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人家

　　在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居住在當今湖南祁東縣萬福嶺鄉元木沖村的一戶周姓人家，被鄉鄰親友譽為“黃埔人家”。

　　翻開周氏族譜：

　　太爺爺周樹棠，生于道光十七年，享年48歲，是清朝同治年間國子監太學生。在修訂家族家譜時，制訂了“家訓十條、家規八戒”，并親手擬一副對聯，金字木板雕刻掛于廳堂的祖宗神龕兩側：

　　繼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

　　教子孫兩條正路唯讀唯耕

　　爺爺周忠丙，學名周鹿卿（1869—1947），清末黌門秀才，早年做過吳佩孚的文書，曾任職湖北督軍署軍法處處長。

　　配偶鄒氏，膝下七男一女。

　　周忠丙執行家規嚴格，管教有方，規定兒女：須勤學自律，家內須盡孝，家外須盡忠。

　　家里請私塾先生教子女學習，1895年，從湖北請來武術大師周舉在家教子女習武。

　　兒女在四五歲起就進入私塾讀書，做功課，每天按時讀書、練武。十多歲時，兒女們都能吟詩答對、寫文章，都有一手好書法，有一人敵三的好武功。

　　當時的年代，軍閥混戰，外敵屢屢侵犯，國無寧日，民不聊生。

　　周忠丙憂國憂民，要把兒女培養成文武全才，希望將來為國出力，亦鼓勵子女報國從軍。

　　兒女長大成人后，遵循父親意愿，8個子女中有6人考進黃埔軍校并從軍報國，為當時國家結束軍閥割據、抵抗日寇的侵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大兒：周鍔生，生于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就讀于湖南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后歷任湖南高等法院審判官、山東淄城縣（現淄博縣）法院院長等職。

　　二兒：周倜生，生于1894年，永州瀕州中學畢業，歷任軍部副官及本縣區長等職。

　　三兒：周洛生，生于1898年，黃埔軍校洛陽分校畢業后，歷任湖南社會軍訓練總隊連長、營長、上校團長派駐重慶，1948年，在重慶被國軍內部以共黨嫌疑暗殺。

　　女兒：周詠南，生于1900年，黃埔軍校16期，國民革命軍（以下簡稱國軍）少校。

　　四兒：周熙生，生于1902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畢業，歷任京滬鐵路巡官等職，患肺病早年逝世。

　　五兒：周紀綱，生于1904年，黃埔軍校5期，國軍少將，歷任第5路軍特派員，鐵道部京滬鐵路警務局局長，新中國前夕，任職國軍湘游縱隊副司令，在湖南和平起義書上簽字，是湖南起義將領之一。

