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埔軍校任職期間的葉劍英

　　葉劍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建立了豐功偉績。作為我國軍事院校和軍事科研工作的奠基人之一，葉劍英早年曾參與籌建黃埔軍校，并擔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又擔任過紅軍學校校長、華北軍政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后，主抓全軍的訓練工作和軍事科學院組建工作。在多年的軍校教育與軍事科研管理實踐中，葉劍英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獨特的軍事教育思想，不但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更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理論的新篇章。

　　堅持以軍事訓練為中心，突出軍事訓練的地位

　　“訓練是為作戰”，“訓練也是打仗”，這是葉劍英提出的軍事訓練的根本指導思想。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撰寫了《實行教育軍事革命》一文，在介紹蘇聯紅軍軍事教育訓練的經驗時就提出：“一切訓練都是在與戰場最相類似的情況下進行的。它不但是在講堂上與操場上訓練，而且主要是在野外、森林中、戰壕里去訓練。它不但是用假的想定來訓練，而且用指導戰場上作戰的實地情況與作戰經驗加以重演并加以發揮來進行訓練。它特別著重夜間與惡劣氣候條件下，以及在各種攻勢、堡壘、障礙前及反坦克動作的訓練。它特別著重‘專長教育’，即各練一行的分科教育，而不是樣樣都學。”他認為，“我們應該學習蘇聯紅軍軍事教育的寶貴經驗，實行軍事教育的革命！”（紀學《葉劍英元帥》，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101頁。）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軍隊在和平環境中的中心工作轉變。他指出：軍隊在和平時期的中心工作是訓練，軍事訓練是解放軍建設和戰爭準備的一項經常性的重要工作。這是因為，“我們要戰勝裝備有各種現代武器的敵人，除了需要政治經濟的優越條件以外，在軍事上必須有受過嚴格的現代化軍事訓練的軍隊，必須有頭等的現代化裝備，必須有大量的、優秀的、有現代軍事科學頭腦的指揮干部，才能夠戰勝敵人”。（本書編寫組《葉劍英傳》第三版，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第205頁。）1959年9月，中共中央組成新的軍事委員會，葉劍英被任命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主要負責全軍軍事訓練工作。1960年又擔任了新成立的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領導全軍院校和部隊的教育訓練工作。

　　在確立以教育訓練為中心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多種困難與矛盾。葉劍英認為，要確立教育訓練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就必須正確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矛盾：（一）軍事訓練時間 同政治、文化教育事件的矛盾；（二）軍事訓練與國防施工的矛盾；（三）軍事訓練與戰備的矛盾；（四）軍事訓練與生產的矛盾；（五）軍事訓練與物資保證的矛盾；（六）軍事技術訓練與武器裝備的矛盾；（七）軍事訓練同支援地方經濟建設的矛盾；（八）軍事訓練與預備役訓練的矛盾，以及條條塊塊的矛盾，等等。（解放軍四總部《矢志共產宏圖業，為花欣作落泥紅》，《解放軍報》2007年4月28日第3版。）

　　為了解決這些矛盾，葉劍英要求大家從人民解放軍建設全局的高度來認識教育訓練工作的重要性，認真加強領導。他要求各級黨委要善于抓總和關閘，以軍事訓練為中心，統籌安排各項工作。對軍事訓練的各項內容，如技術與戰術訓練、戰士與干部訓練、步兵與特種兵訓練等等，也要統一安排，不要“單打一”；軍政首長都要管訓練，主管軍事訓練的首長要深入第一線，掌握情況，解決問題，總結經驗，及時指導，取得領導訓練的主動權；各級領導機關要上下協調，主動配合，不斷調整各種矛盾。在工作部署上，要有主有次，注意協同，不要“橫隊前進”或“孤竿直插”；在時間安排上，要有的放矢，給下邊留余地，不要統得過死，等等。經過葉劍英的大力督導，部隊各級對訓練工作的認識逐步提高，采取有利措施，不但突出了軍事訓練的中心地位，又保證了其他工作的協調發展，在全軍范圍內逐步掀起了群眾性的練兵熱潮。

　　堅持“四個結合”，提高教育訓練的成效

　　確立教育訓練為中心之后，葉劍英在系統地總結新中國建立后人民解放軍訓練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面對軍事訓練提出了總目標、總要求，——即“四個結合”。

