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4日，我們到浙江臺州市黃巖區訪問了抗戰老兵盧良鑒先生。盧老為我們講述了他的故事：

　　在小學與“省立六中”師范班學習

　　我1919年農歷九月十八日生于黃巖縣西部山區的烏巖鄉。父親盧秀金在我8歲時就不幸去世了，留下了兄弟4人，我是最小一個，母親含辛茹苦將我們拉扯成人。兒時，我在鄉里的烏巖小學讀書。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軍步步緊逼，侵略我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在校時，教師經常向我們講抗日救國的道理。老師要大家記住，我們的敵人是日本侵略者，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抗擊日本鬼子的侵略，保衛自己的家園。

　　小學畢業后，我考進了設在臨海（今椒江）的浙江省立第六中學（今臺州中學）師范部(當年學校分中學部、師范部兩部分)。上學時，母親再三叮嚀：“你的三個兄長都去當兵了，只有你一個兒子留在我身邊，別走了，讀好師范，將來在鄉里當個教書先生。”

　　父親去世得早，家里經濟困難，讀師范可免交學費，這也是母親讓我報考師范學校的初衷之一。師范部是四年學制，不過，到了畢業那年（1938年），學校已更名為“浙江省立臺州中學”了。

　　當時，日軍侵華的戰火燃及大片中國土地，和平寧靜的生活遭到破壞,尤其是淞滬戰役爆發后，日機瘋狂地向周邊地區狂轟濫炸，臺州也難于幸免。同年8月，5架日機轟炸黃巖城。日艦出現在椒江海面上，炮轟海門。日機對黃巖城區民房大肆轟炸，百姓紛紛外出逃難，離鄉背井，流離失所。師生耳聞目睹，個個義憤填膺。

　　學校的老師向我們講了許多抗日救國的道理，其中有一位老師叫項風(又名項道鵬)說道，日本鬼子打過來了，國之不存，民將焉附？每個愛國青年都要奮勇當先，保家衛國，抗擊日寇的野蠻侵略。

　　當時局勢緊張，大街小巷，各行各業的人都喊出了“抗日救國”的口號。戰火漸漸逼近臺州之時，學校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團，為前線將士服務。項風老師成為戰地救國服務團的團長。在會上，他鼓勵大家踴躍報名，上前線殺敵報國。

　　那時兵荒馬亂，人心惶惶，老百姓紛紛四出逃難。我們問項老師：“今后該怎么辦？究竟怎樣才能報效國家呢？”

　　項老師說：“如果不愿做亡國奴，就應當到后方去，學會殺敵報國本領。我愿意帶領大家一起到后方去。”

　　投考黃埔軍校

　　同學們熱血沸騰，許多人決定跟項老師一起走，同行的還有女生。經過十幾天的跋山涉水，終于到了湖南。在長沙，時局依然動蕩不安，大家只好分頭尋找門路，各奔東西了。一位同學叫韓發逵，去了延安（解放后成為嘉興地委書記），還有一個女同學叫鄭曼(原名鄭香云)，路橋人，投考了戰時干部4團（后成為詩人臧克家的夫人）。我與表兄盧巽良、許承志（臨海人，后來去了臺灣）以及其他5個青年，聽說陸軍軍官學校正在招生，于是大家去報了名。

　　錄取后，在教官帶領下，我們從長沙出發，步行20多天才到達湖南武岡縣陸軍軍官學校二分校所在地，校舍設在武岡縣蕭家祠堂。班里有個同學叫孔令晟，與我很熟悉，他是常州人，聽說是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兒子（后成為臺灣海軍陸戰隊中將司令）。

　　在軍校，我們既要學習排兵布陣、戰略戰術，又要訓練體能，學習生活十分緊張。由于日軍大舉進攻，大片國土淪陷，形勢越來越嚴峻，原來陸軍軍官學校為3年學習期限，改成一年半，沒有見習期（后來又回校補訓一年畢業）。在學校里，我們學會了抗擊日寇的基本本領后，就走上了炮火連天的戰場。

　　上前線抗擊日寇

　　1939年底，我被分派到第90軍61師戰車炮連任少尉排長。軍長李文，師長鐘松（浙江松陽人，黃埔2期學生），還有屠岳嵩等人也在同一個師團。剛剛報到，部隊就開拔了，我隨部隊直接上了前線，61師駐防在陜西省韓城縣楊村。1942年10月，我又調到82團（團長石滌非）的8連任排長。

　　我所在的90軍與日寇有過一次非常激烈的交戰。日軍在進攻我河南、山西防線失利后，派出裝備更加精良的板垣師團，準備搶渡黃河，打開我方前線缺口，然后，進攻大西南。一旦黃河防線失守，就會直接威脅西南地區的大片土地，陪都重慶亦會受到嚴重影響，后果不堪設想。

