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5日上午，在杭州文一西路的湖畔花園，我們訪問了抗戰老兵林士瀛先生。林老向我們講述了他的故事：

　　在杭州度過青少年時代

　　我1918年農歷七月十九日生于杭州，祖藉在福建永定。父親林烈揚（在日本時叫林金光）是老家福建永定縣高陂鄉西坡村唯一通過科舉考試的舉人，至今祠堂里還掛著他當年中舉的匾額。父親早年到日本留學，那時蔡鍔下野,也在日本,恰巧與父親相遇，成為摯友。回國后，父親追隨云南督軍蔡鍔，擔任過云南省馬龍州的知事。后來調回浙江，在慈溪、孝豐、永康三個縣當過幾任縣長。

　　1917年，父親在杭州買了房子定居下來，開了家肥田粉廠，后來又辦過襪廠。張靜江成為浙江省主席后，父親擔任禁煙局局長。

　　我在杭州出生,在大塔兒巷（皮市巷旁邊）的正則小學上學。小學畢業后，到惠蘭中學上初中。高中時，在六和塔附近（二龍頭）的之江大學附中讀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我高中畢業。

　　那時，爺爺在桂林開著一家廠，叫作林福裕五金廠，父親與一個哥哥已先期到了桂林，管理那家工廠。

　　1937年8月31日，淞滬戰役打響后，杭州受到影響，日本飛機經常飛臨上空轟炸。開始時，城里沒有什么防空設施,全家人只好在堂前的八仙桌上放幾床棉被，方便藏在桌下躲避空襲。后來，飛機轟炸越來越頻繁，百般無奈之下，母親只好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到余杭鄉下避難。

　　在余杭待了一個多月，似乎日本飛機來得少了。我們又回到杭州，誰知淞滬戰役越打越激烈，日本轟炸機不時飛來，全家人只好再次去諸暨鄉下躲避。隨著日軍的大舉進攻，學校張貼出布告，要師生們向內地撤退。于是，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到桂林去投奔父親。

　　我們一家人從金華坐火車到鷹潭，在鷹潭下車后，步行到桂林去。一路上，遇到能搭便車的，我們就搭車，如沒有車子，只得走路。那時，我有一個妹妹、三個弟弟，年齡還小。逃難路上，全家疲于奔命，顛沛流離，母親操勞過度，不堪負擔,途中得了重病。到桂林的時候，只能依靠我們兄妹幾個人將她攜扶進大門。用了兩個多月，歷盡千辛萬苦，總算與父親團圓了。可是母親卻一病不起，不久就過世了（1938年3月）。

　　投考黃埔軍校

　　在桂林，我先在一家青年會辦的補習班里念書。在那個補習班里遇到一位同學，叫魯雅良，他的父親魯忠修中將擔任著浙江省第五行政督察專員。他父親來信動員兒子報考軍校，為國效力。魯同學與我是好朋友，就來勸說我一起去投考陸軍軍官學校。

　　對于我個人來說，一家人原在杭州過著和睦平靜的日子，日本人打過來，被迫逃亡，流離失所。逃難時的艱難困苦，母親的過早離世，令我悲痛萬分。聽了他的一番話，國恨家仇一齊涌上心頭，心想，沒有國哪能有家呢？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報考軍校正可以保家衛國。

　　其實，我愛好文學，那時（1938年8月），已經考取了廣西大學文科。但聽了魯同學的一番話，我與大多數熱血青年一樣，決定投筆從戎，報考軍校。由此，我與魯雅良及另外一位補習學校的同學一起趕到桂林城外30余里的鹿寨軍校招生辦事處，那里正在招收黃埔16期炮科學生。

　　在炮校學習

　　錄取后只過了一個多月，我們從桂林的鹿寨出發，步行到貴州都勻的炮校所在地。一路上，行軍十分艱苦。教官為了照顧我們這些剛從老百姓轉為軍人的年輕人，第一天只走了30多里，讓大家有個適應過程，然后，每天增加行軍的里程。經過一個多月的步行，到達貴州省都勻的炮兵學校。

　　在炮校，我所在的部隊隸屬炮兵總隊3大隊8中隊，初時我們先做了幾個月的入伍生，進行步兵的基本訓練。基本訓練結束后，才正式進入炮科學習。

　　一門炮需要有一班人合作，分別是炮手、填充手、射擊手、瞄準手等。對于炮科學員來說，每一個位置都要訓練。那是戰爭時期，炮彈稀缺昂貴，每個學員只能有一次實彈演習機會。一個中隊也只有四五個人有機會實彈操作練習。

