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它的興盛衰落始終與國共兩黨的親疏離合密切相關。多年來，學術界對黃埔軍校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卻忽視了黃埔軍校信仰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使得國共合作創辦起來的軍校在意識形態上難于獲得合理的解釋，也無法找到軍校內部顯現出的錯綜復雜的斗爭與合作現象的根源。

　　作為國共合作創辦起來的軍校，它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國共不同性質的兩黨在合作過程中意識形態上的矛盾和分歧。隨著孫中山逝世絕對權威的消失，國共兩黨的關系陷入了一種極其微妙并且危險的境地。[1]在軍校內部則主要表現為以信仰不同為由引發的學生之間的派別爭斗，以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對峙為高潮。1926年4月由于兩會沖突的激化影響了校內同學間的團結和學校的穩定，兩會相繼被解散，成立黃埔同學會，之后信仰和主義的直接碰撞被掩蓋起來直至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由于資料所限，本文將信仰問題的考察界定為1924－1926年前后，即第1－4期黃埔軍校的初創時期。

　　一、黃埔軍校信仰問題的由來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開學典禮上發表了著名的開學演說，表示要把黃埔軍校的學生培養成為具有主義的真正的革命軍，進入黃埔軍校的學生“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2]

　　黃埔軍校辦學的目的既然是培養富有革命戰斗精神的軍人來挽救中國的危亡，所以在招收學生時必然經過一番細密的選擇，對國民黨的主義和精神有相當了解的人才會被錄取。在思想上，“能了解國民革命速須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黨主義之可能性，或接受本黨主義之思想。”通過“用口試法，觀察對于三民主義了解之程度和性質”。 在組織上，有本黨黨員介紹，全體加入中國國民黨。[3]

　　作為國民黨改組后第一年最重要的基礎設施。[4]部分學生在入校之前已經加入國民黨，沒有入黨的也集中在5、6月集體入黨。“第一次上課是填表，集體加入國民黨。大家毫無思想準備，想不到參加國民黨的手續這么簡單，一堂課下來都成了青一色的黨員了，后來一些同志都把這件事情當笑話說。”[5]在填寫入黨申請書上入黨介紹人時廖黨代表說：“你們對于隊上的官長和同學，可能不知道誰已經入黨，那就寫校長和我也可以。我們兩人作為你們的入黨介紹人。”入黨申請書填好交上去，經校長辦公室審閱后，過了幾天就全體集合舉行入黨宣誓儀式。[6]可見，盡管國民黨在改組后規定，凡是國民黨黨員都要重新登記談話，每人必須填一張表，經審查同意后，方是改組后的國民黨黨員，發給黨證，” [7]但仍然存在著像黃埔軍校學生一樣經過簡單的程序便集體入黨的現象。這種沒有經過一段時間的嚴格考察便集體入黨的情況，似有急功近利之嫌，難于避免魚目混珠良莠不齊的現象，給投機分子敞開了方便之門，給國民黨和黃埔軍校的組織管理留下了隱患。

　　進入黃埔軍校的學生大多是18—25歲之間，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知識青年朝氣蓬勃，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尤其是五四以后他們在思想上表現出尊西崇新的心態，“現在的一般青年，未免也太愛時髦了……不談政治而已，一談政治，至少也要共產主義，再不然，還要無政府主義。”[8]而當時，“孫中山聲稱其‘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時，自某種意義上即是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或者說是為了將當時知識青年對社會主義的崇拜，吸引和轉移到對其三民主義的信仰上來。”[9]羅志田先生在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時也認為，“社會主義”的招牌在那時具有相當的吸引力，盡管各派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的實際內涵可能相差甚遠。[10]對社會主義的崇拜成為當時知識青年的社會時尚。在黃埔軍校內一般員生的思想“于國民革命完成之后，大約都有一個轉入共產主義的理想，這是“五四”以后一班人——就象我這樣算不上先進、比較落后的人都有的。”[11]是否信仰共產主義成為了區分青年“落后”和“先進”的標識之一。然而，就目前我們看到的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入學調查表[12]中顯示出來的學生信仰的最初狀態，卻無法看到表明信仰共產主義的學生，而看到學生入校時信仰的多樣化以及在信仰問題上無所適從的心態。

