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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09-20 10:36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龔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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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離西湖不遠的玉皇山下,一個粉墻黛瓦、外面圍著木柵欄的小院里,住著一位抗戰(zhàn)老兵李文烈先生。2017年2月26日,我們訪問了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長者,聽他談起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青少年時代
我1923年12月生在杭州玉皇山下,我的父親,我的爺爺,我家世世代代就住在玉皇山腳。在這塊叫闊石板的土地上,我家祖輩以務(wù)農(nóng)為生。
我的父親叫李東園,母親宓文珠,在城里的清河坊開了一家雜貨店。我從小住在山下,早年跟著爺爺上山打柴、砍樹、種地,兒時在山下玩耍,在溪里摸過螺螄,在水塘里捉過魚,對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可說再熟悉不過了。
我自幼對闊石板這塊土地有著深厚感情。從小時開始,我就看著一群群、一隊隊上山燒香的善男信女,背著香袋,舉著“國泰民安、風調(diào)雨順、安居樂業(yè)”的旗幟,浩浩蕩蕩開上山去,乞求玉皇大帝的保佑。
兒時,我在城里清坊街的高銀巷小學讀書,1937年,我14歲,日本人打過來了,附近的老百姓紛紛逃到玉皇山上的福星觀去避難。
至今我仍記得,福星觀主持叫李理山,一個和藹可親的道人,收了幾個徒弟,對我們小孩子也很客氣,非常和善。抗戰(zhàn)時,他在山上的紫來洞里建了一個避難所。那個洞很深,里面有兩層,許多難民就在這個洞里躲避日軍的炮火。日本人占領(lǐng)杭州后,將難民們趕出了避難所。我親眼見到日本鬼子在玉皇山上殺害老百姓,強奸中國姑娘,當時就有了抗日報國的念頭。
清河坊小學畢業(yè)后,我在井亭橋附近的樹范中學(今杭九中)讀書。
逃離杭州
在中學讀書時,有一個老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叫陳邁,是“藝專”畢業(yè)生,教我們圖畫。
其實,陳老師也只不過長了學生幾歲而已,他把我們當兄弟姐妹來看待,尤其是幾個在班里比較活躍的學生,更是另眼相看。陳老師在課堂上向我們講了許多抗日救國的道理。在他的策劃下,同學們偷偷到街上去張貼抗日救國標語。
有一天,陳老師突然將我們幾個貼標語的同學叫在一起,說道,聽學校里教日語的一位日籍老師說,警察局已經(jīng)開始注意這所學校的學生了。我們不能再在這里繼續(xù)讀書了,否則,有可能被日本兵抓去。
于是,我們幾個同學瞞著家人,匆匆忙忙到了湖濱八弄(今六公園后面)一所大房子里集合。在那座房子里,我見到許多與我年齡相仿的同學。
那天晚上,陳老師與另外幾個大人將我們送到湖墅一個地方的一條船上(當年湖墅還是城外一個冷僻的地方)。
次日早晨,小船載著我們離開了杭州。船過祥符橋時,橋上有幾個日本兵守衛(wèi)著。雖說日本人占領(lǐng)杭州城區(qū),但是城外仍是游擊區(qū)。
日本兵大聲喊道:“你們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好在學校里學過日語,我大聲用日語回答:“我們是學生,到城外去看親戚。”日本人見到船上只是些小孩子,也就放行了。
我們坐的船先到余杭,那里有人接應(yīng),游擊隊員將我們送到了臨安天目山上的禪源寺。
抗戰(zhàn)時,禪源寺是浙西天目山的抗戰(zhàn)大本營。此時,正好黃埔軍校在招生,我與幾位同學聽說后,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游擊隊員熟悉山區(qū)地形,將我們沿著天目山叢林中的崎嶇小路,七轉(zhuǎn)八拐,一直送到金華(當時金華仍在中國政府的掌控下)。
由金華到陜西的長途跋涉
1939年9月,16歲的我和同學們先乘火車到上饒(這段鐵路尚未被日軍破壞),下了車,大家開始步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由上饒先走到湖北宜昌,再到湖南的醴陵,然后,到桂林,最后經(jīng)過貴陽到達抗戰(zhàn)大本營重慶。