　　六兒：周保黎，生于1906年，黃埔軍校6期，國軍少將。

　　七兒：周伯愷，生于1908年，黃埔軍校8期，國軍湘游縱隊上校團長，解放前夕，隨軍隊參加湖南起義。

　　受家庭影響，孫輩長大也紛紛報考黃埔軍校，從軍報國：

　　周克銘，生于1914年，黃埔軍校12期，陸軍第2騎兵團上校團副，解放前夕，在國軍湘游縱隊，隨軍隊參加湖南起義。

　　周鐵銘，生于1922年，黃埔軍校16期，國軍湘游縱隊中校，解放前夕，隨軍隊參加湖南起義。

　　周繼武，生于1919年，黃埔軍校15期，國軍青年軍205師中校軍需，解放前病故。

　　周繩武，生于1924年，黃埔軍校18期，國軍湘游縱隊少校，解放前夕，隨軍隊參加湖南起義。

　　周緯武，生于1926年，國軍湘游縱隊上尉連長，解放前夕，隨軍隊參加湖南起義。

　　黃天，生于1920年，黃埔軍校16期，國軍青年軍205師中校作戰科長，解放前夕，在北京隨軍起義。

　　周家兩代共有11人先后考入黃埔軍校，畢業后均進入國軍，都參加過抵抗日軍的戰斗，并且在戰斗中立功晉升。11人中，有兩名將軍，9名校級軍官。

　　一個家庭，有如此之多的人考入黃埔軍校，有如此之多的人從軍報國，在當時的中國是罕見的，故此也被鄉鄰親友所推崇,亦譽稱周家為“黃埔人家”。

　　說到這一“黃埔人家”，自然就要特別濃筆，姑媽周詠南率兒子黃天，一同報考黃埔軍校，一同抗日，從軍報國的可歌可泣的事跡。

　　周詠南（1900—1966），衡陽含章女子中學畢業，19歲嫁入祁陽縣黃橘家。因雙方父親同為清末黌門秀才，是相當要好的朋友，遂指腹為婚，成了親家。

　　周詠南20歲，生一兒取名黃天，小兒才9個月，丈夫去世，留下寡母孤兒。周詠南在私塾、學堂擔任教員，決意撫孤成長，終身不嫁，父兄屢奪其志亦不能動搖她的決心。

　　1937年，黃天畢業于南京三民高級中學，適逢七七事變，全國人民奮起抗日，母子立志投筆從戎。

　　1938年，周詠南領著兒子一同去報考黃埔軍校，衡陽招生處負責人對周詠南說：“你年齡39歲已超齡，不能報考。”

　　周詠南含著淚水，指著黃天對負責人說：“這是我的獨生子，9個月失去了父親，我吃盡千辛萬苦將他帶大，難道我會舍得把他送到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去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是教員，應以身作則，今母子同時從軍報考，共赴國難，祈求報國疆場上，你忍心拒我于千里之外嗎？”

　　招生官被感動了，最終同意母子報考，考后竟雙雙上榜錄取。分隊時，黃天分在16期2總隊，在四川學步兵，周詠南分在16期女生總隊，在江西雩都學戰前救護。

　　母子于1940年元月同日畢業。在畢業典禮上，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親自以“蓉廳愛字第二五六號嘉獎令”嘉獎了周詠南，嘉獎令說：“母子從軍同學，共赴國難，夙世楷模，殊堪嘉獎。”

　　當時《救國時報》亦以“母子從軍抗日”為題作過大幅報道，號召全國人民要像周詠南那樣愛國，寡母孤兒同時從軍抗日。

　　畢業后，周詠南分配在第九戰區湖南抗日前線，國民黨第53軍，任職政治部中尉干事、婦女連連長。黃天分在第六戰區，駐湖北恩施。

　　1943年冬，常德會戰前，周詠南給黃天寫信道：“吾兒悉知，常德戰事，一觸即發，爾我母子，既以身許國，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繼承吾報國之志，激勵士卒奮勇殺敵，是所愿也。”

　　常德會戰爆發后，周詠南率領婦女連英勇參戰，毫無懼色。在交戰中，周詠南腿部中彈負重傷，仍指揮連隊頑強抗擊日軍，后被從戰場搶救出來送入一二九兵站醫院救治。1944年傷愈后，留任一二九兵站醫院新聞室少校主任，從事傷兵的勵志工作。1945年日軍投降。內戰前夕，周詠南毅然退伍回到老家，又當回了教師。

　　黃天服役國民黨青年軍205師，任師部作戰科中校科長，駐守北京。1949年元月，軍隊跟隨傅作義將軍起義，加入解放軍。1952年轉業，工作于祁陽縣水電局。

　　學文習武

　　我的父親周保黎，字谷生（1906—1952），出生于湖南祁陽縣（現湖南祁東縣萬福嶺鄉元木沖村），有兄弟姐姐8人，排行第七。

　　與同家兄弟一樣，在嚴格的家規管教下，周保黎4歲開始入私塾學文習武，長進不斷。14歲進祁陽縣實業銀行當學徒，3年后轉為店員，業務是記賬算賬。又一年，實業銀行停業，周保黎回家后繼續讀書。