黃埔軍校一期生的宗教信仰狀況

（資料來源：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7輯567——570冊，文海出版社。轉引自趙金康：《黃埔軍校一期學生入校簡況》，《史學月刊》1994年第4期。）

　　表格中的統計數字顯示有456名學生持無宗教觀點， 32人信仰儒教、孔教等中國傳統宗教，25人信仰基督教、耶穌教等外來宗教，這表明軍校讓絕大部分學生接受三民主義的信仰后迅速成長成為可能。當然，僅僅就表格顯示出來的信息來考察學生的思想信仰問題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信仰作為意識形態具有變化的不確定性，且每個人填寫表格時對“何為宗教信仰”有不同的理解，因此這些統計數字并不足于反映學生真實的思想狀態，然而它還是給研究者提供了一些信息，尤其是考察“信仰三民主義”的學生的具體情況更會給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啟示。

　　從學生親自填寫的調查表中看到，蔣先云、陳賡、趙自選、李強之、朱然5人明確表明信仰三民主義，[13]其中，蔣先云、陳賡、趙自選3人在入校之前已經是表現十分活躍的共產黨員。如果信仰三民主義是積極響應軍校的號召，那么和其他同時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就讀的22名共產黨籍[14]的同學相比，3人彰顯出年輕人的意氣風發。但就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產黨方面的政策來說，共產黨員只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思想上并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表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基于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標，并不會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守本黨政綱、不遵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15]國民黨方面也認為，即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并非放棄其無產階級之立場，而同化于國民黨，系在同一目標下，共同努力；共產黨之獨立組織及其立場，亦未因此而稍有損失。”[16]尤其是孫中山積極倡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于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沖突，并且是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細心去研究的。”[17]因此，3名具有雙重黨籍的學生（又稱“跨黨”學生）填寫信仰三民主義無疑是響應軍校的號召，但確實有悖于共產黨員的真實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生尤其是“跨黨”學生在思想信仰上的無所適從。

　　姑且不論入校前每個人的思想信仰，進入軍校之后，學校在思想上主要進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教育，也灌輸一些馬列主義思想。開設的政治課程有《三民主義》、《本黨黨史》、《國民革命概要》、《社會主義運動史》、《政治學概論》、《經濟學概論》、《世界政治經濟狀況》、《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各國革命史》等。

　　在信仰上，學校要求絕對信仰三民主義，不允許其他信仰的存在。一期生熊敦入校后相信無政府主義，被開除出校。[18]同時，學校對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十余名，發動學生暗中偵察，“系揭破他們-無政府主義者之內幕，使之在此校無立足之余地。”[19]學校堅決打擊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學生，但在思想上有關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系使本來就信仰模糊的青年莫衷一是。在缺乏思想抗體的情況下，引發了學生的信仰問題，在思想上始終存在著無所適從的狀態。一期生鄭洞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坦率地說：“我本人的思想當時還算是比較進步的，但仍有很大的局限。譬如我對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的異同就搞不清楚”，“我雖然愿意親近并很尊敬師生中的共產黨人，但對他們的信仰和根本政治主張卻了解得甚少，這也是我當時思想上比較傾向于共產黨人，卻始終未加入中共的原因。”[20]一期生徐向前1927年在武漢加入共產黨，這在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中入黨時間是比較晚的。在談到自己從三民主義信仰轉變到共產主義信仰的問題時，他說：“我以前曾幼稚地認為，一個人要么信仰這種主義，要么信仰那種主義，總不能腳踏兩只船，同時信仰兩種主義。后來才知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國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棄自己的信仰。”[21] 加之學生素質的參差不齊，有學生選舉中的選票上“有寫‘石達開’、‘林覺民’、‘曹錕’及‘蔣中正的雇用人’、茅延楨寫成‘毛益蒸’等字樣。并且個人選舉胡寫一氣，未曾用觀察力考試一番，再來寫上，”[22]更延續了思想上的模糊狀態。

