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在經過不到5個月的緊張籌備，黃埔軍校正式創建成立，舉行開學典禮，建校初期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設在廣州東南的黃埔島，史稱“黃埔軍校”。后更名為“國民革命軍黃埔軍官學校”。時至今日，黃埔軍校建校97周年之際，我們相聚一堂，舉辦以“傳承紅色傳統？發揚黃埔精神？促進祖國統一”為主題的第14屆黃埔論壇，暢談“共產黨人與黃埔軍校”關系，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追憶那段無比艱難困苦卻又無尚榮光的輝煌歲月，個人深深地感到黃埔軍校最初創建、成長與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功不可沒。共產黨人不忘初心，很好地傳承、發展了黃埔傳統和黃埔精神，振興中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黃埔革命任務，已經歷史地落到了共產黨人肩頭！

　　一、中國共產黨人為黃埔軍校創建不遺余力。黃埔軍校雖為中國國民黨所創辦，但中國共產黨人積極置身其中，為這所不同凡響的軍校的創建立下汗馬功勞，說得確切些，黃埔軍校應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產物，黃埔軍校的創建，中國共產黨人功不可沒，發揮了重要的、無可替代的作用。

　　1924年1月下旬，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創建黃埔軍校，為國民革命軍訓練軍官，為北伐統一中國培養軍事力量，有力推動和促進了黃埔軍校的創建和發展。大會決定對國民黨實行全面改組，容納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如此決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被稱為國共兩黨的“黨內合作”，尤其是為國共合作籌備、創建黃埔軍校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其實，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策只是被動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應該說共產黨在推動國共兩黨合作、共同發起大革命上較之國民黨更為積極。早在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春園（今廣州市新河浦24號）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就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決定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公無私精神，為革命的大局，不惜放棄小我，此舉為國共合作掃清了障礙，創造了條件。若非共產黨人的顧全大局，決議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恐怕很難有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及北伐革命得以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

　　應該說，黃埔軍校的籌備、創建工作，從制定教學計劃、招生到開學初的各項工作，都有共產黨人認真忙碌的身影，他們的積極參與，為軍校的順利創建做出重要貢獻。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親自下令籌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宣布成立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敲定設立軍校籌備處（設于廣州南堤2號辦公），指派蔣介石、廖仲愷等人負責籌備工作，時任孫中山創建的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的葉劍英，應廖仲愷的邀請，滿懷革命熱情投入軍校籌辦工作。共產黨人張崧年（張申府）、茅延楨、金佛莊、徐成章等均參加了黃埔軍校的籌辦工作，為軍校的創建勞心費力，做出很多貢獻。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多人應邀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李大釗等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等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他們為黃埔軍校的創建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學員的招生工作，為軍校推薦了一大批年輕有為的年輕軍官，為軍校的創建立下汗馬功勞。

　　二、中國共產黨人為黃埔軍校最初的成長、發展貢獻巨大。黃埔軍校建立后，共產黨人一如既往，給予積極支持。軍校各項工作中到處都有共產黨人的身影，包括軍事學習訓練、政治工作等等。據1936年出版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第三編所收《陸軍軍官學校最初組織官長名錄》及《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同學錄》所收《第一期教職員名錄》，這兩份名單實際錄名78人，包括孫中山、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而其中張崧年（政治部副主任）、茅延楨（第二隊隊長）、金佛莊（第三隊隊長）、郭俊（第三隊區隊長）、嚴鳳儀（第四隊副隊長）、胡公冕（管理部衛兵長）、徐堅（特別官佐）、徐成章（特別官佐）、周恩來（政治部主任）等9人，可以認定在1924年以前已經加入共產黨。其他包括葉劍英同志任教授部副主任，聶榮臻任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陳毅任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文書，惲代英任軍校政治部主任教官，雷經天任軍校政治部宣傳科長，楊林任黃埔學生隊長，邵力子，任黃埔軍校辦公廳秘書處少將秘書長兼政治部副主任。還有包括參加國民黨“一大”的共產黨人、浙江代表胡公冕后擔任黃埔軍校的衛隊長，直隸代表于樹德擔任軍校教官，直隸代表韓麟符，擔任軍校“軍官政治研究班”主任教官。可見，在黃埔的師資隊伍中共產黨人占有一定比例。

