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寧夏有一位黃埔老人,名叫蘇賡泉，如今已是百歲之齡，他最愛稱自己是“黃埔一兵”。

　　蘇賡泉,民革黨員，生于1917年8月17日，1939年11月畢業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七分校第15期步兵科。他是一名抗日老兵，也是寧夏健在的黃埔同學中的最長者。老人百歲生日前夕，寧夏黃埔軍校同學會一行人，驅車來到中衛市，為他送去祝福。蘇老家住在中衛市區臨街的一棟樓上，當我們敲門時，屋里早早應起：“來了，來了！”聲音爽朗。為我們開門的是一位中年婦女，滿臉笑容：“快請進，請進。”邊開門邊把我們往里屋讓。這時，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出現在了臥室門口，向我們揮著手，笑呵呵地打著招呼，還把同學會工作人員的名字一一叫了出來，我不由得暗自稱奇。閑聊間，感覺到老人口齒清晰，思維清楚，幾乎讓人忘記他已是百歲之齡。蘇老住的是一棟兩室兩廳的房子，家里略顯儉樸，但收拾得整潔有序。剛剛給我們開門的是他的兒媳婦，一位勤勞實在的農村婦女。在大家的簇擁下，老人在書房里落座，書房臨著街，窗外樓下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蘇老，外面這么吵，影響您休息嗎？”

　　“不，我不怕吵，我喜歡外面的人流。”

　　老人邊說邊抬眼望向窗外，此刻略顯混沌的雙目瞬間變得深邃悠遠。我無意中看到面前桌上一張白紙上寫著這樣一句詩：“坐看窗外人流涌，忘卻身外萬事幽。”這是老人的親筆，筆下雖為忘卻萬事，但事實上卻生活在對悠悠往事的回憶之中。

　　看到蘇老今天精神不錯，大家紛紛請他講講他的故事，他沒有遲疑，帶著濃重的中衛方言開口便說：“我是黃埔一兵！”隨著他低沉的語調，一幅百年畫卷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畫卷里一個身影時而踽踽獨行，時而在人群中慷慨陳詞，時而一身戎裝在戰火中穿梭。空間在變換，時光在流轉，老人的講述把我們帶到了久遠的過去……

　　幼失至親 嘗盡世態炎涼

　　“人皆有母，惟我獨無；人皆有父，惟我獨無。我是失群的羔羊……”百歲老人提起自己的出身不禁淚流滿面。那是1920年的初冬時節，冬季的夜晚來得很快，昏暗的油燈下蘇賡泉的母親張氏挺著9個月的大肚子，安頓年僅3歲的賡泉剛睡下，突然間從大地深處傳來隆隆之聲，好似巨大的石碾子從天邊滾來，隨后地動山搖，震驚世界的海原大地震來臨了。瞬時，土坯屋就像巨浪中飄搖的小船般劇烈晃動起來，情急之下，張氏一把抱起賡泉向屋外跑去，雖然母子沒在地震中受傷，但張氏因驚慌動了胎氣，胎死腹中，難產去世，年僅20歲。在蘇賡泉10歲那年，曾任寧夏煙酒稅總局局長的父親蘇芬和大伯蘇英，被人誣告入獄，父親不幸在蘭州獄中病逝，家人傾家蕩產把大伯贖了回來，自此，一個大家族走向分崩離析。雙親離世，家族敗落，蘇賡泉在年逾70歲的奶奶和繼母高氏的照料下漸漸長大。

　　1929年秋天，蘇賡泉上高小五年級，寧夏舉辦全省學生運動會，學校選拔蘇賡泉為武術啞鈴隊員赴銀川比賽。歷時半個多月，當蘇賡泉興高采烈地捧著獎品回家時，卻不料家中已生變故，繼母高氏趁他離家時改嫁。年僅13歲的蘇賡泉成了無家可歸之人，無奈之下只得寄宿在姐姐家里。轉眼又是一年秋天，此時的蘇賡泉小學畢業，繼續讀書或謀求生計，都無著落，蘇賡泉就像秋天飄飛的樹葉般無處可依。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他倍感孤獨的時候，在北平清華大學讀書的二哥蘇景泉來信，讓他到北平去讀書。