　　板垣師團的一支部隊企圖從禹門口（即龍門，大禹治水的地方）渡河，繼而進攻西安。可是守衛黃河前沿的預1師只有一個連的兵力布防在禹門口。師長擔心力量不足，向駐扎在附近的61師的石滌非團長請求支援。

　　此時，我已擔任61師的上尉連長，我們這個連隊是全師的前衛部隊，也是精銳力量。石團長下令，由我帶領全連弟兄迅速趕赴前線增援，必須在拂曉前抵達禹門口。于是，全連戰士整裝出發，星夜趕往戰地。黑夜行軍，不能亮燈，否則會暴露目標，被日機轟炸。經過近一夜的急行軍，終于在天亮前趕到了禹門口，駐守陣地預1師的那位連長見到增援部隊趕來興奮極了，全體官兵士氣大振。

　　我與連長寒暄了幾句后，馬上帶領幾個排長到前沿熟悉陣地。我軍布防的黃河沿岸，與敵軍只是隔岸相對，用望遠鏡觀察，可見到對岸敵人布防的陣地。只見他們正在登上從老百姓那里奪來的木船，也有橡皮艇，準備搶渡黃河，日機還不時在低空盤旋偵察，一場硬仗一觸即發。

　　我們伏在壕溝里等待上級的信號。開始時，日寇用大炮向我方陣地猛烈開火，我軍未予回擊。接著，又用小炮、機關槍向我方陣地大肆掃射。我知道，這是日軍慣用的伎倆，他們想借炮火試探我軍陣地虛實。

　　雙方軍隊隔著黃河，遙遙相對。當日軍木船與橡皮艇漸漸駛近黃河中線時，我軍開火的信號彈發射了。頓時，我軍槍炮齊射，掃向日軍船只。

　　在我軍猛烈火力下，敵船被打得暈頭轉向，在水中回旋，橡皮艇被打碎，不少船只被擊沉，日本兵紛紛掉進水里，不久，就被滔滔江水所吞沒。可是，日軍不甘心失敗，多次重整殘兵向我方撲來。我軍多次阻擊，越戰越勇，決不讓日寇越過黃河。

　　天亮后，日軍見我方炮火猛烈，久攻不下，以為我軍增援部隊到了，就停止進攻。其實，我方只有兩個連的兵力，大約200多人在禹門口駐守。我想，如果對方繼續硬攻，我軍有可能很難堅守下去。那次阻擊日軍強渡黃河戰斗的勝利，使得我軍士氣大振，我們也獲得了軍部通報嘉獎。

　　開辟滇緬公路、接收日軍物資

　　1943年初，鐘松師長調到第2軍當副軍長（時王凌云為軍長），軍部設在云南曲靖。鐘松師長把我也調到第2軍任上尉參謀。

　　由此，我離開了西北戰場，隨軍到了云南。

　　其時，日軍已經占領了我國東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區，以及主要的運輸干線，外部支援我國的物資很難從海路運到抗戰前線。由此，中美雙方正在搶修滇緬公路。第2軍授命與第1軍（遠征軍）匯合，準備一起打通滇緬公路。

　　正當我所在部隊趕到騰沖準備出境時，接到中印公路收復的捷報。滇緬公路通車后，大批國際援助物資源源不斷地通過這條公路送到西南各地。

　　幾個月后，我接到黃埔軍校成都本校來電，我們那一期（尚未完成學業）的人要回校補訓。由此，我被上級派到貴州普安縣補訓。只是幾年下來，南征北戰，風霜雨露，槍林彈雨，過于疲勞辛苦，加上補訓期間，強度過大，我得了肺病。

　　1944年初補訓結束后，經上級批準，我到貴陽大哥家養病一年。那時我家四個兄弟都在貴陽。大哥盧良船在防空學校當軍需官，二哥盧良舟是防空學校經理科中校科長，三哥盧良駿是防空學校照測總隊上尉軍醫。

　　我們兄弟四人誰也沒有想到，會在貴陽重逢，開心極了。

　　1945年上半年，鐘松再次被調到西北地區，擔任新編36軍軍長，駐地在陜西渭南，我也被派到36軍任職。同年7月，我正準備由貴陽出發到渭南時，接到鐘松軍長手諭，派我直接到河南洛陽的新編36軍28師師部報到，任少校參謀。當時28師的師長是王應尊，駐扎在河南新鄉。部隊正在休整，積蓄力量，準備反攻。

　　一天晚上，大家忽然被一陣陣的鞭炮聲驚醒，街道上熱鬧非凡，我們打開窗戶，只見大批市民歡天喜地跑到街上，高聲歡呼：日本人投降了！聽到這個喜訊，我們全都激動得流淚了，開心得不知說什么才好，終于盼來了久違的和平。

