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2 月25 日，徐小巖在家中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采訪。

　　2013年2月25日，踏著瑞雪，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在北京采訪了徐向前元帥之子徐小巖。一進家門，會客廳里的一幅油畫就吸引了記者的目光。

　　“這是父親正在補衣服，被抓拍了下來，后來一位畫家畫了這幅作品送給我們作為紀念，我們就一直掛著。”不知不覺已經站在記者身旁的徐小巖解釋說。從軍45年，徐小巖曾任總參謀部通信部部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中將軍銜，現為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你們請坐，先喝杯茶。”他話語平易、謙和，沒有官架子，言談舉止顯露出軍人特有的氣質。指著徐向前親筆題寫的“人民的公仆”幾個字，他與記者聊了起來。

　　父親一生追求真理

　　在徐小巖看來，父親的一生影響了自己的人生態度。

　　1901年，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臺縣永安村，是家中第二個男孩。1919年，他考入閻錫山創辦的山西省立國民師范學校，畢業后任教，隨后決定投筆從戎，報考黃埔軍校。1924年，徐向前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一隊學員，并有幸成為孫中山衛隊的一員。

　　當時在黃埔，蔣介石每月都會找學生談話，發掘人才，但徐向前性格內向，少言寡語，一直沒能入他的“法眼”。后來，徐向前參加了東征戰役，經受了革命戰爭的洗禮，還加入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受到蔣先云等共產黨員的影響，萌生了革命思想。孫中山逝世后不久，徐向前去了馮玉祥部國民第二軍。軍閥部隊中貪污、吃空餉、軍紀敗壞等現象比比皆是，與黃埔精神格格不入，使他非常苦悶，決心離開這種部隊。

　　1926年底，徐向前來到武漢，從漢口到武昌，一路標語滿目、歌聲震天，令他深受鼓舞。不久后，他被任命為武漢軍校總隊政治大隊第一隊少校隊長。徐向前廣泛閱讀了列寧的著作和介紹蘇聯十月革命的書籍，明確了自己的信仰。1927年3月，在國共合作面臨分裂的嚴重關頭，徐向前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先念在紀念徐向前的文章中曾寫道：“他對人生是嚴肅的，確定信仰決不隨波逐流，而是執著地追求真理。”父親堅定執著的人生態度，讓徐小巖終身受益。

　　“父親參加革命后，只回過家鄉4次。”徐小巖感慨道。這4次當中，有兩次意義特別重大。一次是在1937年，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需要做閻錫山的工作，而徐向前是山西人，是閻錫山的同鄉，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派他隨同周恩來、彭德懷一同去見閻錫山。那一次，徐向前只在家鄉停留了3天。解放戰爭時指揮山西戰場作戰，則是徐向前最后一次回家鄉。他率領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與閻錫山作戰，解放了山西全境。“父親用解放山西這樣的特殊方式，回報了養育他的土地。”徐小巖說。

　　新中國成立后，徐向前出任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后長期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等職，1955 年被授予元帥軍銜。粉碎“四人幫”后，徐向前出任國防部長。1985年，他主動提出辭職，為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做出了表率。

　　徐向前十分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1984 年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徐向前擔任首任會長，這也是他晚年擔任的唯一職務。他的愛國熱忱和維護祖國統一的堅強意志，感動并凝聚了海內外的黃埔同學。許多臺灣和海外的黃埔同學都成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積極支持者。

　　一生光明正大，從不為己訴曲

　　作為家中的獨子，徐小巖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最長。但每當有記者問起他記憶中父親講過什么有意義的話、做過哪些讓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時，他總是無言以對。“可能這就是父親，他在家中很平凡，我絲毫感受不到父親是多大的官，我們的相處就像其他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樣。”徐小巖說，“公私分明”是家中永恒不變的家規，“父母是這樣要求孩子們的，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

　　徐向前的夫人黃杰是老革命，1928年就擔任過松滋縣的縣委書記，組織了轟動荊州大地的松滋起義，還曾是黃埔軍校的學員，當年考入黃埔六期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

　　“父親雖是軍人，平時話不多，但對母親卻非常體貼。”徐小巖回憶道，每次同妻子散步，平日走路大步流星的父親，總會特意放慢腳步。“母親晚年用的拐杖，也是父親特別制作送給母親的。他怕竹拐杖太滑，專門找來膠條，一圈圈地纏在上面，還專門在拐杖底下安上防滑的橡膠頭……”在徐小巖記憶中，疼愛歸疼愛，即便母親，每天也都和普通人一樣坐公交車來回上下班，從不能使用父親的專車。