　　很快，蘇賡泉約了同學溫寶璽、王松峰一起去北平，幾個十幾歲的孩子從銀川乘木船順黃河漂流而下，到包頭再乘火車，歷時3天終于到達北平。哥哥給蘇賡泉聯系的學校是香山慈幼園，是清末名士熊希齡創辦的一所慈善學校。至今蘇賡泉還記得哥哥帶他去拜見熊希齡行叩頭禮，熊先生寫推薦信讓他去香山慈幼院報到的情景。香山慈幼院建在頤和園萬壽山陰，緊靠玉帶河，學校周圍樹木蔥郁，風景幽雅。可惜，蘇賡泉在這里學習不久，九一八事件爆發，大量的流亡學生流入平津，人心激憤，蘇賡泉思想上也產生了很大波動，一時退學，后又進入通縣的潞河中學就讀。

　　輾轉求學 親歷愛國運動

　　在北平最讓蘇賡泉感到溫暖的是寧夏旅平學生會。蘇賡泉在北平一下火車就受到寧夏旅平學生會的熱情接待。寧夏旅平學生會是來自寧夏銀川、中衛、吳忠、平羅等地的學生為了聯絡感情相互照顧而成立的組織。在這里，蘇賡泉結識了許多對他一生產生極大影響的人，印象深刻的有雷啟霖、張子華（原名王緒祥）、袁金章、姚啟圣、梅無暇等。雖然這些人都來自寧夏，但思想卻有很大分歧，有的人主張讀書救國，有的人主張走出課堂革命救國，形成了“魯迅派”和“胡適派”，后來引發學生會分裂，以“胡適派”為首的梅無暇、蘇景泉等退出了學生會，而“魯迅派”的袁金章、雷啟霖等組織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小組，并時常組織學習活動。

　　蘇賡泉說：“那時，我和溫寶德幾個同學年齡尚小，在學生會學習開會時間我們常常在會場外假裝玩耍，實際是放哨，掩護他們開會學習。那時候，在張子華和孫殿財領導下，學生會還組織了‘反帝大同盟’，并出版《銀光》雜志，宣傳馬列主義。1933年，北平市國民黨市黨部認為寧夏旅平學生會有共產黨嫌疑，將學生會同學全部逮捕，后經營救才獲釋，從此，學生會活動轉入地下。”

　　1934年，蘇賡泉已經升至潞河高中，日子過得充實而平靜。可惜好景不長，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了冀東自治政府，局勢急轉直下，學校的正常軍訓、升旗儀式等被叫停，校內外籠罩在壓抑的氣氛中。時隔不久，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潞河中學停課。蘇賡泉找到了在北平西北中學上學的堂兄蘇印泉，相約參加學生運動。12月15日晚上，西北中學接到學聯會（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游行請愿的通知。

　　“這是我人生中特別值得回憶的經歷，只有你身處洪流，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愛國。”老人對自己的這段經歷記憶深刻，平靜的敘述中充滿懷念。

　　“我和哥哥得到這個消息后，激動得一夜合不攏眼，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同學們集合起來手舉小旗向宣武門進發，走到宣武門時，大門已被軍警關閉，此刻，城外的清華、燕京等大學隊伍相繼趕到，于是游行隊伍匯合一道向地安門行進，一直走到王府井大街。這時隊伍漸漸慢了下來，我抬頭看時發現前面路口黑壓壓一片軍警，有的手里握著消防水龍頭，有的提著明晃晃的大刀，有的則是大棒。隊伍此時并沒有停下來，前面的同學迎著水龍沖上前去，這時大批軍警掄起刀背、大棒沖進學生隊伍，許多手無寸鐵的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隊伍大亂向后撤退，軍警則對跑散的學生不停追打、圍捕。混亂中，哥哥跌倒受傷，我一把拉起他向后跑去，一直到黃昏時分才返回住宿的甘寧青會館，這時會館周圍已經布滿了暗探，住在這里的學生一切行動都處在了監視之中。”

　　因為時局動蕩，蘇賡泉已無法在北平安心讀書。1936年春天，蘇賡泉回到寧夏銀川。此時，寧夏正籠罩在白色恐怖中，凡是北平歸來的學生，都被視為嫌疑分子，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捕。好在蘇賡泉二哥的好友在銀川實驗小學任校長，蘇賡泉得以在實驗小學寄宿，后來被推薦當了老師。

　　國難當頭 受訓黃埔軍校

　　1937年，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局勢更加動蕩，蘇賡泉在實驗小學的教職也被停止。那時，實驗小學的同事中有不少進步青年，有些還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雖然蘇賡泉并不清楚他們的真實身份，但在進步思想的熏陶下，他的內心十分向往革命。9月的一天，百無聊賴的蘇賡泉獨自行走在大街上，突然一駕馬車從他面前駛過，車上閃過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就是在北平相識的寧夏旅平學生會的張子華（原名王緒祥，共產黨員）。

