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發出公告稱，因為雨季汛期的緣故，導致該紀念館整體改造項目工期延長，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軍校路170號大院內各史跡點將延長閉館至6月16日16時。亦即，6月16日16時起，紀念館恢復對外開放，當日開放至20時（19時30分起停止進館）。

　　回看100年前的6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在此舉辦。看來，施工總算趕在黃埔軍校百年紀念日當天完成，舊址紀念館能夠恢復對外開放。

　　其實，進入6月，從廣州，到北京、上海，還有香港、臺北等地，中國各地，紀念黃埔軍校100周年的各種活動，此起彼伏。

　　6月2日，在廣州舉行的“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傳出這樣的聲音——“1924年6月，在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創辦黃埔軍校。這是中國第一所真正意義上培養革命軍隊的新型學校，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并重，為中國革命培養和輸送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被譽為‘將帥的搖籃’。”在這一由黃埔軍校同學會、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指導，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中共廣州市委黨史文獻研究室等單位主辦的研討會上，黃埔軍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侄子周秉和在致辭中說，黃埔軍校為中國革命、民族抗戰做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作為黃埔后人，我們有責任，以我們的所知，向海內外向下一代講述黃埔故事，弘揚黃埔精神，召喚全世界更多中華優秀兒女，學習老一輩黃埔人，忠于民族，熱愛祖國，艱苦創業，為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奉獻自己的力量。”

　　“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結晶，具有深厚的紅色傳統，鑄就了‘愛國、革命’的和新基因。在黃埔精神的激勵下，黃埔軍校師生為中國近代史書寫了不朽篇章，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我們要緬懷黃埔先輩，弘揚黃埔精神，助力國家統一大業和民族偉大復興。”6月6日，在京召開的“孫中山與黃埔軍校——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鄭建邦如此說道。

　　坐落在珠江江心的黃埔島，又名長洲島，是廣州東南方的門戶。一百年來，它守望珠江口，見證著中國人民追尋強國強軍之夢的歷史足跡。1924年6月16日，就在這座島上，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創辦的陸軍軍官學校，亦即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此后，從黃埔掀起的革命怒潮迅速席卷全國，這片江心小島也因非比尋常的意義載入史冊。

　　建軍，怎樣的密碼

　　“孫中山的革命實踐，在辛亥革命以后，遭遇到許多困難，面臨著許多問題，甚而屢遭失敗。革命實踐不斷遭遇挫折，使他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擁有一支真正可以依靠的武裝力量之重要性。”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如此分析，“建軍的基礎是建軍校，打造一支真正可以依靠的武裝力量。孫中山辦黃埔軍校，恰恰是吸取了以往他的革命實踐的經驗教訓，也總結了近代以來中國發展的經驗教訓。”

　　回看辛亥革命，盡管推翻了清廷，參照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建立了所謂的新秩序，亦即成立了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然而，在民國初年短暫的議會民主政治實踐以后，中國旋即又跌入軍閥混戰的無序狀態。其實，探看辛亥革命，從武昌起義，到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段時間以至之后一段歲月，革命力量仍要與在北京的、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勢力周旋。甚至，如果沒有袁世凱選邊站隊、逼迫清帝退位，革命勢力是否能夠于1911年10月結束中國兩千余年的帝制，亦難定論。

　　經歷20世紀10年代二次革命，亦即討伐稱帝的袁世凱，及至袁世凱去世，可革命力量并不足以推翻北洋政府。在汪朝光看來，孫中山為得到可以依靠的武裝力量而創辦軍校，最重視三件事：引進黨的力量、引進主義的力量和創新軍校的辦學方法。

　　回望百余年前，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廣州舉行。這次會議是在改組國民黨和推動國共合作的背景下舉行的。當時的孫中山，已經發現并信任起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孫中山看來，比之自己所領導的黨經歷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亦即討袁之后，仍頗顯散沙之處，中國共產黨本身是一股特別團結的向上的力量。早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上海、嘉興舉行；時隔一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召開；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特別是在廣州召開的這次會議，令孫中山找尋到他的革命的新出路——按照中共三大的決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等20多人將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李大釗被孫中山指派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在中國國民黨一大上，大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草案對三民主義作了新解釋，包含了新的內容和新的革命精神，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稱之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盡管在大會上，就有關中國共產黨黨員是否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掀起激烈爭議，比如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時，有人提及要在章程中增加“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條款，以反對共產黨員“跨黨”，但最終通過的該章程，確認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