　　總之，黃埔軍校一再強調信仰三民主義，但實際上，作為國共兩黨合作創辦起來的軍校只能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主體的信仰。孫中山宣傳兩黨在信仰和主義上并無多大區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但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畢竟是兩個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不同的理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雙方可以跨越信仰和主義的不同攜手合作，但始終存在著由于信仰不同而引發矛盾的危機。

　　二、圍繞信仰問題的斗爭

　　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和政治部在思想和信仰的灌輸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政治部是軍校擔任政治教育的惟一機關，其主要的職責，對內“負有政治訓練或指導之責”；對外“負宣傳組織及政治指導之責”。政治部對黨代表負責，黨代表命令并指導政治部。

　　黃埔軍校第一期期間政治部的主任先后為戴季陶、邵元沖，兩人任期都很短，“中間有好幾個月政治部沒有主任。”這個時期的政治工作除了汪精衛、胡漢民等政治教官的一些演講之外并沒有地真正開展起來，“政治部的工作很清淡”。[23]政治教育主要通過校長蔣介石的精神講話進行。蔣介石利用各種機會不厭其煩地對學生進行精神教育，“第一期學生可說是我個人親自指揮出來的多，其中雖不能完全按照預定計劃做到，但是在精神上說，差不多由十分之八，做到原來的希望了。”到了以后幾期，“因有東征之役，就不能專心一志，如教育第一期學生一樣。”[24]

　　在多次訓話中，蔣介石強調革命軍人要以三民主義為信仰。1924年6月26日在軍校的演講中說：“真正的革命軍人，是要以信仰三民主義，服從紀律為職責。”[25]在出現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學生要離開軍校時，蔣介石很是生氣，對學生訓話時把三民主義的信仰強調得更高，他說：“以后我們黨員對于三民主義絕對要服從，不準有一毫懷疑，而且不許有批評三民主義的態度，如果有懷疑三民主義或變更三民主義的人，就是叛黨，那都是我們的敵人。”[26]此時，盡管國民黨右派在軍校散布《護黨特刊》進行反共宣傳，但并沒有造成多大的影響，“右派的人，真是何苦多此一舉？！”[27]國共兩黨的關系還是比較融洽的，同學間精誠團結，第一期學生組成教導團參加了平定陳炯明叛亂的第一次東征，取得了勝利，“如果單純從軍事觀點上說，以二十萬眾的粵、湘、滇軍血戰經年卻不能打敗陳炯明，后來只加了兩個團（指黃埔軍校教導團）。以數千之眾，即起了全部勝負決定的作用，這不是奇跡嗎？這是由于新成立的兩個團，是新的革命軍隊，是有著革命的三民主義作為政治工作基礎的軍隊。政治力量超過了敵人，提高了戰斗力，保障了軍隊本身及軍隊與人民的團結。”[28]

　　1924年11月，從法國歸來的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當時正值第一期學生畢業第二期學生入學之時。此后，軍校的政治工作出現了生機勃勃的局面。幾乎同時，中共廣東區委在黃埔軍校建立了秘密的黨組織-中共黃埔支部，直屬中共廣東區委軍事委員會領導，由軍委書記周恩來負責，共產黨的力量在軍校得到了發展。隨著共產黨影響的擴大，“黃埔學生匯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對立就更加鮮明了”[29]，主要體現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以下簡稱“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國民黨右派控制的孫文主義學會的矛盾和沖突上。圍繞信仰問題的斗爭以信仰分歧為名號，實則為國共沖突的具體體現。