　　黃埔軍校創建之時，當時的革命形勢極其嚴峻，軍閥割據，各省多在軍閥勢力掌控范圍內，國、共兩黨不能公開活動，黃埔軍校也不能公開招生，許多活動受到嚴格限制。因此，軍校委托參加中國國民黨“一大”的國共兩黨代表，請他們返回原籍后代為辦理軍校招生事宜，介紹革命青年來校應試。中國共產黨人積極響應，共產黨地方組織迅速運用組織手段和各種靈活措施，積極開展招生工作，從全國各地動員、選派大批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報考軍校，接受軍事訓練和教育，李大釗、毛澤東、譚平山、董必武、于樹德等介紹諸多共產黨員或非共產黨員的有志青年報考黃埔軍校，其中經李大釗介紹報考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多達13人，包括蕭洪、韓紹文、曾擴情、張忠頫、周惠元、王君培、胡遯、陸杰、唐澍、石美麟、陳以仁、張鼎銘、孫元良等。經由毛澤東推薦介紹的黃埔第一期學員，有蔣先云、伍文生、張際春、趙枏、李漢藩、李琨等六位。在黃埔第一期學生中還包括有陳賡、左權、徐象謙（徐向前）、許繼慎等共產黨員和青年團等共約五六十人，約占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據有關資料估計，黃埔本校前六期中共黨員不少于800人，約占1927年初廣東省黨員人數的十分之一，全國黨員人數的百分之一點三，其中入校前、在校及離校后黨的黨員人數，共計近600人 。可見，在軍校學員隊伍中，共產黨人也占有一定比例，為黃埔軍校發展壯大，培養更多的革命軍事力量，共產黨人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初期黃埔軍校的中堅骨干力量。

　　三、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光大了黃埔的優良傳統。當年黃埔軍校的創建，可以說是一所嶄新的軍事政治院校，與一切舊式軍校有著本質區別，其最大特點就是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作用，在軍中設立黨代表制度，把政治教育提到和軍事訓練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僅高度重視培養學員的軍事素質，同時，十分注重培養學員的政治素質，這也是黃埔軍校人才倍出、取得重大成功的關鍵所在。黃埔軍校之所以能在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揮師北伐的戰斗中立下赫赫戰功，與其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是密不可分的。

　　說起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雖系借鑒于蘇聯紅軍的經驗，在軍校中設立黨代表和政治工作部。但真正發揮軍隊政治工作作用的當屬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的戴季陶擔任黃埔政治部主任時，政治部只是個空架子，下無具體機構。周恩來任主任后，情況大有改觀，軍校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不僅組織架構不斷完善，黨代表下設的政治部，增加了具體的職能部門，包括編撰、指導、秘書等機構，可說是初具規模，同時，還創造性地制定了一套軍隊政治工作的理論和制度。后熊雄接任，加之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等一批“紅色教官”加盟，政治部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下設機構更加豐滿，包括：總務科（下設財務股、事務股）、宣傳科（下設編撰股、發行股、指導股）、黨務（下設組織股、調查股） 以及編譯委員會、政治指導委員會、俱樂部、圖書股、書報流通所等。政治部的組織機構不斷完善，政治工作得到極大加強，革命教育功能得以充分體現。軍校的政治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政治教育一點也不枯燥，除理論知識授課外，還采用政治演講會、政治討論會、政治問答箱等形式，增強學員參加政治教育的興趣，提高學員們對政治問題的觀察力。當年，不少“社會名流”經常受邀前來軍校進行專題報告，與學員面對面交流，校禮堂里常常回蕩著他們妙趣橫生、豐富多彩的演講，毛澤東、劉少奇、彭湃、何香凝等都曾應邀到校演講，開闊了學員們的視野，豐富了學員們的知識，大大提高了學員們的政治素質。據曾在軍校政治部工作過的聶榮臻回憶，由于黃埔軍校是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大力協助下創辦的，共產黨在軍校中有很高的威信，軍校的政治工作，更是黨一手建立起來的，所以黨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更高。