　　人們提起徐向前，總忘不了他“布衣元帥”的稱呼。他一生簡樸，從新中國成立到他80歲高齡，對家中用的每一滴水、一滴油、一度電都非常注意。“五谷雜糧、粗茶淡飯，父親吃了一輩子。”每年春天，榆樹結了榆錢，柳樹發了嫩芽，徐向前都會叫炊事員采來“加菜”。“我愛人第一次到我家吃了‘野菜席’，回去以后還鬧了笑話。她母親問她在徐老總家吃了什么？她老實地說，‘說不清是啥，就記得吃了‘一堆草’。”說起這些往事，徐小巖感慨不已：“老一輩的這些品質，真的值得我們反思。”

　　有一年夏天，徐向前在北戴河療養，胡耀邦等幾個老部下前去探望，徐向前留他們吃晚飯。“一大鍋稀飯，再放一點面條、大塊土豆、豆角和一些肉一起燉，大家就穿著背心，呼嚕呼嚕地吃開了。這就是當年的高級領導人聚會。”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徐小巖記憶猶新。

　　上世紀80年代初，大別山老區的幾位同志來北京看望徐向前，當時徐向前已經生病，在躺椅上接待了他們。老區來的同志擔心他的身體，一開始只報喜，不報憂。徐向前越聽越不高興，問道：“群眾生活到底怎么樣？有沒有吃不飽飯的？”這一問，頓時冷了場。最后，一個小伙子告訴徐向前：“您還記得七里坪吧？我們下去做調查，那里群眾生活依然很苦，有個姓王的，全家7口人，只有6個碗……”徐向前聽了，不自覺地從躺椅上慢慢坐了起來，嘴里喃喃重復著“7口人，只有6個碗……”徐小巖告訴記者，打那之后，父親一直悶悶不樂，一談起老區人民，滿是愧疚之情。后來，他向黨中央提交了一份《關于請關注老區建設的意見》，得到了黨中央的重視。國務院老少邊窮地區辦公室應運而生，統一部署幫助老區人民脫貧。

　　那之后幾天，是徐向前82歲壽辰。“父親那天發了很大的火，因為我們要給他做壽，他一再念叨，還有‘7口人，只有6個碗’的老百姓！那以后，父親再也沒有過過生日，只是85歲大壽時，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照了張合影。”

　　徐向前的平易、簡樸，對幾個子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47年2月，徐小巖在解放戰爭的炮火聲中，于山西長治呱呱墜地。那年，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的徐向前已經46歲了，在家鄉的土地上喜得貴子，他興奮地將兒子的小腳丫含在嘴里。徐小巖上小學時，全家已經來到北京，住在史家胡同。

　　“我那時在八一小學讀書，同學中也可以說都是干部子女，也有互相攀比誰的家長官大的，但我對此毫無概念，不知道‘首長’具體是多大的官，也沒有覺得有什么特權。”徐小巖只知道，他從家里到學校的路程很遠，步行要一個多小時，坐公交車要倒一次車，車費兩毛五分錢。“每次家里會給我3毛錢，但因為嘴饞，有時候在放學路上，我經常把車費拿去買了吃的，于是只能步行回家。”有一天，徐小巖一直走到了晚上7點，天都黑了。徐向前見到兒子，著急地詢問，“我說因為肚子餓，用車費買吃的了。父親沒有責備我，但也沒有改變規定，依舊是只給 3 毛錢車費。”

　　徐向前一生性格耿直，很反感言行不一的人，曾寫下“言之貴在于行，行之貴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語，表明做人、做事的立場。他最厭惡靠阿諛奉承和搞小圈子向上爬的人，這點對徐小巖影響很大。“我在總參通信部做了6年的部長，在我任內成長起來的副師以上的干部就有近百人，但是誰也不會說我有什么圈子，提拔過哪個大家都覺得不應該上的人。我覺得這點還是繼承了老爺子的作風，做事對得起良心。”

　　徐小巖的大姐徐志明后來做了醫生，直到退休，她還是個普通的醫務工作者。二姐徐魯溪，是徐家幾個孩子中最聰明的。她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后來考入中國科學院讀理論物理碩士，是我國的第一代研究生，主持的項目曾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徐魯溪一家三口都擠在一間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后來單位調整住房，才改善了條件。為此，徐向前對她好一頓“審問”，讓她十分委屈，最后了解到確實是單位正常調房，不是特殊照顧，徐向前才安下心來。徐小巖的妹妹小濤也是一位平凡的醫務工作者。

　　徐小巖永遠忘不了1990年6月，父親因為肺結核住院治療的那一天。“出門前，父親無比留戀地望著小院，輕聲說‘這次去，就不回來啦……’此情此景，我一想起來就鼻子發酸。”住院后不久，徐向前發起了低燒，病情日漸加重。也許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了，去世前一個月，他在醫院里鄭重地留給兒女三條遺言：“我死后，一不搞遺體告別，二不開追悼會，三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你們要永遠跟著黨走，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在徐小巖家會客廳右側墻壁上掛著一幅醒目的墨寶，上面寫著：“一生光明正大，從不為己訴曲”，落款是“習仲勛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時四十分。”徐小巖告訴記者，這幅墨寶有著特殊的意義，“那是在父親去世那天凌晨，習伯伯趕到醫院送別父親，回家后悲痛萬分，立即寫下了這兩句話，也是對父親一生最貼切的寫照。”