　　1、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沖突

　　為團結廣大青年軍人的力量共同參加國民革命，在周恩來的提議和主持下，1925年2月，經過軍校黨代表廖仲愷的批準，校長蔣介石的同意“青年軍人聯會”建立起來了。在創立之初，它并不是黨派色彩明朗的組織，只是一個在軍校公開活動的群眾性組織，凡是黃埔軍官學校的同學為“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當然會員，賀衷寒、曾擴情都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籌備。隨著“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發展壯大，有越來越多的中共黨員加入“青年軍人聯合會”，并成為“青年軍人聯合會”的骨干成員和基本力量，中共黨員在其間的比重越來越大。在該會的刊物《中國軍人》、《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周刊》發表文章的，又多是共產黨人，他們言論激進，難免刺痛了一些國民黨人。“青年軍人聯合會”由最初全體同學參與的群眾團體逐步發展成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群眾團體。此時國民黨右派分子謝持等人來校煽動反共，宣稱“青年軍人聯合會”的負責人蔣先云、周逸群等共產黨人在軍校內部公開散發《向導》周報和其他宣傳共產主義的刊物，斷定“青年軍人聯合會”不是一般的群眾組織，而是發展共產黨組織的據點。面對這樣的情況，1925年4月，在賀衷寒、繆斌等人的組織倡議下，以努力研究中山主義為名成立中山主義學會，向全國征收會員，之后發展為孫文主義學會。該會的實質“就是以研究孫文主義為目的，來組織一個學會。既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又是研究我們孫文主義。難道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會來加入嗎？如此我們就可以與他們劃上一道鴻溝，爾為爾，我為我。”[30]從王柏齡一席話中明顯看到孫文主義學會的創立“專為對付青年軍人聯合會而起的，并不是為了要學什么孫文主義”。[31]

　　孫文主義學會成立后，國民黨內反共活動就由暗渡陳倉與明修棧道結合起來。[32] “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明爭暗斗非常激烈，校黨代表與政治部為處理雙方因斗爭而發生的糾紛頗費周章。孫文主義學會的成員平時監視學生中的共產黨員，有時甚至夜里偷竊共產黨員文件。兩派打架的事情時有發生。第一次東征期間，發生了林振雄（孫文主義學會會員）和李漢藩（青年軍人聯合會會員）發生口角，林竟然向李開了一槍，幸未打中，“此事在當時掀起了大風潮”。在東征前線梅縣的一次集會上，李之龍和賀衷寒打了一次大架，一直鬧到蔣介石那里，造成了軍校的混亂和人心浮動。1925年2月初包惠僧接任政治部主任后，為把學生的浮動情緒安定下來，政治部將政治課程加多，使學生終日忙于聽講與閱讀書籍、整理筆記的方面，開會討論問題的時間減少，免得他們的思想感情有所激動。[33]

　　2、領導層對于兩會沖突的態度

　　對于“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的摩擦，軍校黨代表廖仲愷批評道：“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的同志大多數沒有把目前革命的任務搞清楚，沒有認識到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都是黃埔軍校的同學，都是革命的同志，各立門戶，互相摩擦，把革命的精神實力在內部鬧小宗派抵消了。”[34] 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聽到情況的匯報后指示：“對孫文主義學會的反動分子固然要斗爭，黨不能采取打架的方式。……最要緊的是在群眾中建立我們的威信。”[35]青年學生往往意氣用事，用打架等簡單的方式來處理同學間觀念不同的問題，造成了同學間的矛盾和沖突。這樣的矛盾在國共合作兩黨關系微妙的背景下給兩黨的關系造成了不良影響，逐步演化和上升為國共兩黨的沖突。

　　1925年8月軍校黨代表廖仲愷被暗殺，汪精衛11月接任黨代表，在信仰問題上汪精衛提出本校學生仍然還是“努力研究本黨主義”，“所以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書籍，以及表同情于本黨惑贊成本黨政策而極力援助本黨之一切出版物，除責成政治部隨時購買外，本校學生皆可購閱。”除此之外其他的主義和思想是禁止宣傳的，“假冒愛國之名而實行反革命之一切刊物，如《醒獅》之類，皆在禁閱之列。”[36]