　　抗戰勝利后，我所在的部隊任務是接收洛陽，主要是接收日軍的輜重、馬匹、車輛、彈藥、糧食等，并做清點記錄工作。此時，日本人垂頭喪氣，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風。渴望已久的和平終于降臨了。

　　1946底，我返回老家黃巖的烏巖鄉，看望久別的母親與鄉親。鄉親們聽說前線戰士凱旋歸來，個個歡天喜地迎接我們。

　　那年我剛好28歲，巧遇到烏巖做客的陶芝韻。相識不久，我們就在烏巖結婚了。婚后，部隊又來了急電，催我馬上歸隊。軍令如山倒，百般無奈之下，只好帶著妻子一起回到部隊所在地西安。此時，我已成為軍部參謀處中校科長，妻子作為家屬隨軍。

　　內戰炮火接近西安的時候，我的大兒子已經出生，妻子抱著兒子由西安乘機到上海，然后，返回故鄉黃巖。

　　此時，我擔任第5兵團中校參謀，跟著部隊撤退到四川成都。原計劃要繼續撤退到西藏，只是解放軍向大西南進軍的速度比我們快得多，切斷了我們的退路。當時，解放軍向國民黨軍隊宣傳，只要棄暗投明，宣布起義，既往不咎。

　　1949年，我所在的部隊在成都宣布起義。

　　新中國成立以后

　　解放后，我被送到西南軍政大學學習。離開學習班后，我參加了成渝鐵路的建設。爾后，我們準備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正在大家整裝待發之時，朝鮮停戰了。

　　1953年，我轉業返回了故鄉。回到黃巖后，組織根據我的檔案，知道我是臺州中學師范部的畢業生，由此，縣教育局派我到直坑小學教書。

　　聽到這個消息，我興奮極了，心想，現在好了，幾個兄長都在外地打拼，我是小兒子，果真實現了母親多年來的愿望，在結束戰火紛飛的離亂生活之后，在家鄉當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教書先生，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在家侍奉老母頤養天年了。

　　1958年，我回到老家烏巖參加農業勞動。

　　到烏巖不久，正好趕上當地要興建水庫，烏巖村民被移民到雙浦，我們全家只好搬到雙浦去住。剛到雙浦時，我們借住在一個廟宇里，那個廟原來有乞丐住著，他們將乞丐趕走，我們這些移民住了進去。

　　在當農民的那些日子，我還年輕，當過兵，身強力壯，各種農活，一學就會，什么耕田、種地、挑擔、打柴，樣樣活計我都干過。雙浦生產隊的社員對我們全家不錯。我與其他社員一樣勞動，靠生產隊的分紅，以自己的勞力與雙手養活全家人。

　　在農村勞動20年后，到了1978年，我恢復了教職、公職，也恢復了教齡，重新成為一名教師。我在上輦中學教書，再次踏上久違的講臺。只是我已快滿60歲，到了退休年齡。

　　20世紀80年代后，黃巖縣的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我參與籌組黃埔軍校同學會工作，并當選為黃巖縣的政協委員。

　　自此以后，我與大家一起做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工作，幫助尋訪黃埔同學，在政協參政議政，出席政協的各種會議。

　　時至今日，市委、區委統戰部的領導與干部還經常來探望我，每到節假日，街道、社區、志愿者也會帶著慰問品來看望我們。

　　這些年來，我在家中將練習書法、作畫作為消遣。一直到今天，我仍每周到黃埔軍校同學會辦公室上班。他們擔心我年齡大，怕我在路上有個閃失，勸我在家中辦公。不過，我仍堅持每星期至少要到同學會去兩三次。

　　1994年，我帶著老伴到臺灣探親訪友，在臺灣住了兩個多月。我們尋訪了昔日的親朋故舊，見到了許多在抗戰中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戰友、老長官。

　　解放前后，我家四個兄弟各奔東西，一個去了臺灣，一個在河南，一個到了成都，只有我一個人回到黃巖。我的岳父在抗戰勝利后，去臺灣接收日資銀行。自此定居臺灣。那次到臺北，我也去探望了他們二老。

　　201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活動中，中共黃巖區委組織了“尋訪老兵”活動，許多中小學生與志愿者到我家來慰問。

　　我還參加了邊防總隊臺州邊檢站和江口中學聯合舉辦的“聽老兵講抗戰故事”活動。在學校與軍營中，我向同學與戰士們講述了當年的抗戰往事、我一生的經歷、晚年的幸福生活，我想讓人們銘記戰爭的苦難與勝利的光榮。

　　2016年2月8日，剛好是我與老伴陶芝韻結婚70周年紀念，許多志愿者不知從哪里聽到這個消息，紛紛趕來為我們祝賀。

　　現在，我們夫妻的退休金加起來每個月有1萬元左右，生活無慮，兒女孝順，身體健康，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們深深地感激黨和國家以及黃巖各級領導干部、群眾與志愿者對我們黃埔老兵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