　　炮校的學習期限應當是3年，可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戰爭年代，學制縮短為2年。

　　參加抗日前線的戰斗

　　1940年，我從炮校畢業，奉命到浙江的第10集團軍報到，分派在寧波防守司令部重迫擊炮連擔任少尉見習官。

　　記得有一天夜晚，我所在的部隊被調到奉化布防，我軍星夜趕到甬江岸邊的陣地。上級下令晚上不能點火，以免暴露目標。未料，友軍有個戰士忍不住點了一支煙，對岸的敵軍炮手見到火光，就打了一炮過來。我軍暴露了目標，敵軍也暴露了自己的陣地。當時，兩軍隔江對峙，戰斗一觸即發，形勢非常緊張。

　　那些日子，我軍不斷地轉移陣地，不斷地撤退，不是因為我們打了敗仗，而是為了爭取時間，更有效地牽制日軍部隊。

　　1941年，重迫擊炮連調到35師，我升任中尉排長，參加在臨安、嵊縣、新昌及浙西一線的作戰。我所在的連隊擁有的炮是口徑82mm的迫擊炮，炮身不足1米，最遠射程可達800米。實際上，迫擊炮的射程在二三百米內威力最大。相對于我們炮兵連來說，步兵在作戰的第一線，損失比我們炮兵部隊要多。因為迫擊炮連在戰斗中的位置在步兵的后面，傷亡損失不如步兵那么慘烈。

　　我軍的武器裝備比起日軍來說，要落后許多，以步兵而言，一個班10個人往往只有七八支槍。不少士兵是抽壯丁來的，有的士兵連草鞋都沒得穿，甚至經常餓肚子。那時我在想，像這樣打仗，什么時候才能勝利呀？對抗日戰爭必勝的信心是到了印度后才建立起來的。

　　1942年的一天，我隨部隊駐防江西樟樹。那時，我剛從福建接領新兵回來，忽然接到父親的來信，父親說，他的一位朋友是軍委會桂林行營的少將高參，可以介紹我去在桂林的陸軍大學參謀班受訓。在那非常時期，離職很困難。我拿著父親的信，向上級請假去軍校學習，長官才特例批準。

　　好不容易從江西到了桂林，剛走到家門外，就感到不對勁了，只見大門上掛著白布條。進去才知道，父親不久前去世了（享年60歲）。父親的不幸辭世，讓我到陸軍大學就讀參謀班的希望也破滅了，因為幾個兄弟都不知道那位高參的姓名。

　　在印度蘭姆伽軍事基地

　　有一位在貴陽防空學校（下稱“防校”）的同學告訴我，防校正在組織兩個營的兵力編入中國遠征軍準備到印度去，問我愿不愿意到防校，就這樣，我成為中國遠征軍的一員。

　　防校組織了高射炮兩個營，到印度后改為高射炮營與工兵營。工兵營的任務是修理汽車與武器等機械裝備。我所在的高射炮營（按美國編制）設5個連：營部連，第1、2、3連，補給連。我在營部連任上尉連長。

　　1942年，我們從貴陽坐汽車到昆明。然后，在昆明的巫家壩機場乘軍用運輸機直抵印度的蘭姆伽軍事基地。我所在的高射炮營有官兵400多人，分坐十幾架飛機直飛印度。

　　在國內，我們被稱為中國遠征軍，到了印度，就成為“中國駐印部隊”。

　　1942年11月底，我們飛抵印度時，中國是冬天，可到了印度，氣溫高達二十幾度。下了飛機，一位英國軍官指揮大家到一個操場上集合，官兵分別列隊，按個子高矮順序排好隊伍。

　　接著，我們隊伍向前行進100米左右，只見那里已放好大、中、小三種型號的軍裝。再往前不遠的地方，有條小河，官兵們紛紛下河洗澡。洗完澡，每個人換上一套嶄新的淺黃色英式軍服。這時我已是炮兵營的上尉營副，有一雙嶄新的馬靴，穿上后，人顯得特有精神。

　　蘭姆伽訓練基地的后勤保障不錯，生活條件比國內好許多，每個人每天有二兩油、四兩肉，還有巧克力。軍官甚至配給香煙。除了軍事訓練，官兵還能打籃球、踢足球。部隊訓練了3個月左右，官兵們養壯實了，臉色也變得紅潤。

　　在印度、緬甸與日軍作戰

　　在蘭姆伽訓練結束后，我們又到離前線更近的印度東北角的雷多。到了雷多，部隊一律換上美式裝備。

　　在雷多又訓練了一兩個月時間。無論是在蘭姆伽還是在雷多，不分兵種，先訓練軍官，再訓練士兵。每個連隊都配有一名中尉美軍聯絡員和中國翻譯，營部則配有美方的中校聯絡官。

　　當時，國內時常有劇團來慰問演出，電影則是清一色的美國片，全部是英語原聲影片，我們不太看得懂。當然，他們也看不懂我們的京劇。有時還有美國歌舞團來表演。

　　雷多訓練完后，部隊開赴前線作戰。我所在的是高射炮營，一個美國軍官告訴我們，在印緬作戰，制空權基本上已經操控在我方手里了，敵機被我方空中力量壓制，不敢輕易過來騷擾。