　　汪精衛接任軍校黨代表到第二次東征前后，校長蔣介石的言論和行動極具迷惑性。在二次東征期間，蔣介石已向周恩來提出要把軍隊和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以及加入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名單交給他，遭到周恩來的婉言拒絕。后來蔣介石又進一步提出了為了保證黃埔軍校的統一，共產黨員或者退出共產黨，或者退出黃埔軍校和國民黨，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不愿意的。[37]在已經流露出要排擠共產黨之時，蔣介石言論上仍高唱“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朋友”，他在二次東征后完成的《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中，甚至公開發誓：“吾敢率國民黨內共產與非共產諸同志，集合于國民黨青天白日旗下，以實行吾總理革命主義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為國民革命而死，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也。”1925年12月底孫文主義學會分子企圖在廣州舉行反共示威游行，蔣介石在汕頭得知消息后，“漏夜嚴電阻止。”[38]

　　之后，蔣介石開始了一系列排擠共產黨員的行動，以信仰不同為名，借以調停“跨黨”黨員為中心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之間的沖突為由進行組織上的清理。
　　第二次東征后，蔣介石在潮州行營召開第一軍政治部職員、各級黨代表會議時提出“校內準共產黨員活動，凡有一切活動均得公開”，國民黨“加入共產黨者須向特別黨部聲明”。[39]翌年3月中山艦事件之后，蔣介石逼走了黨代表汪精衛，4月3日提出“整軍肅黨，準期北伐”的建議案，在“軍制意見”[40]中，要求第一軍跨黨黨員退出軍官和黨代表的職位。其理由是國民黨的理論是三民主義，所以“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分子”不適于擔任國民黨干部。由于第一軍左右派的對立有時引起暴力事件，因此共產黨最終也接受了這個消除對立的提案，退職工作在和平中進行。4月20日蔣介石在設宴招待退出第一軍的共產黨員發表演說，強調了一個黨里只有一個主義才好，國民黨的領袖只有總理（孫文）一個人。[41]想以此來解釋共產主義者排除出國民黨的正當性。

　　1926年4月7日蔣介石發布解散軍校內諸團體的命令，此后不得再有各種組織發生。[42]同年16、21日“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分別解散。隨后，經過若干準備，以校長蔣介石為會長，軍校全體學員為成員的黃埔軍校同學會于6月27日成立，此后“尤其不準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43]

　　三、共產黨在黃埔軍校中占據了宣傳上的優勢

　　共產黨在黃埔軍校宣傳上的優勢主要表現在共產黨人基本控制了軍校的政治部，在宣傳導向上掌握了主動權。在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之時正值黃埔軍校第四期期間，共產黨員在軍校不再是“跨黨”的雙重身份，但無論是學生的數量和教官的力量，在歷期軍校中中共的力量是最強的。這既有中共有意加強軍校的力量，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共產黨員在政治和宣傳工作的出色表現獲得了包括校長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人的認可。

　　黃埔軍校的宣傳工作主要由政治部負責。從1924年11月周恩來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始直至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政治部的正、副主任中中共或親共的即占了6人，他們是周恩來、包惠僧、魯易、汪精衛、邵力子、熊雄。[44]此外，惲代英、聶榮臻、肖楚女、張秋人等一批共產黨人先后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教官，他們直接參與黃埔軍校的政治和宣傳工作，大力推動軍校政治宣傳工作的開展。同時他們在學生中進行政治教育，也掌握了與政治教育相應的宣傳報刊，甚至有些還直接參與了軍校報刊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這就為共產黨在軍校宣傳有利于自身的主張提供了條件。例如，作為黃埔軍校的機關報和軍校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黃埔日刊》[45]在軍校和群眾中的影響很大。該報的編輯工作由軍校政治部負責，共產黨員安體誠、宋云彬、尹伯修和李逸民組成編輯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熊雄對文章進行最后把關。編輯李逸民回憶道，校內新聞的刊登就比較麻煩，“例如蔣介石的講話不登不行，全登也不行，因為他的許多言論有問題，需要經過整理和編寫，稍有疏忽，就會出岔子。”[46]