　　這種好的傳統也植入國民革命軍中，發揮了良好作用。只是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背叛革命，廢除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方針，對共產黨痛下殺手，瘋狂鎮壓工農及學生運動，黃埔的一些優良傳統弱化甚至遭廢棄，黨代表制度被取消，國民黨的性質發生重大改變。可中國共產黨人卻始終堅守初心，繼承黃埔的優良傳統，黨代表制度得到進一步加強，黨指揮槍，非常明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軍中團級以上設政治委員、營級設教導員，連級設指導員，軍中各級設立黨組織，最著名的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將支部建在連上，充分發揮了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軍隊的政治工作始終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正所謂政治工作是統帥、是靈魂，如果解決不好為誰扛槍、為誰打仗這一根本性問題，就很難激發廣大官兵的信心、斗志，人民軍隊的性質就會改變。自1927年國共決裂，中國共產黨一如既往，不僅繼承了黃埔優良的政治傳統，更是繼往開來、發揚光大。

　　四、中國共產黨人為黃埔軍校增光添彩譜寫華章。黃埔軍校培養的軍事人才舉世矚目，其中共產黨人不遑多讓。由于蔣介石背叛革命，共產黨人參加黃埔軍校的時間較短，主要在前六期，盡管如此，依然是一大批人才涌出，聲名顯赫、戰功卓著、星光燦爛，為中國革命做出重大突出貢獻，也為黃埔軍校增光添彩，譜寫新的華章。根據《黨史縱橫》1991年第1期記載，僅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的開國將帥中，就有34人（另有反映為36人，其中列入陳毅、蕭克）與黃埔軍校關系密切，接受過黃埔精神熏陶。其中：

　　開國元帥中4人，徐向前，黃埔1期生，后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等；聶榮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后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葉劍英，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等；林彪，黃埔4期生，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等。另有資料列入陳毅，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文書，后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

　　開國大將3人，分別是陳賡，黃埔1期生，后任國防部副部長等職；羅瑞卿，黃埔5期生（武漢分校），后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等職；許光達；黃埔5期生，后任國防部副部長等職。

　　開國上將7人，周士第，黃埔一期生，新中國成立后，系首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軍司令員。陳明仁，黃埔一期生，毛澤東曾對他說：“我看林彪打仗就是不如你”，后任湖南軍區副司令員、四野第21兵團司令員、55軍軍長等職。張宗遜，黃埔5期生，后任總參副總參謀長、總后勤部部長等職。楊至成，黃埔5期生，后任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兼院務部部長等職。宋時輪，黃埔5期生，后任軍事科學院院長等職。陳奇涵，黃埔6期生，后任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等職。郭天民，黃埔6期生，后任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此外還有將上將排名之首的蕭克列入，其原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憲兵教練所學習軍事，該校后并入黃埔軍校。后任解放軍軍訓部部長、訓練總監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軍政大學校長、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

　　此外，還有開國中將8人，分別是閻揆要、彭明治、常乾坤、唐天際、曾澤生、倪志亮、郭化若、譚希林。開國少將12人，分別是袁也烈、曹廣化、李逸民、方之中、洪水、廖運周、張開荊、周文在、白天、朱家璧、徐介藩、高存信新中國成立后，均在解放軍中擔任要職。

　　此外，革命斗爭中建立了輝煌業績的黃埔軍校著名共產黨人，還有在1955年授銜前已經犧牲或未授予軍銜的軍職以上師生50余人，有的成為中國共產黨著名的政治家、理論家、外交家，與上述將帥之星一樣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立下不朽功勛！