　　實際上，日本飛機只來過兩次，第一次敵機飛來時，我方的炮火將日機趕跑了。還有一次，我軍將幾架敵機打傷了，高射炮使用的次數不多。不過，我所在營的2連曾用高射炮打下過一架日本戰斗機。2連的連長周肇頤是我在軍校16期炮科的同學，當時受到了司令部傳令嘉獎。

　　戰斗推進得很快，幾乎每天換地方，白天行軍打仗，晚上睡帳篷。部隊到過緬甸的八莫、密支那等地。在八莫待的時間較長，步兵幾乎天天打仗，不時有日軍俘虜送來。這些日軍俘虜雖說打了敗仗，看起來還是很強悍，一副不服輸的樣子。

　　每次戰斗結束后，美國工兵就會馬上跟進，只要3天時間，就可以用推土機將戰場變成平地。

　　有一天，我們正在出操，一位美國聯絡官跑過來，大聲說：“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大家聽了，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許多人當場開心得哭了！

　　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為止，我們在境外整整待了3年。我所在的高射炮營坐汽車經過仰光、密支那、野人山回到國內。

　　回到國內

　　勝利后，部隊返國，駐扎在距離昆明30余里的小營壩。此時，我在新6軍直屬105榴彈炮營，升任少校連長。

　　在昆明住了一個多月，上級命令我們這個營開到長沙待命，準備調往東北。當時從西南調往東北有20個師，大部分是機械化部隊，經過武漢、上海，全要涉河過江。每個登陸艇只能載6輛車，我們在長沙待命一個多月，才由長沙開車到武漢，上登陸艇。

　　不料，船到岳陽時我開始生病。到了上海，正等著過黃浦江時，病情加劇。部隊將我送到上海醫院檢查。醫師臨床診斷，我得的是傷寒病，必須住院治療。由此，我進了醫院。部隊則隨著登陸艇開到東北去了。

　　一個多月后，我病好了。此時得到消息，我所在的新6軍在東北已被解放軍打垮了。新6軍是回不去了，我只好先回長沙。

　　在長沙，我被任命為聯勤總部第五分區司令部運輸處燃料科少校科長，分管湖南等地的彈藥兵器。當時哥哥在長沙當外科醫生。我結識了湯桂英，我們在長沙結婚。從1947年到1949年期間，我一直在長沙司令部運輸處燃料科服役。

　　參加盧漢的“云南起義”

　　到了1949年8月，我們接到上級命令，部隊開到昆明，與第十五分區司令部合并。我管理著100多輛汽車，帶領著浩浩蕩蕩的車隊，向西南方向撤退。未料，解放軍走得比我們快多了，到了貴州省的貴定縣，要過一條大河，前面的60幾輛車已經過了橋。我坐在后面車上，前面的橋梁被解放軍炸斷了，我們只好將幾十輛汽車全部留在河這邊。

　　一直到了1949年11月，我們才撤退到昆明。12月，我們就參加了云南盧漢將軍的起義。

　　解放軍進昆明城時，我所在軍的司令、副司令全去了臺灣，最大的官是參謀長，帶領我們起義。1950年2月初，解放軍派來了一位軍代表，每天領導我們學習。

　　在西南軍政大學云南分校

　　5月1日開始，解放軍進駐云南，我們這些舊軍隊官員集中參加西南軍政大學云南分校學習，為期半年。軍政大學按部隊編制，連長、指導員、排長都是解放軍。

　　學習結束后，解放軍的連長對我說：“在學習期間，你的表現不錯，是愿意留在軍隊繼續服役呢？還是復員回家，參加生產建設？”

　　當時，我與妻子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于是，我向上級要求，復員回鄉。

　　回到杭州

　　1951年8月，我拿到了復員證，帶著妻兒回到杭州。

　　我們在勞動局報到后，工作人員告訴我，現在各家單位正在搞“三反五反運動”，企業不僅不需要員工，還要大量裁員。由此，我只好在家中賦閑，待了半年多。我的父親在馬市街還有老房子，一家人便住進了老屋。半年后，當地成立了一家公私合營文教用品廠，我被勞動局派到這家工廠當會計。

　　剛到文教用品廠時，我的工資是47元一個月。這家工廠是生產計算尺的，雖說我是會計，也要常常到車間與工人一塊兒勞動。那時候，工人的收入是計件的，也就是每個人按自己生產計算尺的多少來決定拿多少錢。我見到工人每個月能拿到80元之多，收入比會計高多了。于是，我向領導要求做工人，也按件計酬。這樣，每個月我也有80多元的收入了。