　　可以說，在當時的社會，周保黎及家庭成員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沒有見過姑媽周詠南，也沒有見過她的書法，但從網上查到的資料看，她一手漂亮的顏體能以假亂真，還著有《孤燈詩稿》。父親的書法也相當出色，其檔案卷宗里有用毛筆寫的書面材料，可見筆力功夫不菲。豐厚的文化底蘊，為他們后來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和品德是相輔相成的。母親說過，父親兄妹8人，都是一夫一妻結發相伴，只有一人是妻子病逝后續取的，這從周詠南早年亡夫，堅持撫孤不嫁可見一斑。母親還說，父親兄弟無人抽煙酗酒，家里做官的很多，沒見有誰很有錢。也感覺每個人都有禮有節，信義有度。良好的品德，也為他們后來的人生道路，奠定了信譽的基礎。

　　從軍報國

　　周保黎的父親是清末秀才，吳佩孚也是清末秀才，或許因此，吳佩孚予之重用，先在身邊做文書，再官至湖北督軍署軍法處處長，大概像當今的軍事法庭庭長。

　　做一名威武的軍人、一名正統的軍人，既是軍法處長的標準，也是父輩對子女們的要求。晚輩們亦按照前輩的意愿，努力做一名正統的、有出息的軍人。

　　1926年，20歲的周保黎到長沙投考國民黨中央軍校第三分校第1期，被錄取為炮科學員。

　　1928年春，該校并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6期步兵科。同年集體加入國民黨。

　　母親說，由于父親年幼時學文習武的底功，使他在軍校的軍事理論課、軍事訓練課等各項科目，成績都很出色，得到教官的一致夸獎。1928年7月黃埔軍校畢業后，作為優秀生被分到重要部門——國民軍總司令部參謀處做見習士官，見習期滿第二年，即1929年6月又被調回黃埔軍校當訓練少尉教官。

　　在國軍中成長

　　周保黎軍校畢業做訓練教官，有壯志未酬之感，到真槍實彈的戰場去，才是他從軍報國之目的。于是，他提出申請，要上前線。在做了一年教官之后，他被分到國民革命軍教導第2師（師長張治中），直接進入腥風血雨的戰場，開始了他的戰斗生涯。其較大的戰事經歷如下：

　　1930年初，調入國軍教導第2師特務營2連任中尉副連長。4月，參加隴海路對馮玉祥、閻錫山的中原大戰，戰爭雙方均派出重兵，雙方軍力亦旗鼓相當，你爭我奪慘烈戰斗近半年，至同年9月，戰事結束，部隊調駐杭州梅東高橋營房整訓。

　　同年，周保黎所在部隊改編為陸軍第4師，周保黎升任上尉連長。

　　1931年，部隊調駐蚌埠營房，周保黎升任營副，同時參加皖北對紅軍徐向前軍隊的作戰。

　　1932年，部隊調駐開封營房，同時參加京漢路對軍閥石友三的作戰，至秋，戰事結束。部隊仍調回開封營房，同時第4師改編為兩個師，即第4師、第25師。

　　1933年春，部隊改編完畢，周保黎調25師（師長關麟徵）任代理營長，而后任少校營長。3月，部隊北上長城古北口等地，參加對日寇的長城戰役，至5月戰事結束。部隊在北平北郊休整。

　　1934年6、7月間，部隊調回北平黃寺營房，補充整訓。

　　1935年，何梅協定后，部隊調洛陽西宮，周保黎升任中校副團長。8、9月間，周保黎任代理團長；11月，調任上校師副。

　　戰爭年代，一個指揮官必須勇猛、指揮有方，帶領的隊伍能打能拼，累立戰功，才有可能從下級軍官逐步升遷至中、高級軍官。周保黎機智勇猛、指揮得宜，帶領所部敢打敢拼，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作戰任務，多次榮立戰功，并逐級榮升，深得軍團長關猛的賞識。

　　自1930年至1935年底，周保黎在關猛手下由副連長、連長、副營長、營長、副團長、團長升至副師長，軍銜由中尉、上尉、少校、中校升至上校。僅僅6年，由下級軍官榮升為高級軍官。應當說，這么快的升遷速度，在當時的國軍中是不多見的。

　　接著，軍委會批準，推薦周保黎去南京投考陸軍大學（培養高級將官的軍校，黃埔軍校是培養下級軍官的軍校）。因為要讀陸軍大學，周保黎從此離開了關猛，軍事生涯也發生了轉折。