　　五、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始終堅守黃埔精神。國共兩黨創建黃埔軍校，誕生了“愛國與革命”的黃埔精神。“愛國”，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和義務，作為炎黃子孫，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自是要愛我中華，愛中國的每一寸國土。就當前兩岸關系的特殊狀況下，是既要愛大陸，也要愛臺灣，積極維護兩岸一家親、兩岸一家人的血濃于水的深情厚誼，積極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創造條件，這才是真正應有的愛國立場和態度。現今，在臺灣有相當一部分人，只侈談什么愛臺灣，而“革命”，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追求國家的統一，唯有國家統一了，才有利于振興中華，促進國家的繁榮昌盛、發展強大。創建黃埔軍校，就是要設法打造一支不同過往的現代化軍隊，積蓄革命力量，以爭取實現國家的統一。軍校建立后，黃埔師生躍馬揮刀參加東征、北伐之役，無一不是在追求國家統一、蕩平民族獨立和復興障礙的輝煌行動和生動詮釋。黃埔軍校早期的畢業生，均需宣誓：“決志于廣東統一后，更努力于全國統一。”將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作為畢生的追求。然而，時至今日，兩岸仍處于分治狀態，祖國尚未完成統一，黃埔軍校的革命目標尚未達成。當前兩岸關系錯綜復雜，臺海局勢風云變幻，祖國統一的前景依然嚴峻。

　　美亡我之心不死，對華戰略定位依舊，拜登新政府仍視中國大陸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及對美霸權地位的最大威脅，拜登公開宣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給美國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都帶來了直接挑戰，揚言“將直面中國的經濟惡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脅迫性的行為，頂回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的攻擊”。國務卿布林肯明確表示，在所有國家中，中國對美構成了“最重大的挑戰”，強調美國在處理與中國的關系時“都必須能夠處在優勢地位而不是弱勢地位來與中國打交道”，這種優勢主要包括強大的同盟關系、“在全球以及國際機構中的積極參與”、“價值觀優勢”、美國軍隊的威懾力等等。所以，拜登政府一如特朗普政權，繼續狂打“臺灣牌”，強調“與臺灣關系法”與“六項保證”，宣稱美對臺灣的承諾“堅若磐石”，揚言持續協助臺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以便更好地利用臺灣抗衡大陸。美還將臺海局勢高度緊張的責任歸咎大陸，指責大陸“對臺軍事脅迫已威脅區域和平穩定”，敦促大陸“停止對臺的軍事、外交和經濟施壓”，很明確地表現出美國繼續力挺臺灣、利用臺灣、“以臺遏華”的圖謀，企圖遲滯中國統一的步伐，力阻中國的強大、崛起。

　　在美國的力挺與慫恿下，民進黨執政當局心甘情愿“依美抗陸”，積極充當美國的戰略棋子及遏制中國大陸的打手。為博得美國主子的歡心，同時也是為了追求“臺獨”的核心價值，他們數典忘祖，根本不當自己是中國人。自2016年蔡英文上臺、民進黨重新執政以來，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不接受“兩岸一中”的現狀，瘋狂“去中國化”，力推“漸近式臺獨”，在教育方面上下其手，廢除馬時期微調課綱，換回扁時期滿含“臺獨”史觀課綱，最典型的是通過“12年公共教育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將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調整為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中國史并入東亞史，中國成了外國；新課綱直接否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臺灣地位未定論”死灰復燃，繼續鼓吹“一邊一國”和“兩國論”。在文化上另搞一套，推動所謂“文化基本法”立法，刻意不提中華文化及“中華民國”，強調“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將臺灣歸類為“南島文化”，與中華民族是不同血統；大肆“去祖化”、“去孔子化”、“去媽祖化”“去蔣化”，將傳統的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相隔離，徹底否定中華文化對臺灣文化的巨大影響，否定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一個分支的事實，進而從根上將二者截然地割離開來，否定兩岸同源、同種、同根。甚至“借疫謀獨”，2020年暴發新冠疫情，民進黨執政當局利用疫情爭取加入世衛組織、謀求兩岸對等地位，防疫政治化，使得兩岸關系雪上加霜。民進黨執政當局還炮制“國安五法”“反滲透法”等法規，力阻兩岸關系發展，尤其是借疫情將大陸列為紅色禁區，禁止大陸人士入臺，驅離在臺大陸民眾，隔離陸生，關停“小三通”，收縮“大三通”，操弄修改“健保法”，大幅增加在大陸經商、工作的臺胞等人員的健保費繳交額度；以“兩岸關系條例”的相關規定為借口，對在大陸工作的臺胞開罰，2020年下半年，一次開罰37人，查處86人；2021年新年前，臺經濟主管部門發布所謂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進一步嚴審限制陸資赴臺，不僅嚴禁大陸“黨政軍相關企業”赴臺投資，還由超過三成持股比例的認定方式改為“逐層認定，避免陸資跨境多重投資”，更要禁絕任何“政治性”主體參與投資。這些對兩岸關系、包括兩岸民間關系均有極大限縮作用，祖國和平統一的前景更加嚴峻。