　　一是“紅、專、健結合”。這是葉劍英對我軍官兵要達到高質量高素質所做出的全面的高度概括。“紅”，就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優良的思想作風。“專”，就是能熟練地掌握本身的業務技術。“健”，就是要有健壯的身體。他說，我們軍隊要又紅又專又健。紅、專、健，就是指德育、智育、體育。必須向著這個目標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只紅不專不行，是空談的政治家；只專不紅更不行；但只有紅專，沒有健也不行，這是“物質基礎”。現代戰爭對人的身體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身體素質不好，再好的技術也發揮不出來。

　　二是“技術訓練與戰術訓練結合”。葉劍英指出：“技術決定戰術，戰術是技術和人相結合的運用。技術訓練是戰術訓練的基礎，只有掌握了技術，才能進而學會運用戰術。戰術是人掌握和運用武器進行戰斗的原則和方法。也只有學會掌握戰斗行動的原則和方法，才能充分發揮技術的效能。因此，技術訓練和戰術訓練必須要很好地結合起來。”（劉先廷《毛澤東軍事辯證法論綱》，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第286頁。）他要求技術訓練與戰術訓練在分訓的基礎上要能進行合練。技術訓練不但要能“開得動”“打得準”，而且要能“聯得上”。戰術訓練則要能“擺得開”（正確地部署兵力、兵器）、“捏得攏”（實施堅定而不間斷的指揮，掌握部隊，形成拳頭）、“合得成”（各兵種在戰斗中協同一致，發揮整體力量）。

　　三是“訓練與科學研究結合”。葉劍英指出：在訓練中進行科學研究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訓練過程也是研究過程。在訓練的過程中，要將訓練、戰備以及執行各項任務中出現的問題，及時集中起來，進行科學研究；將科學研究的成功，再運用到訓練、戰備以及各項工作的實踐中去。經過不斷反復，總結提高，推動工作，改進技術，發展理論，使學用一致，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四是“院校訓練與部隊訓練相結合”。葉劍英強調，院校要根據部隊的實際需要來培養干部，使培養出來的干部，在經過一段實習之后，就能擔負起自己的職責。部隊則應選送優秀的、有培養前途的干部到院校深造，并熱情支持和幫助院校畢業的學員盡快熟悉部隊的情況，勝任本職工作。這樣既提高了部隊的素質，也提高了院校的威信。

　　葉劍英多次強調，“四個結合”是對軍隊訓練的總要求，也是訓練工作的總目標。全軍要軍政一致、上下一致，奔著這個目標努力。只有達到了這些要求，才算完成了訓練任務，才能用來作戰。他要求全軍：練思想、思想紅；練作風，作風硬；練技術，技術精；練戰術，戰術活。

　　對于教育訓練的對象，葉劍英認為主要是四個：院校、部隊、機關和軍外（民兵和學術）的教育。在教育訓練過程中，他要求全體官兵牢固樹立勤儉練兵的思想。同時，重視海防邊防部隊的訓練和未來戰爭的近戰訓練，特別是夜間訓練。此外，為了達到最佳的訓練效果，葉劍英要求部隊不斷研究解決訓練方法的問題。1963年，他到南京觀看郭興福教學方法的表演后，對這一方法給予了高度肯定。他認為，郭興福教學法有5個特征。第一，善于在教學中抓現實思想，充分調動練兵的積極性，并能夠發揚教學民主，集中群眾的智慧，實行官兵互教，評教評學；第二，把練技術、練戰術、練思想、練作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把兵練得像小老虎一樣；第三，采取由簡到繁，由分到合，情況誘導，正誤對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認識，掌握要領；第四，把言教與身教、苦練與巧練結合起來，使戰士百聽不厭，百練不倦；第五，嚴格要求，一絲不茍，循循善誘，耐心說服。葉劍英指出：“上述這些方法，不僅適合于步兵，而且適合于各軍種、兵種。”他認為，不能把郭興福教學法單單看成部隊訓練的一種具體方法，不能低估郭興福教學法對全軍現代化建設的意義。事實證明，在葉劍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全軍教育訓練的水平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發揚“抗大”精神，建設抗大式的學校