　　這里給周保黎帶兵打仗作一小結，有評論說，張治中是唯一沒有與共產黨軍隊打過仗的國民黨將軍。周保黎的作戰經歷：與紅軍打過一仗，與軍閥打過兩仗，與日寇打過許多仗。

　　西安事變之抗日表態

　　1936年到南京后，因陸軍大學延期半年招生，周保黎隨之在南京補習功課待考。數月后，25師以周保黎久未歸隊呈報，軍委會即將其調入軍委會當附員。

　　1936年9月，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蔣介石任司令，張學良任副司令，政訓處下設政訓兩科，因急需人手，軍委會未等周保黎考試，便委派其前往任政訓二科科長。

　　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扣留蔣介石，也將南京派來的人全部扣留，并逐一對“抗日”表態，周保黎及幾乎所有被扣留的人都表態：要抗日。

　　特別是蔣介石的親信要員、周保黎的頂頭上司、政訓處長曾擴情，在張學良的要求下，在大會上大表抗日之決心，媒體將此登載在報紙的頭版頭條，大肆宣傳，引起蔣介石的不悅。事變結束后，曾擴情回到南京剛下火車，便被戴笠扣押。

　　據母親說，對“抗日”表態別具一格的當數陳誠，陳誠表態說：我不過問政治，我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委員長（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怎么說，我就怎么做。忠心的說詞，令蔣欣悅。

　　效力胡宗南

　　西安事變后，西北剿匪司令部撤銷，周保黎回南京不久，即1937年初，胡宗南申報軍委會，請調周保黎為78師參謀長，恰逢軍委會已派趙桂森到任，胡宗南又報請調周保黎為該師政訓處長。

　　而后，軍委會調任周保黎為17軍團高級參謀，17軍軍長為胡宗南，不久17軍團被派往上海參加對日寇的淞滬戰役，此戰中日雙方都派出重兵，戰役打得極其慘烈，部隊損傷相當嚴重，胡宗南把指揮部成員組成作戰隊，直接帶上陣地作戰。淞滬戰役結束后，17軍團全部調駐西安整訓、補員。

　　當時，全國抗日呼聲高漲，許多青年學生前來參軍，為此，17軍團特地組建學生總隊，對學生新兵進行軍事訓練，充實軍隊。

　　由于周保黎有軍校背景、做過訓練教官、有作戰和帶兵的經歷，1938年1月，被胡宗南任命為17軍團學生總隊總隊長，也開啟了以后的以訓兵為主的工作。

　　1938年8、9月間，學生總隊結束，改為洛陽戰時干訓總隊，仍任總隊長。1939年底，干訓總隊結束，調任西安戰區（第十戰區）政治部副主任。

　　山東募兵5萬

　　淞滬戰役結束后，胡宗南將所剩的不足萬人帶到西安整訓補充，兩年后17軍團雖然已經滿員，但距胡宗南數十萬軍隊的宏大規劃還相差很遠，胡還在陜西王曲創立了黃埔軍校西安分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為將來數十萬軍隊培養軍官。

　　一次，胡宗南在與周保黎談話時說道，無論是軍隊還是軍校，都急需大量補員，而補員卻成了難題。如果在本地大量募兵，必然會使本地勞動力大幅減少，從而對本地的生產、經濟釜底抽薪。而要到鄰近的其他國軍戰區去募兵，因為數量大，必然會引起國軍內部的反對。看來只有去日寇占領區募兵，估計招募對象和數量不愁，因為不滿日寇占領的青年很多，問題主要是招募期間有危險，肯定會受到日軍的阻擾，打仗不可避免。

　　談話后，胡宗南授命周保黎帶隊赴山東日寇占領區秘密招募男青年5萬。

　　約半年，周保黎分多批次，總共帶回山東青年（18至22歲）5萬，其間多次與日軍發生交戰。

　　《胡宗南回憶錄》有記載：“命周保黎入山東募兵5萬。”