　　特權問題不能容忍

　　在父親等老一輩人簡樸生活的熏陶下，徐小巖一直關注著軍隊作風建設。就在記者采訪前一天，2月24日，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準，解放軍四總部聯合印發了《厲行節約嚴格經費管理的規定》，明確了軍隊按照戰斗力標準花錢辦事、嚴格經費分配與審批等17條具體規定要求。此前，中央軍委還出臺《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嚴管軍隊作風。對此，徐小巖感嘆，中央在這時候大力抓這些問題“非常及時”。“像我父親那一代人，怎么可能出現爬山時就封山、不讓其他人走這樣的事情？那是絕對不可以的，不能容忍的。他們那一代革命者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在斗爭最艱苦的時候是人民群眾養育了紅軍，支持了革命。”

　　徐小巖回憶，父親在外地療養時，發現外出有警車開道，非常不高興，說“我是來休養的，也沒有什么急事，為什么要打擾群眾？”從此再也不許警車開道了。由于交通擁擠，車子有時走的很慢，他之后索性減少了外出。

　　徐向前平時很喜歡看電影。但他發現，每次去大院看電影，他一進來，全體指戰員都會起立歡迎，他晚到，就推遲播放。于是，他索性偷偷跑到家附近的電影院，等電影開始了，才默默進去。“他們那一代人，和人民是血濃于水的關系。我想，這也是習近平主席的切身體會，畢竟我們的父輩都是這樣過來的，這也是他血液里的東西。”

　　與記者談起當前社會上不斷出現的各類負面新聞，比如“房姐”、“房叔”、貪污腐敗等，徐小巖深有感觸。他坦言：“現在咱們的貧富差距懸殊很大，基尼系數很高。這幾年讓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一些人從中鉆了空子。這些問題，確實應該解決了。”在部隊工作期間，徐小巖也曾遇到過個別人“跑官”、“要官”，他不理解如此簡單的問題，為什么還要天天說。“對付這種情況，你不理他就是了。他跑來兩次，發現你根本沒這個意思，也就不來了。送禮的人來，你也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姿態，表什么演，你冷言兩句，他也就走了。”

　　對于這一次中央和軍委的嚴抓嚴管，徐小巖已經感受到了身邊的變化。今年春節前后，他看到部隊的廉潔作風轉變很明顯。“聽說很多地方會議從簡，年底的聚餐也取消了，很多高檔餐廳也都歇業了。這在社會上反應也很好。”

　　喚回“紅軍精神”，盡到委員職責

　　徐小巖當過兩屆人大代表，今年又將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兩會。他表示，在這次兩會上，他打算提出深入研究“紅軍精神”，弘揚紅色文化的建議。

　　在徐小巖看來，“紅軍精神”不是虛無縹緲的口號，而是出自自己的切身體會。今年年初，他去四川阿壩藏區金川縣考察。紅軍長征時，曾在那里建立過一年多的蘇維埃政權。令徐小巖深感震撼的是，數十年過去了，在當地民眾心中，紅軍依然有著崇高的地位。由于路途遙遠，徐小巖到當地時，天色已晚，但當地老鄉都穿著過節的藏族民族服裝，一直殷切地等著見徐總指揮的后人。

　　“這么多年過去了，當年支持紅軍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那批藏民肯定早就不在了，但紅軍的事跡在民眾之間口口相傳，一代代傳播著這種精神。”徐小巖深受感動，他還記得當時在途中遇到塌方，一個當地孩子給家里打電話，說他和紅軍的后代在一起，讓家人放心。“那種信任和感情，值得我們反思。一個政黨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是怎么贏得民心的？紅軍從川陜出去后，條件那么困難，到了當地，藏民覺得他們來了就是真心為民，就這么一條。這些歷史我想記錄下來，這是我還能做的。”

　　在徐小巖看來，要推進體制改革、民主化進程等問題，就要認真地研究歷史。“習主席在今年初的講話中，深刻、全面地闡述了國際共運史，指出我們不能搞歷史的虛無主義。”在徐小巖看來，歷史有多面性，需要研究，也需要百家爭鳴，不能“壓著不讓講”。“你不深入研究，不講清歷史的真實情況，就不能掌握話語權，就可能使敵對勢力有機可乘。相反，我們好好研究我黨我軍革命的艱辛歷程，才能講清楚我們為什么走上今天這條道路。研究我們犯了哪些錯誤，原因在哪里，才能取信于民。” 

（感謝黃埔軍校同學會對本采訪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