　　2023年11月16日去世的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林家有一生致力于孫中山研究。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研究》《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覺醒》等多部專著里，林家有都曾提到，孫中山認為，建立黃埔軍校就是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有理想的革命軍作為國民革命的基礎。為此，在蘇聯援助國民黨的第一批軍事顧問波里亞克、格爾曼、捷列沙托夫、斯莫連采夫、切列潘諾夫等人到達廣州以后，孫中山還聘請鮑羅庭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的政治顧問。“黃埔建校后培養的學生不僅要具有軍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學生要具有較高政治素質和有決心為實現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英勇奮斗和獻身的精神。”林家有曾如此寫道。

　　“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橫批：“革命者來”。1924年6月16日，進入貼有這副對聯的木質牌坊的熱血青年，迎來了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并聆聽了孫中山宣布黃埔軍校訓詞。孫中山是在當天清晨6時，與夫人宋慶齡搭乘“江固”號軍艦前往黃埔軍校的。他選擇這一天進行開學典禮，大有深意——整整兩年以前，亦即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六一六兵變”。兩年時光，革命形勢已大為好轉。在討伐陳炯明的斗爭中擔任粵軍第二師參謀長的葉劍英，受命負責黃埔軍校招生和選拔教員工作。1924年3月，葉劍英呈遞了學校章程，他對教官人選、課程教材大綱的匯報獲得充分肯定。此后，葉劍英很快便擬訂通過了教學計劃，為5月開課做好準備。

　　中國共產黨方面非常重視黃埔軍校的工作。在《陸軍軍官學校最初組織官長名錄》和《第一期教職員名錄》中，能夠查閱到：1920年10月就加入中共北京小組的張申府，1922年7月入黨的茅延楨、1922年9月入黨并列席過中共三大的金佛莊、1924年入黨的曹石泉等共14名中共黨員，其中最為著名者，當屬1921年春加入中共巴黎小組的周恩來——1924年11月，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來的到任，與張申府推薦有關。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張申府是“南陳北李”之間的聯絡者，后由李大釗推薦，參與黃埔軍校籌建工作，并擔任蔣介石的翻譯。在黃埔軍校成立之際，張申府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離去后，代理主任。作為最早加入黃埔軍校領導層的中國共產黨人、“中共黃埔第一人”，張申府向校方開列一張15人海外優秀學子名單，其中列首位的是周恩來。

　　周恩來到任后，充實了政治部機構，建立起一套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重訂政治教育計劃，加強政治課的教學，豐富政治教育內容。軍校還經常邀請國共兩黨領導人來校演講，講解有關革命的各種問題。后來，共產黨人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人也到軍校擔任政治教官，他們授課很受學生歡迎。

　　就學員來說，中國共產黨從全國各地選派大批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軍校學習。

　　按《第一期同學姓名籍貫表》，進校前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有1921年10月入黨的蔣先云、1923年入黨的宣俠父、1922年入黨的陳賡等28人。其中陳賡的傳奇之處在于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東征討伐軍閥陳炯明時，蔣介石前往前線督戰，遇到部隊潰散，急得這位黃埔軍校校長對警衛連連長陳賡說，自己要開槍自殺成仁。陳賡告訴蔣校長：“這個部隊的軍官不是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不是你的學生。我們撤退到安全地點，再收攏部隊，還可以再打。”蔣介石聽了陳賡的話，借坎下臺階，不自殺了。當時腳上的傷口還沒好的陳賡背著蔣校長，跑到一條河邊，送上一艘船。這算是救了蔣一條命。

　　在校期間，則有進步青年徐向前、左權等99位黃埔一期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其中當然也有諸如侯鏡如、李默庵這樣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漸漸脫離中共，卻在日后又回到人民懷抱者。

　　回看黃埔軍校前六期師生中，還有諸如聶榮臻、惲代英等著名共產黨人曾留下足跡。

　　以黃埔軍校政治部為陣地，以師生中的中共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為骨干，周恩來指導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嶄新的政治制度、豐富的政治教育，有力地激發了師生們的革命熱情，校園內革命空氣也空前高漲，出現了新的氣象。