　　“我當時心里十分激動，差點張口喊了出來。后來我通過另一位熟人輾轉聯系上了他，才知道他到銀川是代表八路軍總部與馬鴻逵洽談合作事宜的。此時，我萌發了去延安的想法，并把這個念頭告訴了張子華，張囑咐我：馬鴻逵的關卡監視很嚴，不能和他一起走，以后可以從別處繞道前往。有了這次接觸，去延安成了我的一個心思。當年春節過后，我決定付諸行動，于是將自己的5畝田產賣給六叔得了50塊大洋，打算從蘭州經西峰去延安。臨行前，恰逢小學同學史郁文、夏文俊兩人打算去蘭州投奔191師師長楊德亮從軍，于是三人結伴而行。路經一番周折，三人到了蘭州，找到了在191師當譯電員的小學同學李敬寶。老同學相遇自然是無話不說，當李敬寶問我此行目的時，我毫不掩飾地回答：‘想去延安，參加抗日！’聽了我的話，李敬寶勸我說：‘現在是國共合作，一起抗日，不去延安還是一樣，現在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在蘭州招學生，你們一起報考軍校吧，將來畢業后當軍官帶兵參加抗日，何樂而不為？’李敬寶的一番勸阻，使我產生了權宜的想法，不料這一動搖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經李敬寶介紹，我們三人報名參加了軍校考試，均被錄取。第二天，三人就去報到了，學校設在蘭州市東門外教場營房，一到營房門口就看見一幅醒目的對聯，上聯是‘升官發財，行往他處’，下聯‘貪生怕死，勿入此門’，橫批‘革命者來’。我們報到后被編入第3總隊第5大隊3中隊第2區隊6班學習。我們三人編入了同一班，全班共16人，分為機槍組和步槍組，機槍組6人，步槍組10人，每班領到機槍1挺，步槍10支，我是步槍組，領到步槍1支，子彈200發。從此，開始了不平凡的軍校生活。軍校的學習、訓練都十分嚴格，特別是為期3個月的入伍生生活更是緊張忙碌，每天的時間被政治學習、軍事學習、制式訓練、野外戰斗訓練等科目排得滿滿當當。這里任教的既有進步人士甚至共產黨員，也有舊軍閥。有一次，教官教我們唱抗日歌曲時，我發現教員是我在銀川認識的曲一舟老師，我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于是，下課后我去找他，交談一番后得知他在蘭州西北訓練團任教，這時，我又萌發了去延安的想法。在這不久之后，我們學習德國造20發手槍的使用，區隊長教我拿槍姿勢，我沒有拿穩，槍口晃動了一下，區隊長暴怒，當場在我胸口狠狠搗了一拳，打得我眼淚直流，半天直不起腰。當天夜深人靜時，想起我初入隊時，區隊長對我進行政治考察談話的情景。他問我：‘你都讀過什么小說？’我未加思索就回答：‘讀過《水滸傳》《阿Q正傳》等。’聽到這里，區隊長向我投來質疑的眼神,因為那時讀魯迅的小說就意味著思想有問題。想著這些，心里越來越不舒服，再次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那是5月的一個夜晚，天空下著毛毛細雨，我肚子不好晚上出來上廁所，突然大隊緊急集合號吹響了。當我從廁所出來時操場上已是空無一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于是我跑到圍墻邊想越墻出去，卻不料平時看起來堅實的圍墻因為雨水浸泡變得十分疏松，根本承受不住攀爬的力量，幾次快要爬到頂就摔了下來，最后不得已只能悄悄回到宿舍裝睡著。第二天隊伍回來后，我沒參加訓練的事驚動了隊長，被關了3天禁閉，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我們3個月入伍期滿后，我去西北教導團找曲一舟老師，不料他已經離開，下落不明，去延安的路再一次斷了。”講到這里老人神色黯淡，神情中透露出無盡的懊悔。