　　附：（1924-1926）年黃埔軍校出版報刊一覽表

（資料來源：葉文益：《廣東革命報刊史》（1919—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頁。）

　　除了掌握宣傳報刊之外，共產黨人還不斷發展壯大自身的力量。共產黨不僅數量發展很快，而且素質優秀。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黃埔學生的威信很高，凡是優秀學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共產黨”。[47]這不能說是偏袒的說法。所謂的優秀性是指他們在實際工作、團結能力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尤其在理論宣傳方面表現出來的卓越才能。正因為如此，蔣介石也說：“本黨所有的宣傳機關和言論機關，可以說是統統都屬于諸CP同志。”[48]1926年3月“中山艦事變”之后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國共兩黨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此時正值黃埔第四期招生，中共中央發出通告要求各地多派人報考軍校，以免軍校被國民黨右派占據。因此，第四期學生共產黨員達270多人，是創校以來共產黨員人數最多的時期。[49]與此同時進入黃埔第四期政治部工作的教官中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如熊雄、惲代英等，他們是黨內一流的理論家，在宣傳和政治工作中具有卓越的才能。在教官中，中共的力量比第一、二、三期強，國民黨認為“此時政治部成了共產黨活動的中心，比較軍校第一、二、三期與四期以后的政治工作真是不能同日而語。”[50]蔣介石在國共兩黨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時，他在人員的任用尤其是政治人才的任命上還是十分重視共產黨人，正如楊奎松先生所說的：“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是要確保自己的和國民黨的政治生命與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產黨分手，一直在做軍校校長并且帶兵打仗的蔣，比較兩年前和兩年來的經歷，比較國共兩黨軍官、教員和學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能力，他的感受同孫中山、戴季陶一樣，深知共產黨青年‘最能奮斗’。” [51]

　　結 語

　　黃埔軍校匯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如何看待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系引發了青年學生信仰上的模糊。但是，信仰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是凝聚青年學生精神力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歷史任務面前，黃埔學子拋棄思想信念上的不同，精誠團結，取得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北伐戰爭的勝利。同時，信仰的不同也是國共兩黨沖突的淵源，它在軍校內部的顯現是一個逐步公開化表面化的過程。

　　共產黨人盡管占據了軍校中宣傳的優勢，但它并沒有取得軍校實際的領導權，軍事力量也沒有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壯大。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在總結這段經驗教訓時，認為當時的共產黨忽視了軍事力量的發展，因此宣傳的優勢就喪失了有力的支持成為無本之木。毛澤東由此得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指引共產黨在此后的革命征程中最終取得了勝利。

　　[1] 參見楊奎松：《孫中山與共產黨-基于俄國因素的歷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 孫中山：《陸軍軍官學校開學演說》，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頁。

　　[3]《招生簡章》，《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36頁。備注：根據零散的校史記載和回憶錄，各期學生招生的要求基本相同，只是在個別要求上略有區別。由于最早的招生簡章尚未發現，該簡章參照的是1925年的《黃埔軍官學校之調查》。

　　[4]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69頁。

　　[5]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頁 。

　　[6] 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頁。

　　[7] 羅章龍：《椿園載記》，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頁。

　　[8] 袁同疇：《一封談論“戀愛問題”的信》，1926年12月5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轉引自王奇生：《從容共到容國-1924-1927國共關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53頁

　　[9] 參見《從容共到容國——1924—1927國共關系再考察》，第53頁。

　　[10] 參見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后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1] 季方：《黃埔散憶》，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文史資料委員會1984年版，第208頁。