　　1924年8月，軍校根據孫中山的命令，扣押廣州商團私運軍械9000多支。黃埔軍校先后成立教導第一、二團。1925年4月，經廖仲愷提議，決定以軍校教導團第一、二團成立黨軍第一旅。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將所屬各軍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黨軍與軍校分離，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與軍校教導團成立幾乎同時，以黃埔軍校學生為主要骨干的另一支革命武裝——鐵甲車隊也建立了。“這支革命武裝，是周恩來和中共廣東區委向孫中山建議并征得他同意后，從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中抽調部分黨、團員作為骨干建立起來的。它的番號全稱是‘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中共從黃埔軍校第一期師生中選調了一批人擔任干部，又從各地調來一批工人、農民、青年充當隊員，也有一部分隊員來自大元帥府的衛士隊，全隊人員150人左右。”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盧毅教授分析，“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力量。第二次東征勝利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鐵甲車隊全部和從黃埔軍校抽調的一部分人為骨干，組建了又一支革命軍隊——葉挺獨立團。這支軍隊的正式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1925年11月在廣東肇慶正式成立。獨立團連以上干部大都是共產黨員。全團設立黨支部，由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葉挺獨立團迅速成為一支有高度政治覺悟、有堅強戰斗力的革命軍隊。”

　　對于這段歷史，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黨雖然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個時期，對此也還認識不足；但是從一九二四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已進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經過援助國民黨的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黨已掌握了一部分軍隊。”

　　統一，民族復興之基

　　黃埔軍校之成立，很大程度上在于孫中山希望中國統一。無論在南京出任臨時大總統，還是此后三次開府廣州，孫中山多次表明要用北伐武力統一中國。如他在1912年初表明：“北伐之舉，有進無退……臨時政府所以枕戈不遑者，方在破虜一事”；其1918年春，幾度要求滇軍各將士擁護軍政府的北伐，“一致進行，排除障礙，統一中國”。在1921年以后，孫又多次強調:“北伐之舉，吾等不得不行，……能出兵則可以統一中國”；“統一南北，必以革命之道行之”——“打破武人專制，是我向來的主張，欲貫徹主張就不能不出兵北伐”，“舍此實無良策”；吾輩“最終的高于一切的目的，是舉行北伐，統一全中國”。

　　然而，回看黃埔建軍前后，孫中山還曾多次表達了和平統一中國的美好愿望。1918年10月，孫中山曾稱：護法各省為“求根本之統一與和平”，雖“不得已而用兵”，但戰禍不可再延，和平急待恢復，故余定“以求和平之根本解決為救國之唯一方針”。1922年，他再三強調：“余素來主張中國南北和平統一”，“解決中國問題，余之政策在以各種和平方法統一國家”，故“對于北廷，仍主張以和平促進統一”。他甚至提出：應以“化兵為工之策，……為今時救國不二法門”——主張通過“廢督裁兵”手段，來讓各省軍閥服從民意，以便實現國家和平統一。

　　在黃埔軍校成立，且完成二期招生之際，在北京，馮玉祥于1924年10月23日發動“首都革命”。之后，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先后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遂提出“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的主張，于當年11月離開廣州，先到上海，后于12月底扶病抵達北京。由此可見，堅持和平統一中國，其實也是孫中山的一貫思想主張。1924年冬，在北上途中，孫中山曾鄭重宣布：這次“我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向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

　　然而，直至1925年3月12日于北京病逝，孫中山并沒有見到中國之和平統一。之后的北伐，黃埔師生戰功卓著。特別是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攸縣、醴陵、平江、中伙鋪車站、汀泗橋、賀勝橋、武昌，每戰必勝。

　　令人發指的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從上海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可之后，按照汪朝光的說法，黃埔師生在抗日戰爭中，仍發揮了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立下赫赫戰功。