　　5萬山東青年，其中有文化、愿意投考軍校的，通過考試，入讀黃埔軍校第七分校，其他都編入軍隊當兵。

　　募兵5萬，對周保黎來說，只是完成一項任務，但對于5萬青年來說，卻是一次命運的改變。《山東商報》刊登采訪90高齡老兵于同欣的報道。于老說，年老了，很多事都忘了，但還記得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分校主任胡宗南、補訓處處長周保黎；也還回憶起當年秘密募兵，以及白天睡覺、晚上趕路奔赴西安，及在第七分校學習的經歷。

　　當然，募兵5萬，對于胡宗南來說，是希望變為現實，在走向“西北王”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5萬山東兵，后來還為親朋好友牽線搭橋，又引來青年眾多。

　　“到日寇占領區募兵5萬”，也得到軍委會、蔣介石的夸獎，并向其他戰區介紹推介。當然，胡宗南也褒獎了周保黎，對他更加賞識了。

　　這次募兵，也是周保黎在國軍服役期間最出色的一次立功。1940年5月，周保黎的軍銜晉級為少將，任職黃埔軍校第七分校第14總隊少將總隊長。

　　訓兵并養豬

　　1942年秋，周保黎調往軍政部管轄的魯西編練處任處長，駐豫東臨泉。

　　1945年5月，魯西編練處改編為新編41師，周保黎任師長。這段期間，他主要是訓兵練兵。

　　母親說，當時國家很窮，軍隊供應不足，士兵勉強能吃飽，但吃得不好，營養不夠。父親在編練處時，安排軍隊養豬，改善士兵伙食。這在當時是一新鮮事，也是國軍首創，得到軍委會的夸獎與推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國軍進行大規模精簡整編，第41師被撤銷，士兵與裝備并入28師，周保黎與準尉以上軍官編入西安第15軍官總隊等待轉業或退伍。

　　1946年秋，周保黎由第15軍官總隊調任第23軍官總隊任總隊副。

　　國民黨延安專員前后

　　日本投降后，蔣介石把消滅中央蘇區、攻占延安作為最重要的目標。這從國軍的戰區序列排名可以看出。八年抗戰期間，蔣介石根據抗擊日軍的重要區域來排名戰區序列，胡宗南的西安戰區不是抗日重要地區，故排名居后，為第十戰區。抗戰結束，蔣介石根據國共內戰的重要區域，重新排名戰區序列，西安戰區則躍升為第一戰區。胡宗南自恃擁兵數十萬，領銜受命進攻延安，為此而作全盤部署。

　　胡推薦周保黎任延安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得到軍委會批準、行政院任命。

　　1946年，周保黎辦理轉業，任延安行署專員，并受命擬文，進駐延安后，行署將采取的政策、措施，簡要如下：

　　第一是停征兵，第二是停征賦，第三是停苛稅等。當時認為，戰爭將會使延安居民逃離，而采用懷柔政策可使逃離居民回來。懷柔政策包括：向延安民眾送發糧食、錢物等生活用品。其次是改建學校，讓學生受民國的教育等，行文得到行政院同意、采納。

　　1947年2月，周保黎被正式調往陜西第二區（延安地區）行政公署，任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專員公署原設在耀縣，4月底遷至延安，轄延安、安塞、保安、延長、富縣、甘泉等6縣。

　　在延安戰場上，僅前幾個月，胡宗南軍隊中的相當部分，就被彭德懷領導的西北野戰軍整旅、整師地各個殲滅，多個旅長、師長被擊斃、活捉。軍長劉戡戰敗自刎，國軍軍力大傷，進攻延安敗局已定。

　　國軍收縮至延安等孤城。1947年9月，延安城開始被解放軍包圍，形成圍而不打的態勢，延安至西安的道路被切斷，國軍補給全靠飛機空投。

　　直至1948年3月，駐守延安的國軍接到撤離指令，國軍頭領隨即開會討論撤離方案，會上提出的方案有兩種:

　　一、從小路向西安撤退。理由是：通汽車的大路早已被解放軍切斷，給養都不能通行，解放軍必定在道路兩側重兵把守，走大路等于送死。小路雖然難走，但逃生的希望較大。

　　二、從大路向西安撤退。理由是：小路路長行走費時費力，軍隊的重裝備難以搬運，解放軍雖不會重兵把守，但馬上就會得知國軍撤退路線，一旦在山中小路被包圍，結果可想而知。

　　會上兩種意見互不相讓，最后由周保黎拍板決定：走大路。

　　會上也討論了遇到阻擊后，軍隊如何應對，實在不能前進，則請求西安救援，撤退時間定在早上。

　　會上，周保黎還說，一年來，行署做了不少懷柔工作，這次撤退也不知今后還會再進延安否，為使百姓留下好印象，要求軍隊不要像敗軍過城做人為的破壞，軍隊帶不走的東西也不毀壞，送給百姓。

　　會后將會議內容報告胡宗南得到同意。

　　此時，駐守在延安的國軍用“龜縮”來形容其心態，或許最為恰當。大家都明白，駐守延安是沒有出路的，但要走出延安，猶如跨越雷池。明擺著是走進伏擊圈，明擺著是自投羅網，明擺著怒吼的槍彈、炮彈在前。以至撤離延安時軍士們憂心忡忡、瞻前顧后。

　　撤離延安那天，在軍隊集結臨行前，周保黎作了簡短講話，表示行署官兵將走在撤軍隊伍的最前面，為軍隊擋住第一批射來的子彈。說著，行署官員、衛隊肅整衣裝，八人一排，周保黎居中帶領走在撤軍隊伍的第一排。這身先士卒的精神，使早已低落的士氣有了稍稍的提振。

　　走出延安，只見大道兩側的山上，有解放軍的紅旗在飄揚，有解放軍的人影在晃動，時而還有人大聲向國軍呼喊，只是未見子彈射來。

　　周保黎下令：他們不開槍，我們也不開槍。

　　子彈隨時都有可能像雨點般地射來，在極其緊張的氣氛中，上萬人的隊伍無人言語，只有雙腳在快速地行走。

　　真是不可思議，數天后，撤離隊伍一路平安地走到國軍地界，居然有驚無險。

　　就這樣，雙方未打一槍，國軍未損一兵一卒，安然回到西安，大家別提有多高興了，包括胡宗南也是笑容滿面。

　　看來，周保黎決定走大路對了，周保黎與行署官兵都是臨危不懼的好漢。

　　當驚慌、恐懼煙消云散后，在西安胡宗南的軍營中，幾乎所有的人，又開始問起了一個新問題：撤軍沿路的兩邊山上，明擺著有解放軍的伏擊部隊，解放軍為什么不開槍？

　　百思不得其解。確實，在當時兵戎相見、嚴重對峙的交戰雙方，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是首要選擇。

　　有人說，解放軍包圍延安近半年不打，是不想毀壞延安，這次撤離延安，沒有做人為的破壞，所以解放軍手下留情。

　　也有人說，解放軍不打，可能是撤軍隊伍里有他們不想打的人，會是誰？這個問題卻是引起了許多人的猜想。

　　自從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的共產黨特工身份曝光后，軍營里大家的警惕性明顯提高了很多。

　　警惕的猜想逐漸改到周保黎身上，原因有幾點：其一是周保黎決定撤退走大路；其二是周保黎規定不做延安的毀壞；其三是周保黎走在撤軍隊伍最前邊。

　　這些猜想又關聯到一個叫王正（正字可能有誤）的人。早在周保黎任新編41師師長時，王正是1團團長，跟從周保黎多年，相處很好。

　　離開胡宗南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軍實行大規模精簡整編，特別是精簡了大量（約十多萬）軍官，對這些軍官又沒有做好精簡后的疏導與安排。被精簡的軍官認為，抗戰勝利了，自己卻被當拐杖扔了，以致造成這些軍官極其不滿、到處鬧事。當時引起全國轟動的，有幾百軍官（其中包括將軍多人）到孫中山陵的“哭靈事件”。

　　當時，新編41師被精簡撤銷，所有軍官編入軍官總隊等待轉業回家，據說轉業費很少，有些甚至連回家的路費都不夠，軍官們感到失望與憤怒，開始鬧事。王正大概是鬧事頭領，鬧得比較兇，那時他腳有傷住在周保黎家中。