　　[12] 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7輯567冊-570冊，文海出版社。該資料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一、二、三、四隊學生的詳細檔案。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取生350名，編為第一、二、三隊。備取生120人，編為第四隊。1924年11月將軍政部講武堂（亦稱湘軍講武堂）158人并入軍校，編為第六隊。1924年5月5日學生入校，6月16日舉行開學典禮，11月31日共有635人畢業。

　　[13]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7輯567冊、569冊，文海出版社。

　　[14] 曾慶榴、江鐵軍：《關于黃埔一期中共黨員的考證》，《廣東黨史》2002年第4期，第37頁。在入校前有25人加入了共產黨，即25人是雙重黨籍的學生（又稱“跨黨”學生），

　　[15] 《北京代表李大釗意見書》（1924年1月），《李大釗文集》（下），第704-706頁。
　
　　[16]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1935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7輯860冊，第9頁。

　　[17]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6頁。

　　[18] 1924年7月30日，《張隱韜烈士日記》。

　　[19] 1924年8月5日，《張隱韜烈士日記》。

　　[20] 鄭建邦、胡耀萍：《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團結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頁。

　　[21] 《歷史的回顧》，第42頁。

　　[22] 1924年7月3日，《張隱韜烈士日記》。

　　[23] 《本校政治工作之歷史發展》，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續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0頁。

　　[24] 蔣介石：《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序》

　　[2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頁。

　　[26] 《蔣介石年譜初稿》，第221－222頁。

　　[27] 1924年8月27日，《張隱韜烈士日記》。

　　[28]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頁。

　　[29] 黃 雍：《黃埔學生內部斗爭的起因與發展》，《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341頁、

　　[30] 王柏齡：《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338—339頁。

　　[31] 曾擴情：《黃埔同學會始末》，《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第262頁。

　　[32]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頁。

　　[32] 《包惠僧回憶錄》，第209頁。

　　[33] 《包惠僧回憶錄》，第157頁。

　　[34] 《包惠僧回憶錄》，第157頁。

　　[35] 《汪黨代表訓令》，《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78頁。這個時期的國共之爭，很少在輿論宣傳上公開對峙。大革命時期中共在思想戰線上的交戰對手主要是國家主義派。這個時期與《向導》進行正面交鋒的，一直是《醒獅》，對西山會議派和其他國民黨右派的批判只是偏鋒而已。參見王奇生：《從容共到容國-1924-1927國共關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62頁。

　　[37] 周恩來：《關于1924－1926年黨對國民黨的關系》，《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第19頁。

　　[38] 1925年 12月28日，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龍門書店1965年印行，第573頁。

　　[39] 《調和本校黨爭》，《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7冊，1936年編，第22頁。

　　[40] 1926年4月3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41] 1926年4月14、20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42] 《取消黨內小組織校令》，《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7冊，1936年編，第24頁。

　　[43] 《黃埔同學會始末》，《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第266頁。

　　[44] 參見黃振涼：《黃埔軍校之成立及其初期發展》，臺北中正書局1993年版，第188頁。

　　[45] 《黃埔日刊》初名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日刊》，1926年3月3日創刊，由軍校政治部編輯出版，1926年5月25日改名為《黃埔日刊》。該報每日一張，對開四版，是一份報道軍校時事及日常生活為主的通俗機關報。改名為《黃埔日刊》后發行量由每日6000份驟增到2.6萬份，是國民革命軍中影響較大的一份報紙。

　　[46]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頁。

　　[47] 1926年4月20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又參見覃異之的回憶。

　　[48] 蔣介石：《關于中山艦事件》，《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372頁。

　　[49] 2003年9月1日曾慶榴教授在“咨議局講壇”上關于《共產黨與黃埔軍校》講座。

　　[50] 參見《黃埔軍校之成立及其初期發展》，第189頁。

　　[51] 參見楊奎松：《蔣介石從“三二Ο”到“四一二”的心路歷程》（正編、續編），《史學月刊》2002年第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