　　院校教育是軍事教育訓練的中心工作。葉劍英在領導全軍部隊進行教育訓練的同時，投入極大精力指導和關注軍隊院校的組建工作。他說：“軍隊在和平時期的中心工作是訓練，而部隊訓練的重點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擔負訓練干部任務的學校工作，就成為軍隊中心工作的中心。”有了這樣的認識前提，葉劍英便身體力行著手院校建設工作。他多次深入院校第一線，了解院校建設情況，出席院校工作會議，親自給學員講課，進行講評，對院校的教育訓練給予具體的指導。從1955年開始，他先后主持召開了14次小型院校工作座談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著手制定全軍院校培訓干部的規劃。

抗日戰爭時期，葉劍英在延安

　　對于軍事院校的辦學定位與發展，葉劍英認為，要“以抗大為榜樣，辦抗大式的學校”。他在一次全軍院校政治教育教學改革會議上，總結了“抗大”的基本經驗：（一）有正確的方針；（二）有堅強的領導；（三）有良好的校風；（四）有正確的教學原則；（五）教學內容少而精；（六）學制短；（七）教學方法生動活潑；（八）重視教員隊伍的建設；（九）十分重視政治教育；（十）自力更生、勤儉辦校。他指出，辦校中要貫徹毛澤東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干部訓練方針，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直接為戰爭服務的辦校方向。他號召：“全軍院校一定要發揚抗大的革命精神，發揚抗大的光榮傳統，向‘抗大式的學校’這個目標奮勇前進。”（袁德金《毛澤東軍事思想教程》第二版，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64頁。）

　　為了培養出合格的學員，葉劍英強調要加強德育、智育、體育的訓練。他說：“現代戰爭中，指揮員要善于掌握新武器，能組織和發揮新武器的綜合能力。不論陸、海、空軍和防空軍都要在同時、同地發揮綜合的力量，用以殲滅敵人。沒有強健的體制，不能忍受現代戰爭晝夜連續的戰斗活動；沒有高度的政治覺悟，不能忍受這樣的大殺傷和破壞；沒有現代知識，不能掌握和發揮新武器的綜合力量。沒有這些，就不能成為現代條件下的軍官。”（陳火祥《新時期葉劍英軍事干部政治素質論》，《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50-53頁。）

　　而在軍隊院校體制方面，葉劍英主張“三級制”。就是士兵、軍士晉升為尉官時，或在尉官任職時期沒有經過正規學校訓練的干部（包括營以下指揮員和相應的參謀人員），必須進入軍事學院受一次完成教育；由尉官晉升校官，或在尉官、校官任職期間沒有進過正規學校學習的干部（包括正營以上、副師以下的指揮員或相應的參謀人員），必須進入軍事學院完成教育；由校官晉升為將官，或在將校官任職期間沒有進過正規院校學習的干部（包括各軍種、兵種正師以上的軍政后勤干部、高級參謀人員和校級以上的學術研究干部），必須進入高等軍事學院接受一段時間的培訓。

　　在訓練程式上，葉劍英提出了“兩股繩”的訓練模式。即軍官訓練分為“完成”和“速成”兩種，將普及與提高結合起來。“完成訓練”采取“三級制”的方法進行。“速成訓練”，主要是根據戰術、技術的發展，有重點地而且多樣地解決干部在服役期間的深造與提高問題，其方法是采取輪訓或集訓。要求學習內容少而精，時間短而少（一年以內）。畢業后通常是留任原職。實踐證明，“三級制”“兩股繩”式的教學體制是符合軍校教育實際的，更是行之有效的。

　　在教學過程中，葉劍英十分強調教學民主。他認為，教學民主既是教學原則，也是教學方法，當教員與學生之間、教員與教員之間、理論與實踐之間發生矛盾時，可以通過發揚教學民主來解決。他將整個教學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教學準備階段，主要是指作好教學的準備工作，定出講授提綱；二是教學實施階段；三是教學檢查階段，主要是指通過考試來檢查教學的效果。

檢閱部隊的葉劍英元帥

　　為了不斷提高教學質量，葉劍英還主張堅持教學改革，并將它作為院校工作的重要環節。他要求全軍各院校，圍繞教學思想、教學制度、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作風五個方面進行改革。1962年3月，他向中央軍委作了《關于改進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學院教學工作的報告》，針對“兩院”教學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改進意見。他建議進一步明確訓練任務、內容和學制；加強教員工作，充分調動教員的積極性；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逐步修改教材，提高教材質量；加強學術領導，嚴格教學要求，健全教學制度，等等。1963年1月，這份建議經中央軍委批準后，立即轉發全軍執行。同時，為了進一步明確教學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他先后到長沙政治干校等地調查研究，并連續召開西安空軍第四高級專科學校、全軍工程技術院校教學改革現場會和北京全軍院校政治教育改革會議，從各個方面提出了改進院校工作的意見。葉劍英以他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辦學經驗，為軍隊院校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加強軍事科研，服務軍隊建設