　　“軍校生活中另一件記憶深刻的事是目睹了空戰奇觀。”老人話題一轉，繼續著他的講述。“那時作為戰略后方，蘭州經常遭到日本飛機轟炸。一次我們在黃河邊進行野戰訓練，突然聽到日本鬼子飛機轟隆隆飛來，大家趕緊到掩體躲避。但敵機已經發現了，一陣機槍子彈掃來，在我們腳下打得泥土四濺，好在無人受傷。飛機過后，大家在掩體上看見大片彈孔，有好事的同學還從彈孔里挖出碩大的彈頭。也不是每次都受日機的欺負，另一次訓練時，大群的敵機飛來，天空一片昏暗，聲音震耳欲聾，大家連忙尋找掩體躲避，正在這時，從另一邊飛來一群蘇聯支援我方的戰機，其中一架直撲入敵機編隊，一陣機炮響過，日軍長機被打得黑煙直冒，既而從空中墜落，火光沖天。大家也忘記了害怕，站在那里一起拍掌稱快！后來得知，此役空軍取得了擊落日機9架的重大戰果，堪稱大捷。”

　　軍校的日子忙碌而緊張，轉眼到了畢業的時候，老人對當年畢業典禮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我們軍校生活由一次別開生面的升旗儀式作為終點。那是1939年8月末的一天，下午軍校15期4個縱隊，在校部操場上舉行了畢業典禮和閱兵儀式。晚飯后接到命令：晚上兩點起床，3點鐘隊伍出發，到終南山五臺山廟舉行15期學員結業升旗典禮。天快亮時，我們到達了集結地，此刻細雨紛飛，寒風瑟瑟，穿著單衣的我們冷得渾身發抖。這時，山上傳來了長官講話的聲音。記得有這樣的句子：‘今天2000多同學下山了，下山收復失地了’，‘敵人聽了搖頭、漢奸聽了害怕，同胞聽了高興。’隨后學員們唱起了校歌，一瞬間，山上山下歌聲此起彼伏，聲震山谷。”

　　畢業后，蘇賡泉被分配到楊德亮的42軍預備第7師21團1營1連作見習排長，連部駐在陜西馬嵬坡。

　　抗擊日寇 鐵血無悔

　　“我們在馬嵬坡駐了兩個多月后，就奉命開往甘肅隴南張家川一帶駐防。1940年5月，我團奉命到清水縣追剿西岐縣起義回民軍，不料戰斗中右腿中彈。養傷中想起自己曾和同學私下交談，誓言將來絕不參加內戰，而今卻在內戰中負傷，心里極度自責。這時，我想退伍，繼續完成學業去上大學，并將這個想法告訴了醫院管理傷兵的政治主任沈某某，希望以殘疾軍人的身份，請他保送我去上學。后來，沈主任告訴我，保送我上學可以，必須承擔一個任務，在他們規定的時間，反映學生的思想活動情況，有沒有共產黨。言下之意是讓我當特務。當時，我就想自己的父親被別人陷害致死，今天我怎么能去陷害別人呢？而且當下是國共合作時期，理當同仇敵愾，共御外侮，自己怎么能在這個時候去干這種事。于是我拒絕了沈主任，毅然回到了部隊。”

　　回到部隊后，蘇賡泉參加了為期一年的七分校戰術研究班，之后因不滿團長的軍閥作風，調到新41師，在新41師20團1營2連任連長，他所在部隊一度開赴抗日前線，實現了他參軍的初衷。

　　“那是1944年深秋季節，我所在團接到命令開赴陜西韓城，撥歸駐韓城暫編26師守衛黃河。聽到這個消息后，我十分興奮。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能夠開赴前線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槍干上一場，也算是了卻了我當年投筆從戎的夙愿。隨后，部隊從平涼出發徒步到寶雞，轉乘火車向東前進。官兵們一路上高歌《大刀進行曲》《游擊隊之歌》伴隨著滾滾的車輪聲奔赴前線。”講到這里，老人因為興奮而面色紅潤，聲音也高了起來，最后竟不由自主地唱了起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歌聲慷慨激昂。這一瞬間，老人似乎已不是年逾百歲，仿佛又成了那個血氣方剛、雄姿英發的青年軍官。