　　有一天，軍統的人和周保黎說，王正是共產黨，可否進家抓捕？周保黎說，不可能，王正跟隨我多年，這次是因精簡而鬧事。

　　王正在周保黎家住了近兩個月，腳傷好后，王正便對周保黎說，想回家了，但覺得門外有軍統特務會抓他。周保黎就用汽車把他一直送出了西安，自然也送了些回家的盤纏，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國軍從延安撤退，解放軍伏擊沒打，胡宗南軍營中議論紛紛。此時，軍統也傳話出來，說王正離開周保黎家就跑去延安了，使得議論更沸沸揚揚。周保黎感到了人言可畏、口水淹人的壓力。

　　從胡宗南的角度來說，周保黎在自己左右多年，盡忠盡職、盡心盡力，視為心腹。母親說，所有軍官，師長、軍長要進官邸見胡宗南，都要警衛、副官先進去通報，時常胡宗南還不待見。而周保黎進出官邸無需報告，自由進出，享有如此待遇的沒幾個人。雖然胡宗南不相信軍中對周保黎的議論，但在與周保黎談話時也問過好幾次，解放軍為什么不打？

　　自從延安敗退，胡宗南損兵折將，傷亡慘重，也受到蔣介石的訓斥，情緒低落，周保黎感覺到胡宗南的冷漠，產生了心灰意冷之感。

　　母親在世時多次說過軍長劉戡，與周保黎是關系要好的軍中友人，在沒有進軍延安前，劉家人來人往，門前車水馬龍，好不熱鬧。劉戡戰敗成仁后，家里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父親回到西安后多次與母親去看望劉戡太太，只見劉家門庭冷落，悲慘凄涼，哭聲陣陣。

　　正是上述這些原因，從延安回到西安兩個月后，即1948年5月，無官職的周保黎便向胡宗南告假離開了西安，從此結束了為胡宗南效力的生涯。

　　湯恩伯的委任

　　1948年7月，周保黎舉家遷居上海，欲解甲歸民。

　　11月，周保黎不回西安的消息被新任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聽說，湯恩伯便在官邸約見周保黎。

　　用湯恩伯的話說，他是看著周保黎在軍中長大的。

　　周保黎在黃埔軍校6期讀書時，湯恩伯任黃埔6期學生大隊上校大隊長；其后，周保黎實習結束調回黃埔軍校做訓練尉官，與湯恩伯共過事；周保黎進入國軍教導2師當副連長，湯恩伯在該師當旅長；后此師改編為第4師，周保黎升任連長，湯恩伯升任該師副師長。而后，周保黎在軍中的表現，湯恩伯也多留意關注，可以說，湯恩伯對周保黎信任有加。

　　此時湯恩伯正受命以上海為中心布防長江下游南岸，其中屬下第20軍是新調來的川軍，湯擔心對該軍的指揮、補給、協調不力，特委周保黎出任第20軍副軍長，委任書當即遞交，限日到任。并說，將安排艦船載運軍官家屬撤至臺灣。

　　在周保黎的心目中，湯恩伯有教官之尊、長官之尊，也很感謝湯恩伯在自己解甲之時還如此信任、委以重職。

　　但是，周保黎自從延安敗走，特別是離別胡宗南后，思想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在當時的戰場上，國軍連連戰敗，主力幾乎耗盡。周保黎在簡歷材料中寫道：“以我當時的判斷，1949年，中國大陸即可全部解放，1950年，臺灣必可解放，香港亦可收回。”離開西安后，父親與母親經過認真商量，決定解甲歸民。

　　就在兩個月前，湖南親友還帶信來，說程潛號召“湖南人為湖南出力”，希望周保黎來湖南。因“歸民”思想已定，也沒有前往。

　　如今，湯恩伯的委任狀下達，軍人知道違命的后果，在上海“歸民”已不可能，周保黎便很快購買了從上海開往武漢的船票，于次日攜家眷上船。上船前，周保黎請軍中友人呈交湯恩伯一信，信中向長官辭謝委任，表示解甲歸民的心意。