　　其中值得一書的是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率領“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黃埔四期生謝晉元。近日，據謝晉元孫子謝偉、孫女謝駿透露，謝晉元曾在1938年11月下半月入住當時的法租界宏恩醫院治療。“祖父1937年10月26日接到孫元良手令之后，五天五夜不眠不休，甚至連續一兩天粒米未進。這樣的情況，使得撤出陣地后的他感到身體出現狀況。”謝偉、謝駿稱，“開始因長期饑餓過頭，胃部失去感覺，經常反酸、腹痛，進而反復胃出血、冒冷汗，以致昏倒在此。孤軍營醫官湯聘辛救治后，認為要住院治療，經當時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祖父得以前往宏恩醫院治療。”

　　宏恩醫院系如今滬上鼎鼎大名的三甲醫院華東醫院的前身。在當年來說，宏恩醫院也是租界內較好的醫院，是一般的巡捕醫院所無法比擬的。而宏恩醫院方面也對抗日英雄尊敬有加，單獨專門安排了兩間病房，與一般的住院病區及門診分開，沒有閑雜人等打擾，比較安靜。萬國商團中華隊隊長鄭俠飛隨同住進醫院，做英文翻譯、各方聯絡及日常照料工作。聽說抗日英雄要住院，醫護人員都十分高興，護士們個個興高采烈，把病房內外打掃得干干凈凈，每天都有人送來鮮花，房間里彌漫著清香。謝晉元身體稍微恢復以后，應醫護人員的要求與他們合影留念，并寫了一些條幅，分別贈送。鄭俠飛得到的一幅中堂，寫著“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還有一副對聯，上聯是“養天地正氣”，下聯是“法古今完人”。“這表達了祖父存身立命的做人準則，也與人共勉。”5月，到華東醫院探尋祖父就醫痕跡的謝駿不無感慨地說。

　　在謝晉元浴血奮戰于淞滬戰場的同時，他的黃埔四期步兵科同學林彪正率領八路軍115師取得平型關大捷！此戰，是國共兩黨“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第二次握手合作。就八路軍來說，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犧牲的最高將領是副總參謀長、黃埔一期生左權。1942年，在敵偽掃蕩期間，37歲的左權被彈片擊中，血染太行，以身殉國……

　　毛澤東指示，要大力宣傳左權的事跡和英雄主義精神。朱德總司令寫下千字悼文刊登在《解放日報》。作為曾在黃埔軍校為左權師長的周恩來，寫下了《左權同志精神不死》，刻碑悼念！

　　1945年抗戰勝利，本是中華兒女統一建國復興國家的大好時刻，黃埔同學本該聯合起來一起建設國家。無奈曾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發動內戰，不僅令國家再次處于硝煙之中，也令昔日同窗再次面臨你死我活的戰場廝殺。諸如杜聿明、黃維、宋希濂等黃埔學生出身的國民黨軍“名將”，最終都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俘虜……

　　待晚年，這些曾經的俘虜，對中國統一之期盼，卻非常強烈。比如1959年獲得特赦的宋希濂，于1980年赴美探親，后定居美國。1982年8月任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首席顧問。1984年參與發起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任副會長。

　　當年6月16日，亦即黃埔軍校成立60年之際，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黃埔一期生、畢業時留校任排長的徐向前元帥擔任會長。出任鄧小平等親切關懷下成立的這一愛國群眾團體之會長，徐向前說出了同學會的宗旨：“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

　　如今，又四十年過去，臺灣黃埔軍校同學會后代聯誼會理事長、臺灣陸軍軍官學校史政顧問、上海軍聲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裁丘智賢在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表示，自己出生在臺灣省，長大成人后得知父親是黃埔二十一期工兵科學生。“家父當年投筆從戎投身抗戰，盼望的是下一代的中國人有和平美好的生活！”如今，雖然兩岸尚未統一，且島內“臺獨”勢力有所抬頭。但在丘智賢看來，“臺北國民革命忠烈祠當中，黃埔建校初期在東征、北伐犧牲的章琰、曹淵、蔣先云等中共黨員，同樣奉祀不絕；兩岸開放之后，黃埔同學與后代交流頻繁”。

　　“回首一百年來，黃埔軍校以其獨特的精神魅力，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團結奮斗的象征之一。今天，我們當然更需要弘揚黃埔精神，它不僅是對歷史的紀念，更是對未來的期許。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以堅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這是丘智賢的看法，也是海峽兩岸真正的黃埔軍人以及后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