　　平靜后，老人繼續娓娓道來：“火車到站時夜幕已經降臨，由于燈火管制一片漆黑，不遠處潼關方向炮聲隆隆。部隊下車集合后立即沿著公路連夜向朝邑縣前進。由于這里與敵人已呈犬牙交錯態勢，隨時可能遭遇敵人，部隊白天就地潛伏，夜間行軍，就這樣晝伏夜行，第三天到達韓城。到達集結地后，我團接到命令以郃陽為中心，沿黃河西岸防守，我所在連駐守下陽渡口。白天為防御敵軍炮擊，只留一排兵力駐守，其余撤到附近村莊隱蔽，晚上又回原陣地，以防止敵人汽艇偷渡。我們在這里駐防長達半年之久，1945年4月，師部所屬的3個團，要各抽一個連去河南洛陽附近招收新兵，我團抽調我連前往。我們乘車到藍田縣進入藍田浴谷，經商縣到達河南西峽口，過了西峽口就是敵占區，我們沿公路晝伏夜行至鎮坪縣以東隴海線附近潛伏下來，通過秘密通道接收新兵。在這里潛伏兩天中，經常有日軍巡查鐵路的電動車打著探照燈通過。第三天晚上，情報部門傳來緊急消息，洛陽方面的日軍正向我方開動，可能向我發起進攻。我們決定立即后撤，那個夜晚沒有一絲月光，大家跟著向導高一腳低一腳急速后撤。等我們到西坪鎮時，敵人的先鋒部隊已經到達，與我防御部隊展開了激戰，頓時槍聲四起，敵人的迫擊炮彈從我們頭頂呼呼掠過。突然，一顆炮彈落在我的不遠處，我臥倒稍一遲緩，只覺得像有人迎面推了一把，我仰面倒地，清醒后感到右胸口一陣劇痛，鮮血滲透棉衣流了出來。衛生兵見我負傷，急忙跑過來，解開棉衣一看，一枚彈片透過棉衣穿入右肋骨縫隙，所幸未傷及內臟，趕緊用繃帶將傷口處纏了個結結實實。因我部不屬此次戰斗序列，被命令撤出西峽口。就這樣，我被抬在擔架上，向后方撤去，一路上聽到槍聲越來越密集，知道戰斗規模在不斷擴大。后來，獲悉此次西峽口戰役中，我軍擊斃敵人數千，取得了重大勝利。我在商縣治療了近兩個月時間，終于康復，回到駐地時已是中原大地的麥收時節。此時，日軍已勢如秋后的螞蚱，無力蹦跶，黃河防務也呈現休止狀態。”

　　不久，蘇賡泉所在師奉命載撤，連以下軍官全部移交給78軍，連以上軍官到西安軍官總隊報到，集訓等候安排。在軍官總隊住了半個月左右時間，蘇賡泉被調往165師，在團長戴克北、營長馮玉培的帶領下暫住西安市。

　　“1945年8月15日日落時分，忽然城里三聲汽笛長鳴，隨后鼓樓上的廣播傳來了激動人心的聲音：日本宣布投降了！我們聽到后，立即歡呼著沖上街頭。一時間，大街上人潮涌動。人們高呼著：‘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們勝利了！’許多店鋪燃起了鞭炮，喜慶的聲音響徹了西安上空。如今回想起來，我為自己見證了這個偉大的時刻倍感自豪。”

　　反對內戰 激流勇退

　　抗戰勝利的喜悅沒有持續多久，內戰的漩渦又席卷而來，和那個時代的許多軍人一樣，蘇賡泉也陷入了糾結之中。

　　“那時我被任命為165師495團1營2連連長。接任時，營長告訴我，連隊的主要任務是守衛這一帶的防共線，封鎖物資來往。我連守衛的地方叫呵羅寺，北面是一條很深的山溝，山溝的一側是平原，這里住有20余戶人家，由保長管理，據保長說，對面駐有八路軍的一個營。而我連的駐守地是雙方運送物資的必經之地。仔細分析研究了局勢后，我與部下制定了‘互不侵犯，和平相處，互相來往，秘密溝通，嚴防泄露’原則。這一原則執行得非常好，也使我們與駐地的村民和睦相處，數月之中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到了1946年6月，我連被調離。此后，我們與當地的游擊隊之間有過零星沖突，我每次都讓部下提早放槍，以驚擾為主，基本避免了正面交鋒。”

　　1947年3月，蘇賡泉所在部隊奉命向延安進發。延安地區山大溝深，部隊行進困難重重，而解放軍地形熟悉行軍迅速，往往是等他們趕到時解放軍已經走得無影無蹤，就這樣在人困馬乏中，國民黨軍隊先后在青華砭、蟠龍鎮戰役中連受重挫，軍心動搖。

