當時相關政策尚未出臺)。這位同學過世后,我們民革出面與居民區聯系,幫著處理了后事。
還有一個同學叫鄧健行,住在耶穌堂路,1958年被遣返廣西老家。可他早年離開故鄉,村里根本沒有直系親人,又被當地政府送了回來。這位同學極有才華,能寫會畫,寫得一手好書法。當我去看他時,只見他一人趴在床上,認真地作畫,屋里連張桌子都沒有,生活全靠老婆一人在街道廠打工維持。我將這些情況向政協做了反映,不久,他的生活狀況就得到了改善。鄧同學生前多次上門來對我表示感激之情。每當我想到這些,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多年以來,我參加了各種業余學習班,并且經常為報刊寫稿子。改革開放后,我有幸再次服務于社會,參政、議政,獲得過不少聘書及嘉獎。這些年來,有在臺的親朋老友到杭州尋根問祖,他們常會過來與我敘舊。我就會向他們介紹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所取得的建設成就。1991年初,臺灣某報總編陳紹沖到訪杭州,由我牽線促成了杭州新聞工作者第一次訪臺。
現在,我有4000多元退休工資,生活無憂、兒女孝順、老伴健康、行動方便。每年浙江省黃埔軍校同學會、下城區政府、朝暉街道以及一些中小學都要組織人員對黃埔老人進行慰問,尤其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時,國家給予黃埔老兵很高的榮譽,讓我非常感動。我感謝黨和政府對老兵的關懷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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