　　國民黨與過往也是不可同日而語，實力不斷弱化，島內“藍大于綠”的政治力量對比已經發生逆轉，國民黨地位嚴重下降，影響力大幅滑落，戰斗力薄弱，無法有效監督、制衡民進黨執政當局，依然是“內斗內行、外斗外行”，面對民進黨的強力打壓，應對乏力，處境艱困，龐大的黨產被沒收，黨工工資開不出，基層組織的正常運作十分困難。作為在野黨，體制內的斗爭缺乏實力，“國會”僅有35席，又不如民進黨在野時會搞事，民進黨想通過的議案多都能如愿。體制外斗爭不擅長，街頭社會運動不會搞，拿民進黨沒辦法，制衡能力薄弱。該黨不斷綠化，黨的核心價值趨淡，拿香跟拜，向民進黨靠攏。2016年大選敗北，黨內部分少壯派人士竟然遷怒于“中國國民黨”黨名，學著民進黨的“去中國化”，主張將黨名中的“中國”去掉。2020年初“二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后，又將敗選責任歸咎“九二共識”，當年7月國民黨改革委員會召開大會，對“九二共識”明肯實否，僅肯定“九二共識”的歷史貢獻，對之現實作用則予否定。現今的國民黨在兩岸關系方面縮手縮腳、畏首畏尾，過去作為“臺獨”“剎車皮”及兩岸關系發展的積極推手作用嚴重弱化。當年的黃埔精神國民黨似乎已經淡忘，革命的目標已經不那么清晰。

　　現今，惟有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一如既往繼承著黃埔精神，牢記革命的使命，黃埔追求振舉中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任務已經歷史地落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這么多年來，共產黨人孜孜不倦、不懈努力，與國民黨及島內進步力量一道積極推動兩岸關系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只是島內第三次政黨輪替，蔡英文上臺、民進黨重新執政，使得兩岸關系大好局面不復存在，但是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放棄，依然是一如既往，甚至是加大了力道，剛柔并濟，一方面，軟的更軟，出臺了一系列惠臺政策，設法讓臺灣同胞享受與大陸公民同等待遇，分享大陸改革開放發展的紅利；明確提出探索“兩制”臺灣方案，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吸收臺灣各方意見，積極為推動祖國的和平統一奠定基礎，創造條件。另一方面，硬的更硬，對和平統一的艱巨性有充分認識，對島內濃郁的“臺獨”傾向嚴重關切，積極設法做好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準備，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堅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推動祖國統一的堅定決心，表示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展現了必要時將以雷霆手段粉碎任何的“臺獨”分裂活動。相信，共產黨人沒有忘記初心，定會牢記黃埔使命，振興中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重任，共產黨人一定會圓滿完成！（作者系南京大學臺研所教授、南京大學中國南海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