　　接著老人給我們講述了促使他決意退出戰場的故事：“一次，上面傳來命令，瓦窯堡的第1軍31師被解放軍包圍，讓我軍星夜馳援，可惜當我們趕到時，該師已經被殲滅。天亮后，師長命令我團從瓦窯堡西面上山搜索觀察解放軍動向。我們登上山頭，四處瞭望，只見山腳下一條山溝，溝中央卻有一顆樹獨自挺立，用望遠鏡向對面山頭看時，發現對面的解放軍也正在觀察我們。我正拿著望遠鏡想看得更清楚時，忽然一聲槍響，一顆子彈從溝底飛來，擊中了我棉帽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帽子里的棉花四散紛飛。霎時，剛才溝底的那顆樹倒了下去，3個解放軍向西飛奔而去。原來這是解放軍的狙擊手，好在這一槍稍高了一點，要不然我就要留在這大山里了。晚上躺在床上，回想白天發生的事情，一夜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想著自己沒被日本鬼子的炮彈炸死，要是死在內戰的窮山枯嶺，就太不值得了。于是，暗下決心，一定想辦法不再參與內戰。說來也巧，第二天竟然發起燒來，起初尚能堅持行軍，后來路也走不了，馬也騎不了，只能被抬在擔架上行軍。于是團里讓我到后方醫院治療，我便離開了延安的戰場。”

　　此后的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蘇賡泉也隨部隊由陜西轉戰到四川。1949年11月，在成都附近的雙流鎮，他所在軍3個師和軍部一起放下武器投誠。從此，蘇賡泉的軍旅生涯宣告結束。

　　教書育人 傾盡余輝

　　投誠后，蘇賡泉等100多名連以上軍官被送到軍政大學直屬教導總隊學習改造，其間，聲明脫離國民黨。經過為期一年多的學習改造，1950年底，蘇賡泉回鄉就業。

　　“1950年12月底，我在武漢西南軍區駐漢口辦事處領取了棉衣和回家的路費，登上西去的列車，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1951年春節后，我來到銀川找工作，拜訪了原來在北京上學時認識的袁金章和潘鐘林先生，他們兩個帶我到省政府拜見了寧夏省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孫殿才。孫殿才對我十分關心，當即打電話給文教廳廳長吳友文介紹我從事教育工作。并親筆寫了推薦信，內容我至今還記得：蘇賡泉過去思想比較進步，可以參加工作，請你安排。憑著這封推薦信我參加了省里舉辦的小學教師教育研修班。結業后被聘為中衛第二小學教師。有了安穩的工作后，經同學介紹認識了妻子李淑英，婚后很快有了孩子，多年的漂泊生活終于結束。在學校，我一心撲在教學上，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隨后的運動中我未能幸免，其中甘苦一言難盡。”

　　“1979年3月，萬物復蘇，春風吹到寧夏大地。我也摘去了頭上的‘帽子’，被聘為西園中學教師。12月，政策進一步落實，我得以享受退休待遇，后來住房問題也得到解決。這一年，我雖然已經62歲了，但的確感覺到這是自己生命里的第二個春天，此后的時光里做了許多自己感到滿意、得到各方認可的工作。1985年，應中衛城建局邀請參與編寫《中衛縣地名志》，歷時半年。8月，中衛縣政協創辦業余中山學校，招收高考復讀生，我擔任高中文科班和初三班班主任，使許多人圓了大學夢，受到社會好評。”

　　“1986年1月，我被吸納為西安黃埔軍校同學會寧夏聯絡組會員。1987年加入民革，這是我政治生命的重新開始。記得1987年12月20日，中衛黃埔聯絡組成立，到會的領導、同學20余人。會議由西安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寧夏聯絡組組長匡俊連主持。在會上，新老朋友們圍繞‘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的宗旨，回顧歷史，共敘友情，其樂融融。作為一名普通會員，作為黃埔一兵，多少年來我每次都盼望著開會學習，在這里有屬于我們那個時代的語言，有我們共同經歷的生活，有我們的情誼與快樂。時光飛逝，轉眼30年又過去了，組里的同學相繼離去，中衛市只剩下了我和門祥臨（寧夏黃埔軍校同學會會員）兩人。至今，我們之間還經常聯系，噓寒問暖。雖然有時兩人在電話里聽不清對方在說什么，但這已經不是什么問題，聽到聲音，心里就非常高興。這么多年來，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寧夏黃埔軍校同學會每逢節日雷打不動的慰問，為我過生日，幫我解決生活困難等等，令我由衷地感動，我這個普通的黃埔一兵感到了被尊重、被關心的溫暖。在此，對長期關心我的有關部門致以誠摯的感謝！同時祝愿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美滿。”

　　“我是黃埔一兵”——百年的人生征程，蘇賡泉對國家無限忠誠，對人民無限熱愛，“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已深深鐫刻入他的生命。如今，這種精神展現的是對過往的從容與超然，是百折不撓的堅韌和樂觀，是揮之不去的愛國情懷和感人肺腑的人間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