　　在杭州民生藥廠

　　1953年，領導又將我調到杭州民生藥廠，這家廠在余杭塘上。

　　到了藥廠后，他們對我說，這里沒有那么高的工資，按“保留工資待遇”的規定，給我定為一個月70元。

　　自此，我一直在民生藥廠的葡萄糖車間工作。我與廠里的所有職工一樣，每天“三班倒”。廠里待我不錯，讓我在葡萄糖車間操縱儀器。我對這樣的待遇較為滿意。到了1978年，我年滿60歲，在民生藥廠辦了退休手續。

　　加入杭州市民革

　　1981年的一天，有個人找上門來，對我說：“我是杭州市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工作人員，我們想吸收你加入民革，成為會員（那時不叫‘黨員’），我過來征詢一下你的意見？”

　　我說：“我不知道自己夠不夠格加入民革？”坦率地說，我在黃埔軍校讀書時（在畢業前一個月），上級要我們學員集體加入國民黨，大家只要舉一下手就行了，根本沒有履行過什么手續，差不多是強制的。臨到畢業時，才發給我們一個黨證。后來，在臨安的一次對日作戰中，一個傳令兵開溜，將我的黨證及其他東西也順手帶走了。此后，從未補辦過。解放后在西南軍政大學學習時，我們這些從舊政府過來的軍官自愿全部集體宣誓退黨，早就不再是國民黨員了。

　　參與“民聯業余學校”工作

　　加入“民革”后，除了參加杭州市民革舉辦的各種會議與活動以外，1983年開始，我參與創辦“杭州民聯業余專修學校”（當時省民革也有一個類似的學校，叫做“浙江長征業余學校”）。民聯業余專修學校屬于市民革管理，長征學校則屬于省民革領導。

　　20世紀80年代以后，經濟建設蓬勃發展，各個單位求賢若渴，因此，我們民聯業余學校非常興旺。從1983年開始，每年招收新生，全校學生最多時達到60多個班級。學校采取業余形式辦學，我們借用了杭二中、杭八中、人民中學，還有艮山中學等的校舍作為“民聯學校”的教室。

　　學校的教師是外聘的。初時，我擔任學校的總務主任，每學期我都忙著招聘臨時教師以及處理其他事務。當然，民聯專修學校的畢業文憑不是由民聯發的，學校是杭州廣播電視大學委托民聯辦學，采用的教材由杭州廣播電視大學提供，畢業文憑也由杭州廣播電視大學頒發。考試時間也由市電大決定，電大總部設在解放路上。考卷是在臨試前一個鐘頭才送達教室。十幾年下來，我們培養了數千名大學生，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90年代末。

　　開始時，我是民聯學校的總務主任，后來，成為教務主任、副校長。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杭州民革下屬的四個單位比較出名，一個是我們的民聯業余專修學校，另一個是中山科技公司，還有書畫社以及一個文印社。

　　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有四個孩子，兩女兩男，大女兒從事財務工作，二女兒是國家機關退休干部，兩個兒子在阿根廷開餐館。大兒子已退休回來，在杭州買了房子養老。小兒子仍在阿根廷。那是一個旅游城市，他經營得不錯，城市中只有他這一家中餐館，生意興旺。小兒子也已在杭州買了房子，準備退休后回來。小兒子夫妻早就將獨生女兒送回來了，讓她在國內念書，在杭州結婚。我希望孫女能學好國學，將祖先傳下來的優秀文化繼承下去。我的另外兩個外孫與一個孫女，也已成家立業，并有了孩子。我們一家人四代同堂，其樂融融，有著說不完的快樂故事。

　　2010年，我和老伴住進轉塘的“金色年華老年（居家型）公寓”，有100多平米。兒女們也常常來接我們去他們家里住。

　　老年公寓的環境不錯，管理一流，不僅有餐廳、醫院、超市、影院、棋牌室等，還有一個書畫社。每座大樓都有個管理站，工作人員每天來查房，噓寒問暖。我們生一點小病，管理員都會知道，無論有什么困難，管理員都會想方設法解決。老人們稱她們是“好管家”。

　　我常去棋牌室打牌，我的運動主要是走路，樓道里有條長廊，大約有100多米，我每天要來回走10圈，老伴只能走兩圈。有時我還在院子里打太極拳。

　　2013年2月8日，時任杭州市委書記的黃坤明特地到金色年華老年公寓來探望我，給我們拜年。

　　多年以來，我的心態平和，兒女孝順，飲食有規律，不管菜好壞，只要吃到七分飽就行，幾十年來，沒有改變過，這是我長壽健康的訣竅。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是年輕時的艱苦訓練打下了健康的基礎，一輩子不停地工作也是長壽的原因之一。

　　我對晚年生活非常滿意，也希望大家都能健康長壽，幸福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