　　榮任長沙警備副司令

　　在武漢下船后，周保黎于1948年12月輾轉回到老家過年，安排家眷的生活、小孩的學習。

　　1949年春節過后，周保黎夫婦同往長沙拜會友人，住在黃埔6期同學、結拜兄弟蘇本善將軍家中。兄弟相見分外親近，談話得知周保黎近況后，蘇本善馬上就帶周保黎夫婦到他公務的地方——湖南長沙警備司令部。

　　警備司令蕭作霖將軍與周保黎是黃埔6期同學，感情相當好。蘇本善是副司令。

　　同學三人交談無拘無束，自然談得最多的是時局，都認為解放軍將很快越過長江，解放全中國。

　　交談中，蕭作霖、蘇本善也談到湖南省主席程潛對湖南前景的看法：解放軍解放湖南只是時間問題，為避免生靈涂炭、城市村莊毀壞，和平解放湖南是最好的選擇。

　　已經不打算在國軍這條道上走到黑的周保黎，聽了兩位同學談及程潛對湖南前景的看法，感到眼前一亮，意識到這是一條走到亮的道路，并表示，贊同程潛主席的明智之舉。

　　蕭作霖、蘇本善聽了周保黎的表態，也非常高興，馬上就與程潛約定時間，與周保黎前往拜見。

　　在蕭作霖、蘇本善的極力推薦下，很快，即1949年3月，程潛下達委任書，任命周保黎為湖南長沙警備司令部副司令。

　　從資料查看，程潛1949年1月起開始與解放軍秘密接觸，商談湖南和平解放之大事。周保黎任長沙警備副司令的時間是1949年3月至5月，這3個月，也正是程潛在為和平起義緊鑼密鼓的關鍵時段。

　　湖南長沙警備司令部是警衛省府、警衛長沙、維持長沙治安的重要部門，也是程潛實施湖南和平起義的重要支柱部門。司令部司令蕭作霖、副司令蘇本善都是和平起義的鐵桿人物，是程潛的親信。特別是蕭作霖，跟隨程潛多年，是程潛和平起義的關鍵人物。解放后，毛澤東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召見湖南起義領袖，與程潛同往的只有蕭作霖。

　　在湖南和平起義緊鑼密鼓的關鍵時段，受任司令部副司令，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其一，贊同、支持、并愿意跟隨程潛為湖南和平起義作貢獻；

　　其二，得到司令部蕭作霖、蘇本善的極力推薦，特別是司令蕭作霖的推薦；

　　其三，得到程潛高度信任。

　　也就是說，周保黎符合以上條件，才在這緊要關頭得到如此重要的委任。

　　在3個月的長沙警備副司令任職期內，周保黎受到程潛“以和平方式解決湖南未來”思想的影響，多次與蕭作霖、蘇本善一同商討、參與、擁護程潛和平起義的有關活動。

　　周家在國軍服役的軍官，解放前夕都會聚到湖南參加了起義。

　　1949年5月，為防止湖南起義，白崇禧攜陳明仁將軍到長沙，嚴令改組長沙警備司令部，撤掉蕭作霖司令職務，任命陳明仁為司令，也撤掉了周保黎副司令的職務，放話要抓蕭作霖，蕭作霖逃往邵陽躲避。

　　程潛此時接著任命周保黎為湖南政府參事，打算留在身邊待用。

　　不久，程潛省主席也被撤掉，程潛也準備離開長沙躲避，特告誡周保黎：局時不控，暫且一避。

　　周保黎因擔心住在祁陽老家的眷屬，多為婦孺、小孩，隨即離開長沙，返回老家。

　　1949年5月，白崇禧集結大軍數十萬于衡陽、長沙一帶，大戰即將開打。為家中婦孺免遭戰爭襲擾，周保黎19日攜眷南下遷赴桂林，租住桂林八角塘12號。6月，租桂林解放東路德豐商店（原中正東路167號），經營香煙、油、棉紗等雜貨，借以維持生活。

　　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率國軍官兵通電起義，湖南和平解放。解放軍繼而揮兵南下，桂林于1949年11月23日解放。

　　按照街上張貼的桂林市解放軍軍管會的通告規定，周保黎前往軍管會登記、表明身份、并送去簡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