在重慶,我們休整了7天,繼續(xù)沿嘉陵江邊的小路,經(jīng)過南充、閬中、廣元、留壩,走古棧道,翻秦嶺,出終南山,到了關(guān)中平原。在寶雞,我們坐火車到達陜西西安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王曲七分校。
那次行軍花了4個多月時間,途徑7省,行程逾萬里。到了軍校,帶隊的教官向校方匯報了我們的情況。胡宗南主任聽了,說道,大家先休整一個月,保養(yǎng)好身體,等身心健康恢復(fù)以后,再入伍訓(xùn)練。
在黃埔軍校七分校
一個月休整后,進行入學分科考試,軍校有步兵、騎兵、炮兵、輜重、通信等科,我分在12隊的步科。大家住在一個廟宇里,剃光了頭,睡的是一排排的通鋪。每天早上吹號起床,我們將棉被疊得方方正正,由分隊長帶領(lǐng)在公路上跑步。回來后,洗漱,吃早點。每天上午在操場上學習徒手格斗,或持槍操演的基本訓(xùn)練,諸如立正、稍息、變換隊形、劈刺、鐵杠、木馬、跳遠、穿越障礙物等。下午,學習軍事知識與政治。夜間則不時有緊急集合。
還有軍官教育,原本為3年,因為正值抗戰(zhàn)非常時期,縮減為2年,內(nèi)容有操場訓(xùn)練,例如班、排、連的隊形變換,戰(zhàn)斗指揮以及野外戰(zhàn)術(shù)訓(xùn)練,諸如攻擊、防御、實彈射擊。學習的科目有,兵器學、地形學、法律學、交通學、軍制學、繪圖、測量、射擊教法、陣地要務(wù)等。每個同學都要輪流充當值星官。畢業(yè)時,校長蔣介石到校檢閱各科兵種的演習,并向?qū)W員訓(xùn)話。
畢業(yè)后,我被留校當教官,從少尉做起,一直到上尉區(qū)隊副、區(qū)隊長。我是黃埔18期學員,由此,我成為第19、20、21期的教官。
20世紀40年代后期,我與一位在西安軍校當教官的紹興籍同學屠由信一起到了南京,國軍正在組建海軍陸戰(zhàn)隊,屠由信留下來,參加了海軍陸戰(zhàn)隊。我到了上海,此時,85軍23師師長李彌將軍正在招兵。有人介紹我去應(yīng)征,我成為少校副營長。
未久,解放軍揮師渡過了長江,我們的部隊撤退到義烏時,我換上了老百姓的衣服,離開了軍隊,回到了杭州,住進了玉皇山下闊石板的老屋。
我對家鄉(xiāng)有著深厚感情。我想,從此以后,不再打仗了,就在這里耕田種地,當個農(nóng)民,打發(fā)以后的日子。
20世紀五六十年代
回來的第二天,杭州解放了。到了次年(1950年),派出所找上門來,所長對我說,你先去集中學習,以后會安排工作的。之后,我一直在南湖農(nóng)場改造。
1962年,我從農(nóng)場回家,但已經(jīng)不能再回到玉皇山下闊石板的老家了。別人告訴我,我的家人在1958年的“城遷”運動中,被遷送到上泗的周浦人民公社去了。
我到了周浦與家人團聚,三個妹妹都不認識我。因為我走時,她們只是幾個小孩子。母親宓文珠,篤信佛教,念佛吃素。我們一家人先住在貧下中農(nóng)家里,后來,在農(nóng)民的屋子旁邊搭了間屋子,一個茅草棚,全家人靠務(wù)農(nóng)為生。周浦鄉(xiāng)親對我們一家人非常友善,幫我們度過了許多難關(guān)。
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有了新政策,允許當年的“城遷”人員返回原居地落戶。由此,我們?nèi)以?982年又搬回到原來玉皇山下的老屋,戶口也遷回了南山大隊。
回到玉皇山
回到老家玉皇村以后,我就在玉皇生產(chǎn)隊所屬的南山大隊辦的一個汽車修配廠做事。我的毛筆字寫得好,汽車上的字,大部分都是我寫的。我還外出接洽業(yè)務(wù),廠里算算寫寫的事也多由我來承擔。那時我的工資也有三四百元錢一個月,生活有了轉(zhuǎn)機,心情也漸漸舒暢起來。
我結(jié)識了一個到修理廠打工的臺州妹子,比我小12歲,我們結(jié)婚了。那年我快60歲了,開始了新生活。我們一起生活了20多年,她先我一步走了。
1993年2月,我的老同學、老同事,臺灣陸軍退役中將屠由信夫婦到杭州旅游,早年他到過我家,仍記得我住的地方,憑著記憶找到玉皇山下,終于見到了我。數(shù)十年后,海峽兩岸的老同事、老戰(zhàn)友,再次相逢,我們開心極了!
90年代,那家汽車修配廠停掉了,我能拿“老年補助金”(今有1000多元)。后來,玉皇村“撤村建居”,我成為凈寺社區(qū)的居民。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94歲了,今天仍住在玉皇山腳下。
幾十年來,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出門走走,鍛煉身體,習慣成自然,多數(shù)時間是攀登玉皇山。今天,玉皇山上已經(jīng)鋪了石級,早年我只需一個多小時就可以打來回(上下玉皇山),并無粗喘氣。今天我仍能沿著石級登山,走到玉皇山的半山腰,然后,慢慢下山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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