　　毛澤東指出：先進的軍事理論，是軍隊建設得以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是戰爭的重要制勝因素，也是搞好軍事教育訓練的重要方面。葉劍英十分重視軍事科學研究工作。在經過深入的調查論證之后，他于1956年向軍委提出建立軍事科學院的建議。經軍委批準，成立了以葉劍英為主任的軍事科學院籌備委員會。1958年，他被正式任命為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

　　建立軍事科學院，是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一個創舉。葉劍英指出：“軍事科學是研究戰爭和戰爭規律的，戰爭和戰略的理論是它的骨干。軍事科學來自軍事實踐，又反過來對軍事實踐起著重大的指導作用。我們要建設現代化的國防，發展先進的軍事技術，改善武器裝備，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掌握現代的軍事手段，而沒有正確的軍事理論的指導，也不能有效地對付現代化的敵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價。”（丁家琪《葉劍英與軍事科學院的創建和發展》，《軍事歷史》2003年第2期19-24頁。）對此，他認為，要完整地準確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并以之為指針，總結我軍的經驗，認真研究敵人，有選擇地吸取外國軍事上的有益經驗，探索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指導規律，為國防建設、軍隊建設和未來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服務。基于這樣的一個指導思想，葉劍英將軍事科學的研究范疇劃分為軍事思想、軍事學術、軍事技術三個方面。

　　對于科研的原則，葉劍英認為，應該堅持“以我為主”的方針。他指出：“一定要以我為主”，就是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針，以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為依據；以總結我軍經驗為主，有選擇地吸收蘇聯及其他國家的經驗；認真地研究敵人；從我國我軍現實情況出發，照顧到今后可能的發展。他認為，這四條是個統一體，不能孤立和分割。通過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采取厚今薄古，學習、研究、生產三者相結合的方法，廣泛地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成就，從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出發，研究出適合我軍在未來戰爭中所需要的戰術、戰役的指導思想及作戰方法，編寫出我軍的作戰條令和我軍戰史，摸索一條適合我軍發展的科研之路來。在主持和參與科研工作的過程中，葉劍英還總結出一些寶貴的科研方法：一是“不孤不空”。葉劍英指出，研究機關有兩怕，一怕孤立，孤立起來研究；一怕空洞，連篇累牘，沒有實質的東西。他認為，“研究軍事學術最根本的方法是不斷深入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官兵）。”二是“上山采藥”。葉劍英指出，資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因此，我們要以李時珍上山采藥寫《本草綱目》的精神深入到連隊的士兵群眾、下級干部中間有目的地去收集資料。三是“深鉆探寶”。葉劍英形象地指出：“從事研究工作，就好像地質學家的鉆探一樣，從一點上深入，針對一點，深入鉆探研究轄區，取得我們所需要的寶藏。鉆，就是對占有的大量資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進行綜合分析研究。”四是發揚學術民主。他認為，學術民主、學術爭鳴是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必要條件。在學術研究上要貫徹群眾路線，造成一種鉆研學術的空氣。要“七分民主，三分集中”，要有“科學研究的民主”，“堅持真理的集中”。五是“牽騾子過河”。針對學術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他用騾子過河來做比方。他說，所有的騾子都要過橋，可有匹騾子不肯過橋，如果不把它拉開，讓別的騾子走，一天也走不過去。所謂難題就是不肯過河的騾子，必須想辦法把它拉開。有了難題，就要集中攻關，進行討論，從而推動科研工作的進展。他要求全體科研人員要發揚“攻關”精神，認真進行學術準備，拿下一個一個“攻關”項目。（薛海玲《葉劍英軍事科研思想論析》，《軍事歷史研究》2012年第2期153-156頁。）事實證明，他的這些方法，對于我們今天搞好科研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葉劍英的親自主持下，《合成軍隊戰斗條令》《軍師戰斗條令》《政治工作條例》等條令條例，從1961年至1964年先后由軍委批準頒發全軍試行。這些條令條例的頒布執行，加速了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